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义哪里去了

21.8　阿义哪里去了

阿义就是《背后的故事》的制片人周运义。

魏文彬绝大多数时候都表现为一个温情脉脉的领导者,温情脉脉的表现之一,是惯以昵称呼唤下属,即使是在庄严的大会上也不例外。除阿义外,他称曾任节目营销中心主任、现任天娱传媒董事长的张勇为“勇宝”,称卫视总编室主任李浩为“浩子”,管卫视大型活动中心的马昊叫“昊砣”,称局办聂玫为“玫子”,诸如此类。没有合适昵称的下属,他就去其姓唤其名,譬如(欧阳)常林、(龙)丹妮、(张)丹丹。唯有无昵称而又单名者,他只好连名带姓一起呼唤,譬如姜欣、丁晖,譬如汪涵、李湘。

而阿义应本书作者之请,选择来形容老魏的词汇是“铁骨柔情”。

他用来描述老魏的一句话则是:“他在世俗里穿行,却保持着一份纯净。”

阿义曾是一个诗人和作家,早在大学时代就已成名,但他一介才子,恃才傲物,在湖南广电发展并不顺利。他说,如果不是老魏的数度“拯救”,他至今仍在黑暗中“沉沦”。

1991年,阿义在原来就职的湖南广播电视报与主要负责人水火不容,经李青林推荐调往湖南电视台,坐在“5楼的女厕所”(阿义语)对面,负责拆看观众来信。

“我这样一个才子居然坐到5楼的女厕所对面,看观众来信!看就看,我这个人总还是有点责任感的,编个观众来信的简报也不能拿不出手,不能丢自己的格。就把来信一段一段归类,再按阿义的风格写几段评论,散文不像散文,议论文不像议论文,乱七八糟的东西,反正还是有点自己的思想。老魏看了,问是谁写的,说是阿义写的。他就说哎呀,这个阿义应该去做节目。”

阿义后来辗转去了节目部门,做出了一系列优秀纪录片,获了不少国内外的大奖,但始终只是一个普通编导,连个栏目制片人也没“混”上。社教中心曾经筹备一个纪录片栏目,阿义放眼望去,觉得制片人非他莫属,悄悄地准备了好几十个选题,结果“上头”挑选的制片人并不是他。1998年,湖南广电成立文体频道(后来的娱乐频道),以公开竞聘的方式选拔频道总监,阿义终于按捺不住“出人头地”的冲动,以社教中心一名普通编导的身份参加了竞聘。

“我一直在讲,我曾经闹过一个笑话,其实不是笑话,是个经典。我去参加竞聘,所有的人都反对,都说胜利必定属于张华立,你没事做去给别人垫背。我说没关系,我去给别人垫背那也是一种贡献,是对老魏搞竞聘的支持。对我来说,我需要舞台来表现自己,那里坐着所有的‘大佬’,我要给他们一个机会了解我。他们了解的阿义只是会写文章,会做节目,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还有很多内容。”

“真的不骗你,我从外面往里走的时候就开始发抖,开口讲第一句话,抖得差点连不成句子。但是,随着我把话说出来稳定下来,接着就是精彩绝伦的讲话,绝不夸张,当时我们湖南广电真是要不得,又没录像,又没录音。”

演讲完毕,一位领导问道:“阿义,你到广播电视厅多少年了？”

阿义称这是一个“恶毒”的问题。这个问题“恶毒”地提醒了阿义的“失败”:你到广播电视厅14年了,怎么连个科长都不是；你连个科长都没当过,你怎么能够管理一个频道。

阿义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先笑了一下,估计笑得比哭还难看。然后就抒情,一边抒情一边找思路,我1984年进来,14年我把青春都献给了这里。我连个科长都没有当过,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是体制吧,也许是我还不够优秀吧,但是我想说的一点是,我尽管没有当过科长,我真的没管过别人,可是我被管过14年。以我被管过14年的经验,我能感受到什么样的领导是好领导,你怎么做才是个好领导,怎么做你不是个好领导。”

阿义接着举出了邓亚萍的例子:“今天大家都看到邓亚萍是世界冠军,可是她第一次去拿世界冠军的时候肯定不是冠军。设想一下,当时十一届亚运会那样一个政治背景下,这枚金牌这么重要,如果我们在派邓亚萍出战的时候,也有人按刚才的思维问上一句:你拿过世界冠军吗？那会是什么情形呢？”

10年以后,当本书作者询问魏文彬对阿义的看法时,他首先说了四个字:“善于表达。”可见阿义的表达给他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接下来说:“这是我的看法。有才华。还有比才华更重要的东西,善良,正直。有才华,很善良,很正直,就决定了他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热爱美好。这就是阿义。”

作者问:“有毛病吗？”

魏答:“有毛病。他的毛病就是愤世嫉俗,不入流,不合群。有时候有些片面、偏激。他的毛病是在和人打交道的过程中间,不善于去观察别人理解别人。他不善于逢迎,不屑于虚伪,也有一种艺术家式的傲慢和散漫。但是,我觉得他的毛病和他的优点比起来是次要的。”

竞聘结束后魏文彬和阿义长谈了三个多小时,谈得阿义泪湿衣襟。36岁的男人,工作了14年,一直委委屈屈,磕磕绊绊,对自己看不惯的一切横眉冷对,这会儿,在这个也只比自己大了13岁的男人面前掉下了眼泪。

2000年,阿义再次参加影视频道领导班子的竞聘,又去给别人垫了一次背。但两次垫背的功夫并非完全白费,2001年,他应邀出任影视频道节目部主任兼总监助理,终于当上了“科级干部”。无论官阶如何,他进入了一个频道的决策层。但是,他在那里工作了不到半年(据说确切的数字是108天),再次发生与顶头上司难以协调的问题,愤然“挂冠而去”。他交了一封辞职信,揣上3万元装修房子用的钱,穿上一双耐克鞋,背上一个旅行包,出去旅游去了。

那一年正是湖南广电最低潮的时期,众多频道经营不善,人心涣散,怀疑和绝望的情绪弥漫在金鹰城中。旅游回来之后,阿义什么也不干,一边将智慧倾注到麻将桌上,一边等着单位的开除通知。

“我心死了。我不知道湖南广电还有没有希望,我就感觉我在湖南广电没有希望了。我冲一次碰一次壁,冲一次碰一次壁,难道我要用一生去书写这样一个故事吗？人再有激情,他也是有限度的。算了,算了。”

但是阿义等来了魏老板的一声呼唤:

“阿义哪里去了？”

那是2002年4月28日,魏文彬在湖南电视台领导班子会议上讲话,谈到要搞第二轮改革,要重新认识资源,整合资源,挖掘资源。

汪炳文你看,我们浪费了多少资源。如果不是湖南电视第一轮改革,汪炳文可能还是原来那个汪炳文。实事求是讲,我们电视台难道只一个汪炳文啊?电视台还是有些人才的。阿义哪里去了?

“我在牌桌上听到别人讲,老魏在会上讲阿义哪里去了,我就不相信,一个单位走个把人,也没什么啊,这人要走就走呗,又不是我要你走,是你自己要走的。我就觉得这不太可能,一定是误传,直到后来一个朋友拿了湖南广电的文件给我看。当时真的很感动,人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需要鼓励的,不管你假装多么牛。自己最没信心的时候,猛然发现其实你在别人心中也并非完全多余,而且这个人还是这里最牛的那个人,那就是最有效的一剂强心针。”

不久之后,阿义接到通知,回到湖南卫视上班。有趣的是,他经过欧阳常林的办公室门口,发现门开着,于是搭讪着打了个招呼:“欧台你回来啦？”欧台笑答:“不是我回来了,是你回来了。”

不久之后,阿义拿出《背后的故事》栏目方案,成功招商,迅速蹿红,号称湖南广电寒冬过后的第一只报春鸟。

本书作者听完阿义的故事之后问道:“你的故事到底是对湖南广电人才环境的控诉还是肯定？”阿义答道:“我走过崎岖坎坷的路途,不是魏文彬同志的错,是旧体制和旧观念的错；我走出黑暗见到光明,是魏文彬同志拯救的结果。最后我被包容了,说明我们的社会进步了,宽容了,这是改革的成果。”

而魏文彬数年后提起此事,如是说:“我说过,阿义是有毛病的人才。我也说过,凡是人才都有毛病,没有毛病的人十有八九不是人才。因为他有毛病,有某方面的缺陷,才成就了他另外一方面非常突出的才华。因为他一个方面非常突出的才华,所以他留下了某一个方面讨厌的毛病。这个观点我在大会上讲过,呼吁大家要正确认识人才,要宽容有毛病的人才。而且由此推导,我还讲了一个怪观点,我说中国几千年,成也儒家文化,败也儒家文化,我对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既喜之,又忧之,既爱之,又恨之。我们传统的儒家文化有很多民间的真理、生活的真谛,讲忠,讲孝,讲仁,讲义,讲廉,讲耻,讲中庸,讲天,讲地,都非常好。但是我们儒家文化又有很落后的东西,求全责备,委曲求全,中规中矩,不偏不倚,拘谨,迂腐,缺乏个性,缺乏张力,扼杀自由。讲扼杀恐怕过了点,限制自由。所以我们的教育,从小就把孩子教育成规规矩矩、中不溜儿、不温不火、不偏不倚,我们的传统教育模式就造出这样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