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珍藏的《鲁迅全集》

鲁迅先生去世后一共出过六种版本的《鲁迅全集》，其中粉碎“四人帮”后出过两种，一种是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还有一种是本世纪出版的。这两种版本我都珍藏，也都有一段故事。

我喜爱鲁迅先生的书，缘于参加石家庄市市委党校组织的读书班时集中阅读了先生的一些著作。但读的都是“文革”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素白的封面，没有任何注释，读起来相当费力。那时朝思暮想能搞到一套《鲁迅全集》。20世纪80年代初，我刚大学毕业，就在报纸上看到新版的《鲁迅全集》出版了。这是《鲁迅全集》第五版，也是粉碎“四人帮”后的新版。当时还是紧俏书，我在本地书店未买到，正好机关有位同志去北京，就托他在北京买。没想到这位同志真的从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买回来了，十六册，厚厚的一大包，在办公室一放，很吸引眼球的。一问价钱，更是吃惊——三十六元——几乎是我一月工资的四分之三。那位同志还特意说，我专门给你买的简装本，精装的六十多元呢！这更让在一旁翻书的一些老同志啧啧半天。我刚大学毕业，工资只有五十多元，平常买书也就是买一两元钱一册的，如此大规模购书还是第一次。但既然托人买回来了，就只有要了。用自行车把书驮回家，用了一个周末，把十六本书都用牛皮纸精心地包了书皮，细心地摆在了自己的书架上，整整一列，颇有气势。

一年多后，我调到了宣传文化部门工作。在这样的单位工作，当时最大的福利就是发书——这与当时商业物资部门发彩电票、发白糖是异曲同工。每隔月余，机关都为大家购置一批图书，从各类词典到古今中外名著，从马恩选集到时政书籍，应有尽有。机关大院其他部门看到下班时我们用自行车往家运书，都有几分嫉妒。更有好事者还告状到有关领导，称我们是以权谋私。不过都让当时的领导同志顶住了：宣传部不读书干什么？一句话，所有问题烟消云散。不过这也让机关谨慎起来，发书时间多改在下班以后，以避开其他部门的目光。有一天下班后，办公室通知让大家晚些走。机关的老同志说，估计是又要发书了。大家都有些兴奋，纷纷猜测该发什么书了。夜色降临，喧哗的机关办公楼一片沉寂。此时一辆货车停在楼前，办公室迅速下达搬书指令。刚才还屋门紧闭的各处室立时打开，人们鱼贯而出，楼道瞬间恢复了生气。仔细一看你会发现就连一些生病在家的同志也及时赶到——所以发书的日子无异于机关的节日。那次是每人一个牛皮纸大包，很沉。搬到三楼很费了一番气力。卸车时有人问是什么书？立时招来办公室同志低声呵斥：快搬吧！哪来那么多事！整个氛围像搬运地下印刷品。仅仅十多分钟，大楼前已车去人空，重回寂静。

气喘吁吁将书搬到办公室，处里同志就说打开看看是什么书。用剪子剪开牛皮纸包，原来是精装本《鲁迅全集》。大家都有些兴奋，我却欣喜中有些无奈——我已有一套简装本了。对这套精装《鲁迅全集》，我曾经设想了几套方案：或送人或卖出。送人，实在有些舍不得，因为毕竟是精装本；卖出，又不合适，因为书是发的。最后郑重地放到了书柜里——气宇轩昂地与简装本肩并肩地站在了一起。

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时隔二十年之后又出版了第六版《鲁迅全集》。这一版收录了近些年新发现的一些鲁迅著作，是收录鲁迅作品最全的。我因为有第五版了，并未作非分之想。然而你不能不承认，天上也有掉馅饼的时候。有一次，我到北京办事，快到年底了，想顺便看一看老领导和熟人，这其中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刘玉山。玉山同志20世纪90年代是中宣部文艺局的负责人，对我们的工作多有指导帮助。电话接通就听到他特有的爽朗东北口音：哇！老朋友了，啥时候来北京的？当听说我要去看他，他在电话里笑了：不用不用，下班我正好从锥把儿胡同过，我去看你。我忙说，草民进京拜见领导，哪能惊动领导大驾。玉山同志说，甭说了，我去看你。你等着，我还给你带样好东西。

那天傍晚，玉山同志冒着寒风到锥把儿胡同，给我带来的好东西就是一套刚刚出版的《鲁迅全集》，整套书装在一个绛红色的方方正正的包里，提在手里沉甸甸的。谁能想到那次见面一年多后，玉山同志就因病去世了，他送的这一套《鲁迅全集》也成了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