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此我写过几篇短文，谈《五代史记》的书名和作者名称问题，鄙意以为日后若有机会重新认真点校整理出版这部书，不宜继续沿用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个动乱的政治年代里极其错误地改用的《新五代史》一名；同时，也不宜沿用晚明人将该书作者题作“欧阳修”的荒唐做法，理应恢复其本名，即题作“欧阳脩”著“五代史记”。
在明汲古阁本、北监本的崇祯“再刻本”和清武英殿本把《五代史》（《五代史记》）的作者改题作“欧阳修”以及明北监本的崇祯“再刻本”和清武英殿本也把所谓《新唐书》的作者改成“欧阳修”之后，由于读书稍多者为习练古文，都要不同程度地利用欧阳文忠公纂修的这一《史》一《书》，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便循此先入为主，把“欧阳修”视作欧公固有的姓名。
人名一换，原来隶属在你名下的东西，自然要随之易主。对于现代人来说，麻烦的是财产没了，甚至家室也没有了，但这终归不过一生一世之事，弃之也罢。然而对古代的文人来说，麻烦就更大了，关涉到千古名声，辛辛苦苦留下的著述不知会转到何人名下，真比遭遇了天崩地裂的灾难，还让人痛苦难忍。现在，欧阳脩的著作就落入了这样的境地。
文化十三年（清嘉庆二十一年）日本京都书肆刻《六一诗话》
清道光年间瀛塘别墅刻本《毛诗本义》
清光绪间刻《广雅书局丛书》本《太常因革礼》
晚明以前，文忠公所有的著作，当然都是题作“欧阳脩”；甚至进入清代中期之后，一些人刊刻其书，尚依旧题写他的本名。例如，道光年间瀛塘别墅刻本《毛诗本义》，就依然题“庐陵欧阳脩著”；又如光绪年间刊刻的《广雅书局丛书》本《太常因革礼》，亦题作“臣欧阳脩等奉敕编”。但皇帝和朝廷的权威毕竟是强大的，殿本欧公《唐书》和所谓《五代史》（《五代史记》）对读者的影响，广泛而又强烈，清代刊行的很多欧公著述，还是被改题为“欧阳修著”。好在这种改动还不算十分显眼，因为书名远比作者的署名更加吸引读者的目光。然而，对于欧阳脩的文集来说，情况就不大一样了。
世界书局本《欧阳修全集》内文
古人编纂个人诗文集，不管是自编自定，还是他人后世为之辑录，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书名并不采用“姓名+集（或某集）”的形式。这是古人做事讲究对人要尊重，而直呼其名，在过去的人看来，与指着人家鼻子相贬责，差相近似，是很不礼貌的。欧阳脩为人处事，都显现出良好的品德，人们对他普遍敬重有加，更不能以这样粗鲁的方式来称呼他的著述（如《薛涛诗》、《唐女郎鱼玄机诗》这样的书名，乃与薛涛和鱼玄机从事的是特种行业有关。又如《唐百家诗》中具体的每一种，题作“某某诗集”，这与通常意义上的书名，实际还有所区别。当然也还有其他一些例外）。从宋代开始编印的欧公文集，往往就都加入他的谥号，题作“文忠集”或“欧阳文忠公集”之类的名称；或是冠以“先生”，称作“欧阳先生文集”等，内文各卷的卷端，通常也不再另行镌入作者的名字。在这种情况下，清代的翻刻本，即使在文中改“脩”为“修”，读者心里明白欧阳先生实际是叫什么名的人，看了也不会太过难受，还能对付着读。
随着民国的肇建，西风东渐，日益增强，世人不再拘于古礼。结果世界书局、中央书店等印行欧阳文忠公文集，就在一身“西装”上，堂而皇之地标记“欧阳修全集”这一签条。好在像这类“书局”，胡乱印书，是其常态，在当时学者的眼中，本无足轻重，而且妄改书名未必也同样妄改内容，像世界书局本的内文，凡遇欧公尊名就仍然印作“脩”字。再说真正有气派的大出版单位，并不这样孟浪。如中华书局，在《四部备要》中印行的欧公诗文集，就是《欧阳文忠集》。比中华书局更有学术权威的商务印书馆，在其王牌产品《四部丛刊》当中，虽然编者受清代殿本《欧书》和《欧史》影响，视作者姓名为“欧阳修”（见《缩本四部丛刊初编书录》），但影印的是元刻本《欧阳文忠公文集》，就连收录在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大路读本《国学基本丛书》和《万有文库》中的欧公文集，也是以《欧阳永叔集》作为书名。身处这样的文化环境，对于稍微多读几本古书（其实清武英殿本甚至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的欧公本传，仍沿承古本旧貌，镌作“欧阳脩”，并未像殿本《欧书》、《欧史》那样改刻为“修”字），或是因经见一些宋人碑刻法帖而知晓文忠公自署姓名的人来说，浅学俗儒之妄诞鄙俚，仍可忽而略之。
本朝开国，统一整顿改组各书籍出版单位，结果是组建了两家超一流的古籍专业出版单位，即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平心而论，除了在影印古刻旧本方面，再也无法企及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所达到的高度之外，在点校整理古籍方面的成就，卓越空前。然而权威愈盛，一旦出现差误，造成的消极影响，也就愈加严重。
殿本《宋史》之《欧阳脩传》
1949年以后，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文集，都直接以姓名入题，书作《毛泽东选集》，腐朽没落封建文人的别集，当然没有理由再奉以谥号或表字以示礼敬（不过，令人倍感意外的是，编印独夫民贼蒋中正的集子，倒是题作《蒋介石文录手迹》之类，一遵古制，以字恭称）。欧阳脩的集子，先是由商务印书馆用《万有文库》的纸型重印了《欧阳永叔集》，虽说这还维持着前朝的旧局面，但只是在重定新版之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到了本世纪刚刚开头的200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李逸安重新点校整理的全集本，便径行题作《欧阳修全集》。当然再也不会像世界书局本那样克制，只改书名，不改内文，这个《全集》本内文中“欧阳脩”的“脩”字，统统被强行“改定”为“修”了。费了很大劲儿校改古籍中的讹误，却毫无根据地把作者的名字给改换掉了，真不明白是什么道理。无独有偶，至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欧阳修诗文集校笺》。
最为令人称奇的是，中华书局本《欧阳修全集》，在全书篇末新增入《补佚》两卷，在其《补佚》二亦即全书第一百五十五卷中，依据光绪《费县志》之《金石志》，列有嘉祐七年十一月七日欧公写给费县知县苏唐卿的一通信函，文中自称，不仅如全书所有诗文一样，统统强行改写底本的“脩”字为“修”，而且竟然有意删去了这通信函后面附加的一段话——这段话要求苏氏在刊刻《醉翁亭记》时，不要误把他的名字写成“修”字。这种做法，实在耐人寻味。
接踵而来的两部文忠公诗文集，迅即成为学术精英和社会大众两方面人士最便捷的读本。以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无上权威，再看看这两部书是分别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和《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这两大系列之中，其通行之广，读者之众，俱可想而知之（再加之《全宋诗》和《全宋文》这两套宋人诗文总集，也都是把欧公的名字改写成“修”字）。这样一来，传统的书名没了，作者的姓名也改没了（请注意，这两部书都是正体竖排本，即使是要硬套所谓“简化字”的规范原则，也是绝对套不进去的）。这样一来，“欧阳脩”其人的集子，真的就要彻底湮没无闻了。
中华书局本《欧阳修全集》书脊上的正式书名和封面题签
不过，不幸之中也有万幸。这就是中华书局本虽然把书名定作《欧阳修全集》，但封面上题写的签条，却是“欧阳脩全集”。千万别小看这个似乎无足轻重的书签，虽然出版社没有标识，但稍知当代书法者都可以看出是出自谁手。或许有人以为，这大概是启功先生按照自己的用字习惯，随手一写而已，未必是有什么不同的看法。至少我不这样认为。元白先生是书法大家，像欧公自署的书帖和同时人写录的欧公自署题名，诸如文忠公自书《灼艾帖》和《泷岗阡表》、蔡襄书《昼锦堂记》、苏轼书《醉翁亭记》等名帖名刻，自久已烂熟于胸，欧、宋《唐书》和《五代史记》的旧本，当然也不会一无所见，再说就连《辞源》这种通行的“俗书”，标记的也还是“欧阳脩”这个本名，而自幼所受的教养，绝不会允许他去胡乱书写永叔先生的大名。此前，在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过一套某人编著的《欧阳修资料汇编》，鉴于中华书局的地位和这种专题资料集的性质，对传布“欧阳修”这一讹误，推波助澜，起到很恶劣的作用，但启功先生为该书题写的书名，同样是写作“脩”字。有心的读者，捧着这些封面仔细揣摩，或许还能看出一丝端倪。
那么，启功先生为什么不向中华书局的主事人说明，本不应该把书名定为“欧阳修全集”？内中情况，我无由得知。元白先生即使讲过，也未必有人愿意听从。但我觉得更有可能是根本没有讲，他只是按照自己掌握的知识，正确地给人家写出字来而已。作为大清王朝的龙子龙孙，我想，在看待今天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和陈寅恪先生这样的前清尊官重臣后裔，应该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在陈寅恪先生的面前，是没有什么能看得下眼的，启功先生则是看什么都是那么回事儿，何必当真。——同样是混沌得不值一顾。
2015年9月5日晚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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