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蒋荫恩先生

蒋荫恩先生如还健在，应已是望八之年的高龄老者。在我的脑际里，荫恩先生却似乎永远和龙钟老态联系不上。瘦长身材，眉清目秀，英俊潇洒，尖尖的鼻子，小小的眼睛，鼻梁架一副金丝眼镜，唇上蓄小胡，口含烟斗，身着西装，而且似乎常着者为双排扣。这自然是四十多年前的形象了。四十多年以来，荫恩先生给我留下的，还是这样的形象，我没有想到他会老，更没有想到他会死。但是，荫恩先生确是死了。数年前，荫恩先生夫人梁绮梅师母对我说，先生死的时候，造反派不准她去收尸，只在人死了数天之后，才准许他们的儿子去“看望”，告诉他，他的父亲自缢而亡。真如所说是自缢而亡，我想，荫恩先生也必然穿着整整齐齐，不慌不忙，平稳地离开这个世界的。至于内心的愤懑，只会藏诸心底，不会表露于外。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是证明。

受荫恩先生教四年，日亲謦縕，受益终身。先生含冤死去二十余年，先生对于新闻事业的贡献，尤其对于新闻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和巨大贡献，人或忘之。门下弟子每言及此，惋惜复加不平。就其所知，执笔记先生之大略，如蒙新闻研究部门垂察，幸甚，幸甚。

先生浙江慈溪人，三十年代初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即入上海《大公报》工作，后经香港及桂林《大公报》，既曾展记者之才，又富编辑工作经验，终任桂林《大公报》编辑主任，主持编务，写社论，为报纸工作之全材。一九四二年秋，燕京大学复校于四川成都，先生受聘回母校担任新闻系主任。这时候，先生不过三十余岁。从此至于死，先生坚持在新闻教育岗位上达二十余年。先生有文，记其脱离报馆进入新闻教育岗位后，立即为此新的工作所吸引，热望终身从事之。其间，一九四八年夏，先生赴美，越二年不足，新中国成立不久，即间道归来，复任燕京新闻系主任，兼学校总务长，并为民盟分部主任委员，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先生初转入北京大学，后与学系同并入人民大学。“文革”一起，把他的命革掉了。先生从事新闻教育的时间，远长于他的报纸生涯。二十多年，他所亲手培育的弟子，多达千人以上。全国各地包括香港、台湾主要报纸多有他的学生，且多为新闻与宣传事业的主要骨干，其中以在新华社者为最集中。

北平燕京大学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事变之时宣告停办，校舍为日军侵占，教师多人被捕入狱。一九四二年秋复校于成都，开辟草莱，一切因陋就简，校舍借用城内华美女子中学旧址，主楼不过假三层一幢房屋，教室数间，可容二百余人的礼堂一个，假三层上有头可及顶的矮屋数间，供各系办公之用。女生宿舍在主楼之后，双层小室，犹如鸽子笼。男生宿舍则借用学校附近之华阳县文庙。其地原已改作一家小学之用，简陋更不堪言。小学停办，大学生得以住入。复校之初，系科不全，教师缺乏，有些课程，须到城外华西坝其他各教会大学修读，是以一时有华西五大学之称，而燕京其实并不在华西坝上。即使如此，复校招生，报考一年级生及转学生者仍众，录取标准仍按燕京故有严格水平。

荫恩先生属最早到校的一批教师。梁绮梅师母时尚滞留桂林，先生一人来校，和学生同住文庙，同吃于食堂。先生初来，即着西装，衣虽旧而仍挺括，一尘不染，头发一丝不乱，看得出他是爱清洁整齐的。一如其人，办事有条不紊。后来学校领到一批美国救济物资毛蓝布，时称为罗斯福布，先生有时改着罗斯福布夹克衫，打领带，依然整齐合身。

先生一人唱独脚戏，恢复了新闻系。新闻系本为燕京大系，负盛名，学生多。复校后，新闻系学生人数，仍居校中第一。以先生一人之力，要把这个学系办起来，又不失原有的水平，确乎不易。先生请来了报界前辈、《大公报》老人、时任成都《中央日报》总编辑的张琴南先生作专任教授，授《中国报业史》及《社论写作》，请来两位兼任教师，教《报业管理》等课，先生自开《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编辑》二课。系务初由先生一人办理，繁忙可知，后韩铣厚兄以高年级生兼任助教，稍分其劳。

新闻系必修和选修的课程并不多。平心而论，也不必求其多。按我在新闻系学习和长期在报社工作又复一度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兼课的经验，报纸工作的实践，倒有更多可能培养出好的新闻工作者，纸上谈兵，不如实践的更能收益；读新闻系，还必须从他系选修于新闻工作有用的课程。燕京大学（也有其他一些大学）对某些系科有主修、副修的规定，即：主修某系者，必选定一系作为副修，读足副修系的学分，方能毕业。现知台湾的大学亦行此制，称为辅系。特别对新闻系而言，如无副修，可能流于空泛，或竟成为新闻匠人。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我主修新闻，副修历史，四年中学习虽并不很认真，总算还不至流于太空泛，其故在此。

燕京新闻系对于学生的培养锻炼，收最大之功者，在于有一张供全系学生实习的铅印报纸《燕京新闻》。荫恩先生从事新闻教育的最大功绩，也在于他于复校一年之间就重办了这张报纸，并以极为开明的作风办理和领导这张报纸。这张报纸不但培养和锻炼了学生，同时，在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事情更有想不到的另一面，荫恩先生也从《燕京新闻》的办理过程中受到了影响，与时代同前进。先生自己在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运动中，发表一文，记述他思想改变的历程，谓最大之功，即在他从经办《燕京新闻》得来。斯言确然。

《燕京新闻》为四开报纸，中文版六版，英文版两版，共为两纸八版，周刊。公开发行，发行者和领导人皆荫恩先生自任。尽管公开发行，并取得报纸登记证，但由于是学生业务实习的报纸，便不须经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审查，只荫恩先生认可即行出版。这对当时正在蓬勃展开的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极为有利，当时在成都最进步的报纸《华西晚报》被禁止刊载的一些报道和言论，《燕京新闻》也能刊出。荫恩先生对此，初则放任，后来是自觉地主动地促其发布了。

《燕京新闻》既为学生实习的报纸，荫恩先生规定：由系中二年级学生任记者，写新闻和通讯；三年级学生任编辑，分编各版，最后由先生总其成。这个规定是按循序而进所订，二年级学生必修《新闻采访与写作》，三年级学生必修《新闻编辑》。初创时偶有社论，并仿《大公报》之例，时有《星期论文》。《星期论文》由荫恩先生全力董其事，从组稿、定稿到发排，均自为之，有时还亲自执笔。《星期论文》写稿者，多是成都各大学教授。

我在一年级本读外文系，二年级转入新闻系。参加《燕京新闻》工作之始，本应只是采访写稿。却因一个偶然机会，除参与采访实习之外，还奉先生命编辑文艺副刊。当时我和几位中学同学，一时兴起，大家凑钱办了一个文艺杂志《文心》月刊，只办了三期，即短命死矣。先生却因此而认为我有编辑文艺副刊的经验。其实，我只是和成都文艺界还算熟悉，可以组稿，却不知编辑为何事，“三长两短”（编报术语）也不懂得，实际的编辑业务都由先生包办了。刊名《副叶》，乃先生所亲定。创刊之初，就搞得我手忙脚乱，差一点连报头也没有。我本已约请郁风设计一报头，临期去取，她时住《华西晚报》所在的五世同堂街，去时，才知她忽然去了重庆。急得我抓住也住在同处的丁聪立等取货设计而成一张以应急。先生于此，对我未加责备，只是微微一笑。数期之后，友人刘芃如才慢悠悠地把郁风设计的报头交给了我。原来郁风并未失信，她早已交给了芃如。芃如是可亲的好人，他的毛病就在于火烧上来也不急，致有此误。

《燕京新闻》在《中央日报》排印，《中央日报》也在五世同堂街的《华西晚报》大院里，坐落成都城东北，我们学校在城南。每到周六，荫恩先生带同我们几个学生，穿南而北，步行到《中央日报》编辑部，工作一个下午（其时成都没有公共汽车，人力车则太贵）。先生发稿极速，贴样极快，顷刻之间，就可以看大样了。编《副叶》一年，我只是约稿、看稿，先生是真正的编辑。这种颠倒了过来的做法，先生从未以报界前辈、老师、系主任之尊而以为忤，总是任劳任怨，集大小事务于一身，满腔热忱去做。这种精神，极为可贵。每忆及此，惭愧无地，更增加了对先生的敬意。

一九四四年起，成都的学生运动逐渐兴起。以这年十月的市中事件为爆发点，各大学举行了反对国民党政府、要求民主、自由的示威大游行。燕京大学在运动中最活跃，新闻系又往往居斗争之前列。《燕京新闻》这个舆论工具，一下显得非常重要。系里学生每由于政见不同，对于《燕京新闻》办报方针，也就争论激烈。荫恩先生处理此事，采取了民主和公开的做法。他召集全系学生举行大会讨论，实际是一场辩论会。辩论之后，继以选举，推选出《燕京新闻》的领导班子和报纸负责人。其结果，自然是顺应潮流，进步势力掌握了《燕京新闻》。从此为例，每年一选，民主办报。荫恩先生仍然是《燕京新闻》的总负责人，学生编发新闻，撰写言论，他仍然一丝不苟审阅修改，作技术处理，但在政治上他和学生已由接近而趋于一致了。他的思想明显地不断转变，他已经从一个自由主义者逐渐转变成了顺应潮流、对大势有主见的民主运动参加者。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随着形势的发展，民主运动、学生运动更为蓬勃高涨。其时，我和李肇基（一九五五年参加亚非会议，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殉难，慷慨成烈士）分别负责《燕京新闻》的中英文版，和荫恩先生接触更多，更感先生和我们在办报方针与态度上毫无二致。正由于此，在一次全市学生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示威大游行中，荫恩先生毅然走上街头，参加到学生游行的行列里。对于他的这一行动，我们学生事先全不知道，更没有谁事前对先生做过什么工作，完全是他自觉自愿投入。他的学生们，为此不禁狂喜。

先生为人，冷静沉着，寡言笑，心里却充满了热情，十分关心和爱护学生。那时对于大学毕业生，可没有什么统一分配工作的事，都得自己找工作。燕京新闻系毕业生则不然，荫恩先生每年都把这件事作为大事去办，逐一为每个毕业学生觅求适当的工作。仅介绍信他就不知写了多少。

荫恩先生埋头做实事，绝不务虚名，平易近人，没有半点架子。从来不吹嘘自己，更不喜议论他人。有一次，讲到记者采访应随机应变，举的例子有他身经的一事，而出以平实的语气，丝毫无自吹之意。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日军炸伤了英国大使许阁森，先生前往采访，许阁森不愿谈话。先生看他桌上有许多烟斗，知有收藏烟斗的爱好，乃出其大意，大谈烟斗的各种牌子及其优劣。许阁森大喜，由此而与先生畅谈。先生与斯诺颇有交往，但先生绝口未曾言谈及此以作标榜，只不过在一次闲谈中，随口说了一句斯诺喜欢系红色领带，为人热情。

一九四四年暑期，成都组织记者团去自贡、五通桥、乐山三地参观。应主其事者张西洛（时在成都主办《工商周报》，并在燕京新闻系旁听）的邀请，先生和燕京法学院院长吴其玉先生亦参加。我们同学中参加此团偕行者有四人。行前，先生告诫我们，勿越轨，勿轻易发言。记者团成员对他都很尊重，先生始终以一团员身份与大家平等相处，在各种场合上均谦逊有度，无一丝自傲之状。我们几个学生，早已熟知他的这种风度，团中各报记者与先生初次接触，都感佩服。

自离学校，工作沪上，先生则复员北平，仍掌燕京新闻系。一九四八年夏，先生到沪候船赴美，小住数日，多次见面，殷殷垂询工作情况。远行之日，我和方毕业的同学戴永福兄送先生上船。临行之际，先生为永福的工作问题迄未能解决为歉。其实，我知道，先生为此已经花了极大力量。

和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五〇年国庆之时。我因公去京，访先生于燕园。匆匆数语，先生即去上课，嘱以改日来饭，以行程匆促而辞谢。自此以后，未尝再晤先生。偶于同学少年片纸只字中，得知先生亦如昔日之孜孜于新闻教育事业，窃为之喜。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位热爱工作，倾心教育的可敬的人，这么一位温柔敦厚、心平气和的好人，竟被折磨到了愤而弃世的下场。悲夫，苍天！

一九九〇年一月三日

（原载《上海滩》一九九〇年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