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孝怀先生

偶然得见张东荪先生“事发”后幽居多年中写的诗稿。其中有挽周孝怀先生七律一首，诗题为《闻孝怀周善培逝世，遗著有十余种，前所未闻，并知此七八年内每每以余为怀。诗以纪之，非敢悼也》，诗录下：

宣南谈笑异当初，应料奇情彼此无。

山岳填胸诸路暗，风云插手一身孤。

逃名独解虞翻易，遗世重编许慎书。

闻说临危犹念旧，缄心不辨沸何如。

在张先生自编诗稿中，这首诗列入第二部分，称作“续作补录”，标明写作时间为“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忆周孝怀先生逝世于一九五九年，则逝世当年即闻噩耗而写此诗的可能性最大。不敢言悼，当是张先生自感于五十年代起所处的政治境地，也因此，对于周先生七八年来每每以他为念，自是感念无极，而著之于诗题了。张先生“事发”于一九五一年，至写诗之一九五九年，正是“七八年来”。二、三两联自是谈周先生，第二联谈周先生的政治活动。周先生清末从政，而于民国初年南北政治活动中，多参与，“山岳填胸”、“风云插手”，纪其实。第三联谈周先生的学术，以“逃名”、“遗世”为词，想见张先生眼中的周先生是脱离政坛归心学术以为乐。我只知道周先生精研《易》经，读此诗，才知还研究文字学。最后两句，感念周先生的怀旧和自己的处境，其事只能是语焉不详，即使是无意示人的诗。

我不知道张周二先生的关系，然张先生出于研究系，与康梁关系密切，所遗晚年诗稿，写及康梁者再。周先生与康南海为知友，与梁任公亦为多年之交。则张周之订交，或由于康梁的因缘，未敢肯定。写此小文，只是想谈一点周先生这位当年名动一时的人物。

周先生在清末王文韶、赵尔丰前后为四川总督时，相继任劝业道与巡警道，现在的称呼应是实业厅长、警察厅长。其时实行新政，周先生成了清末新政中的风头人物。从全国论，办理新政最有成效的区域是上海、四川和贵州。上海新政成绩优异，是自然之事。条件设施好，还有租界一套做法可资参照，上海办理地方自治且先于清政府颁布地方自治条例四年。边远地区四川、贵州之取得新政佳绩，主要是人为所致。这中间，周先生与有大力焉。周先生思想新颖，早年成都通惠门（新西门）城楼上，悬有他大字书写的四句十六字：“既丽且崇，名曰成都。文明建设，今有古无。”这当是他办理新政的指导思想。傲视古人，颇有高屋建瓴之风，所以能取得成绩也。梁启超写到周先生，谓之曰：“觥觥周孝侯，刚果通大理。宦迹遍三川，气骨横一世。”通大理而为人刚果，气骨傲然，所以能成大事。

周先生人矮小，而气势威严不可犯，办起事来雷厉风行，四川人特别是成都人对他是敬畏有加，然又免不了以成都人特有的趣味对他说了如下的俏皮话。那就是把周先生在成都的政绩，归纳为四个字，叫做：“娼，厂，唱，场”。“娼”者娼妓。周先生把成都的妓女集中一条街上，以便管理，特为这条街取名兴化街，表示以兴教化之义；并在每户妓家大门上钉一个名为“监视户”的牌子，表明对此户人家应予监视。直至解放以前，兴化街始终是成都下等妓女集居之地，而“监视户”则成了妓女的专名，成都人称妓女都这么叫。周先生实是中国红灯区的创始人，只此一点，可见其刚果。“厂”者造币厂，用不着多说。“唱”者指唱戏，专对川戏而言。周先生倡导改良川戏，去其鄙俗，寓教育于娱乐之中，是有大功劳的。今之成都锦江剧场，即周先生昔年兴建的悦来茶园，名震一时的三庆会戏班演于此，川剧大盛。周先生之师赵尧生（熙）先生偶写川剧《情探》，周先生即命三庆会演出，一时风行，至今《情探》仍是川剧上佳的保留剧目，且为多个剧种移植以去。“场”者劝业场，万商云集，百业繁兴，至今为成都商业繁盛之地，前些年扩建立牌，胡耀邦为题牌名。成都人以“娼、厂、唱、场”四字加之于周先生，无非为俏皮，倒也如其实，道出了周先生在新政中所为的一部分。

周先生在辛亥四川保路运动中是个重要角色，著有《四川保路事件亲历记》一书（近在家中遍检而未得，不知书名是否准确），记其与官绅周旋，各方因应之事甚详。然其所记，似与他人之说有异，周先生在保路运动中的功过是非尚待详考。

入民国后，周先生并未退出政坛，和南北政界要人多有来往，和孙中山颇有关系，多次参与南北政界活动。因为善于折冲樽俎，各方面都愿和他周旋。周先生久居上海，也曾从事实业活动，在上海办了个盐垦公司，邀我父入股，先父以师命难违，从四川汇款来沪，后来全部赔光，父亲因此致病。

父亲在光绪年间受业于周先生。原在我家课馆教授先父弟兄三人的是赵尧生先生，赵先生中进士后另有所任，向先祖（尧生先生之师）荐周先生接馆。周先生是赵先生的学生，周先生尊人周震先生任四川营山知县，光绪十六年庚寅，请赵先生课馆教孝怀先生。我不知道周先生教先父的时间有多久，幼时只知两家时有往来，周先生早已定居上海（周先生原籍诸暨，周震先生宦游入川定居，孝怀先生生于斯长于斯，满口四川话，而终署浙江籍），哲嗣中一人我们弟兄称之为周九叔者住在成都，和我家一直往来。直到一九四九年之后，我才在上海见到周先生。时周先生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已是垂垂老矣，然神清气朗，虽对后辈言语温和，威严之相依然可见，可以想见当年的凛不可犯。

赵先生教周先生读书时，周先生方十五岁，赵先生亦中二十三岁，教的时间也不长久，因翌年光绪辛卯，赵先生即领乡荐，北上会试，再翌年光绪壬辰，中进士，主讲蜀中各学堂了。而周先生一生尊重敬事赵先生，弥老而情愈亲，敬愈重。民国三十五年丙戌，赵先生八十寿辰，周先生写《香宋吾师八十寿序》一文，于敬师之情，作了充分的描述。周先生归纳赵先生所教及所行为三，历五十七年（至写《寿序》时），周先生谓“朝夕奉之以应无穷之变”。此真至诚之言。周先生之重师道，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难怪康有为奇怪地问周先生：“为什么你对你的老师赵先生这样的好，我的学生梁启超对我那样的坏？”周先生何以为答，周先生回忆文章不在手边，已忘。读周先生《香宋吾师八十寿序》，实为周先生之答。

一九九六年九月十八日

（原载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日《文汇读书周报》）

一、未曾谋面的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朱寄尧先生有函告，周先生当年所书十六个大字，系悬于迎祥门而非通惠门上。朱先生并引张秀熟老人诗为证。未考。

二、赵尧生先生哲嗣念君先生见此文后来信告：周先生答康有为问何以对老师赵先生如是之好的话是：“无论我做官多大，老师对我从无个人要求。”以此推之，或有暗示康于梁时有个人要求之举。

一九九八年四月六日

（原载《俗轻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