初冬怀王仰晨先生

初冬怀王仰晨先生

现在后三楼，是有些萧条寥落了。

上楼进门，两旁窗前地上，摆着些花花草草，再往里走，左边是几个铁架子，紧挨着一摞一摞都是杂志，有的堆得很高，然后是一溜旧柜子，把一条并不长的楼道挤占得满满的，里边每个房间的门大都是关着的，显得黑黢黢的，没有多少光亮。

在这里办公的现代文学编辑室和《新文学史料》编辑部，是已经分开的两个部室，人员都加起来，也不过六七个。八四年底毕业分到人文社来那会儿，可不是这个样子。

那时候，两个部门大概有十四五个人之多。进门拐弯，北侧第一个小房间，是秘书办公室。楼道里没有任何杂物，敞亮而又清爽。《史料》编辑部在楼下还有一间办公室。不久，我即奉命做《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的责任编辑，社里又在后三楼的另一侧，给我和张小鼎先生安排了一个房间。现编室主任陈早春先生的办公室，就在南侧中间，他当了副总编辑之后，并没有立即搬到社务会成员集中在一起办公的前楼去。

那也许是现编室最热火的时光了吧：十六卷本《鲁迅全集》于1981年出版后，没多久就印了几万套；郭沫若、茅盾、巴金的全集，老舍的文集，也都在陆续编辑出版；其他如“原本选印”、“文学流派创作选”等丛书，都受到了文学界和读者的欢迎……室里人气颇旺，大家干起活来，是很起劲的。

现在的后三楼

两个部门时分时合，但开会似乎总是在一起的；吃午饭的时候，有些同事也常常聚在南侧头一个房间里，闲聊。然而，这些场合，却从来见不到王仰晨先生。那个春天，我新结婚不久，编辑室同事还曾一起到我家来“贺喜”，人几乎齐了。然而记忆里，仿佛王仰晨先生没有来。

这个看上去总是独往独来的老编辑，其实并非由于孤僻或孤傲才如此，而是因为他实在太忙了。恐怕，他当时是全社独一无二的、最忙的“单干户”。

那时候，《茅盾全集》尚未出齐，《巴金全集》就又启动了，责编都是他。这对于一个已经年过花甲，且患有多种疾病的人来说，工作量显然是过大了，大到一个身体健康、精力旺盛的人都难以负载，何况他这样一个病弱的老人呢？

然而，这些活儿，他都一个人承担了起来。退离休与否，对他来说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巴金全集》二十六卷、《巴金译文全集》十卷、《茅盾全集》后七卷的编辑工作，都是他在1986年办了离休手续之后完成的。无论在社里还是在家中，白昼还是夜晚，他手里的活儿，都多得干不完；连聊会儿天，也都会觉得浪费时间；别的事，就更无暇顾及了。

一个曾和他在鲁编室工作过的老同事，私下里给我讲过他的两个小故事：一是他曾严肃批评一个同事不应该看报，说是上班时间要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地工作，看报则应该利用业余时间，那个同事为此和他闹得脸红脖子粗；二是私人通信，他从来不用出版社的信纸、信封，认为公私应该分得一清二楚。

唉唉，像他这样认真而又较真的人，以前真的还从未听说过。

到现编室没多久，一天，正往楼上走，在楼梯拐弯处，遇到一个很不起眼儿的小老头儿，相貌衣着平常得不能再平常、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站在那儿，嘴里喘着粗气。身上穿着中山装，虽有些旧，但是挺干净。手里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布口袋，深蓝色的。

——他，就是王仰晨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后来得知，王仰晨先生年轻时就肺不好，曾经咳过血，到了冬季，症状就更加厉害了。这也就难怪，冬天在他上楼走到楼梯拐弯处，喘口气歇一歇的时候，我偶尔遇见他了。只不过，此刻他外边穿的是一件黑呢子短大衣，鞋呢，是那个年代老年人常穿的一种深蓝色绒面、脚面上有个舌头的棉夹鞋。有时候，会看到他眯缝着的眼睛里，含着一汪泪水，怕是在路上被寒风吹的吧。

几乎没见他抽过烟。忘了什么时候了，有一次，偶然瞥见他坐在沙发里，跷着二郎腿，而且手里竟还夹着一支烟，使我感到有些吃惊和意外。他先是吸了一口，但并没有把烟吸进肺里，就马上吐了出来，简直像一个初学抽烟的人似的，样子实在有点好笑。后来猜想，他可能是犯了烟瘾，难以抑制，就权且以这种方式，来暂时过过瘾，舒解一下吧。

不久，室里就安排我从第2卷起，担任《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的责编，终审便是王仰晨先生。这工作，使我有机会接近并了解他。

然而，他的话很少。只是嘱咐过我一次，说对稿子的改动，最好就写在有错的字词或句子旁边，不要大笔一挥，画一条线，引出来，那其实是改校样的做法，以避免排字工人改校样时看不到（那时还是铅印），稿子越干净，越清楚，排出校样来，错就会越少。

每一卷书稿看完，就交给他。过了些天，他把审完的稿子退给我。我一页一页地又重翻一遍，他对注释文字的修改加工，我都要认真看过，边看边琢磨为什么要改，为什么要这样改。他的字写得很小，细细瘦瘦、密密实实的，但还是能看得清楚的。就这样，慢慢地，边干边跟他学如何发稿，如何根据某种体例和格式来做注释，以及各种不同体裁的文章顺序如何编排……记得收有书信的那一卷，我对编者编定的个别文章排序，提出了重新调整意见，居然得到了他的首肯。

彼此稍稍熟悉了之后，他依然话不多，少言寡语，还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然而，他对待工作的一丝不苟、极端负责，审稿的极为细心认真，却让我很受触动。于是，对他怀着敬畏之心，看稿子的时候，不敢有丝毫马虎懈怠。

突然有一回，他叫我到位于后三楼北侧中间他的办公室去。我还以为稿子出了什么差错，颇有点惴惴不安。隔着桌子，坐在他的对面，听他慢声细语地说：“做编辑，最重要的，就是认真；年轻人尤其要踏实，要坐得住；看稿子，一定要细心、细心，再细心，那还容易出错呢……”

晚年的王仰晨先生

他话音不高，或者说简直有点低；说着说着，竟近乎自言自语了；甚至是嗫嚅着，稍微走神就可能听不大清楚。

他又说：“看来，你还是能坐得住的。”还嘱咐我要好好努力。说到后来，他脸上露出了一丝平时难得见到的笑容。

他的这番教诲，虽然不曾书写出来，当做座右铭来鞭策自己，但却使我每每想起，便不能不戒慎惕厉。二十多年了，未曾忘却。

1988年1月8日，我过马路时被摩托车撞伤，有二三十分钟不省人事，被紧急送往中日友好医院抢救。在寒冬腊月的北风里，第一时间赶到急诊观察室来探望我的，就有王仰晨先生，还有早已当了社长的陈早春先生和副社长林敬先生。

我被摩托车撞成颅骨塌陷性骨折，吐了小半脸盆血，脑袋肿得像个血葫芦，躺在床上，昏昏迷迷，眼前的一切都看不清楚，只觉得床前立着三个模模糊糊的人影。后来心里推想，那天，王仰晨先生一定是穿着那件黑呢子短大衣来的。

伤好出院，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才上班。此时，王仰晨先生已看过《瞿秋白文集》第6卷付型样。书不久也印出来了。这一卷有作者关于拉丁化文字的改革方案，无论是文字内容，还是版式、格式、字号和字体，都极复杂繁琐。看起来十分琐细烦难，发稿时就感到头疼得很。伤病期间，王仰晨先生替我把没做完的工作全部完成了。可是对于此事，他却从未提起过。想起来，就万分感激和愧怍。

《瞿秋白文集》编辑工作结束后，和他的工作关系暂告一段落，没有什么具体联系，见面就越来越少了。只是知道他依然很忙，在继续为《巴金全集》忙碌。极偶然地，会在楼道里、楼梯上或院子里碰到他。

1993年9月，我不得不离开了环境气氛已经大大不同以往的现编室。那时，后三楼也早已几乎很难再见到王仰晨先生的身影了。然而，他却是我在现编室遇到的、在编辑工作上对我帮助最大、我时时想起的一位前辈。

后来有一回，忘了是为了什么事，还到他家里去过，看见在他的书桌上，就放着一大摞书稿。有一年春节前夕，我和同事H，还有参与编辑1981年版《鲁迅全集》编注工作的陈琼芝先生，在他十里堡寓所附近的一家餐馆，请他吃饭，并向他拜个早年。那个时候，社里的经营每况愈下，风气也不大正常，还冒出了什么“金刚”、“名旦”之类的说法……对这些现象，大家是有腹诽、有看法的。

一次，社务会头头和全社中层干部分成两片，开会，说是要学中共十五大报告，结合社里的实际，谈问题。我参加了编辑部门这一片的会。谈什么“问题”呢？还不是这种会上常听到的“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无聊无用的废话，或是人们已经听腻了的那些套话、空话、假话、自欺欺人的话？而面对死气活样的现状，再说这些，还有什么兴味、什么意思呢？不是徒然地浪费时间、虚耗生命吗？

于是，轮到我发言时，就道出了在心里憋了好久而不能不说的一些话来：“……现在的人文社，就像一艘破大船，在图书市场的大风浪中，在激烈的竞争中，快要倾覆了，沉没了。而船上的人，有的茫然不知，有的浑然不觉，还有的……”

“在想自己的退路吧？”副总编辑高贤均插话道。

“如果冯雪峰担任第一任社长的人文社，真的在市场竞争的风浪中失败了、垮掉了，我们在座的，都是罪人，但是你们——”说到这儿，不免有些激动起来，就伸出了右臂，岔开五指，指向坐在会场一角沙发里的几个社务会领导人，大声道，“要负主要责任！”……

见到王仰晨先生，当他十分关切地问起社里的情况时，就一股脑儿向他倾诉了心里郁积了很长时间的一些看法、忧虑和愤懑。

王仰晨手迹

听着听着，他气愤地说道：“要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推荐他了！”脸上显出了怒气冲冲的神色，声音也提高了好几度。

以前去看望林辰先生，也曾向他谈起社里的情况，他听了虽然也不满，但只是连连摇头、叹气而已。而王仰晨先生的反应却如此强烈，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吃完饭，我们想把他送到他家楼下，可他非要自己走回去。我们拗他不过，只好站在那条通往他家的小路南口，望着他一步步，踽踽远去。远远近近的灯火，迷蒙地闪烁着、摇曳着。在冻雾寒气充塞着的黑暗中，他的背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渐渐走进了远处冬夜的混沌里。

2004年初春，王仰晨先生突然托人带来一沓钱，并带话说，社里刚出版的两本书《中国农民调查》和《往事并不如烟》，让我帮他各买一册。可是没过几天，就听说他因大量咳血住院了。我赶紧带上他要的书，和老干部处的小谢，驱车前往位于通州的结核病医院。

进了病房，看见他躺在病床上，正在输液。我走上前，低下身来，握着他的手，问候他，并告诉他，他要的那两本书带来了。他指了指书，轻轻说了声“谢谢”。接着，用微弱而又清晰可辨的声音，说道：“在社里，你们这代人，开始挑大梁了……”

离休后在家工作的王仰晨，桌子上堆满了书稿

我深知，作为建社初期就到人文社工作，几乎把一生都献给了文学出版事业的老编辑，大约他已经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了，此刻在病床上所表达的，是对社里一批年龄和我差不多的中青年编辑的殷殷期待与深切厚望。

我对他默默地点了点头，凝视着他的眼睛，紧紧握着他的手。

第二年春夏之交，听说他又住院了。没多久，就传来了他病逝的消息。我和两个同事，匆匆赶到他家里，把一篮洁白的菊花和百合花，放在他生前卧室的床头，表达我们对他的景仰和哀思。

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中，天气日见寒冷起来。转瞬间，他已经作古三个多年头了。去年社里为纪念他，专门出版了《王仰晨编辑人生》一书，封底上，印着他的手迹：

“夕阳”是无法挽留的。当“古稀”日益向我逼近的时候，“做什么”和“怎样做”对我来说就是念念不忘的一根鞭子。

这笔迹，是我曾经十分稔熟的。读着这段话，他拎着布口袋、喘着粗气、一步一步、慢慢往楼上走的身影，似乎又在眼前晃动起来。

至少可以说，在半个世纪编辑生涯中，王仰晨先生是创造了两项纪录的：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编巴金和茅盾的文集算起，他大概是一生中编辑作家文集、全集最多的编辑；他大概还是绝无仅有的进入耄耋之年后，仍在继续坚持从事编辑工作的编辑，接手编《巴金译文全集》时已经过了七十二岁，八十周岁那年还在做《巴金全集》（补编）的工作……

在人文社工作几十年，王仰晨先生仅仅在短期内当过编辑室主任，而绝大部分岁月里，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编辑；然而，他却数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在平凡的编辑岗位上，做出了完全可以说是伟大的、令人惊叹、令人钦佩的业绩。我觉得，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甚至是无与伦比的。

鲁迅说过：“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艰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这一点，是泥土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坟•未有天才之前》）王仰晨先生，不就是这“培养天才的泥土”吗？

在这个北京的冷寂的冬晚，想起这些已经逝去但却难以忘怀的往事，领受过他的教益和恩惠的我，就又不可遏止地怀念起这个具有坚定信念和鲜明是非感，表面看起来很平和，但实际上内心燃烧着热烈爱憎的、可亲可敬可爱的老头儿来。

2008年11月7-9日写于北窗下

2009年11月8日改定于西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