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三大遗民”之一巢鸣盛
八月十一日。凤桥有一个地方叫巢家园，一个地方叫巢家弄，均与巢鸣盛有关。听说巢家园七号农户藏有两块石碑，我们急切去看。七号的女主妇姓巢，儿子也姓巢，打开房门之锁，指着墙角的两块石碑说：“嘉兴电视台的‘小新说事’来拍过。有几个字，记者不认识。这个‘玉’字多一点，念啥？”两块碑，长均为一百一十厘米，高三十厘米，厚十二点五厘米。其一为隶书“明故文学先考玉孺府君暨元配先妣吴孺人合葬圹记”，另一块是崇祯十七年巢鸣韶、鸣龢、鸣盛、鸣治兄弟四人所立“圹记”，近一千五百字，俞星伟、郁震宏和多晴花一个多小时将此全文抄录。巢妇人说：“我的祖上做过大官。后来皇帝叫伊，伊不去。皇帝送伊一只宝葫芦。葫芦后来流到了宫里。凤桥镇上的某某（未听清）告诉我，政府把你们的祖坟拆掉，将来政府还会重新造起来。”巢妇人还说：“我的弟弟也发现一块碑。”巢说：“我带你们去看，你们不许拿去。”旋即又说：“不要去看了。等我跟弟弟打了招呼再说。”巢的男人徐先生说：“我带你们去看。”在几十米外的棉花地里，徐先生说：“巢端明的墓原先就在这里。巢家的墓有一长排。这块碑在那头，估计是后辈。”碑从右到左依次写着：“世行巢先生之墓·乐圃巢先生之墓·一亭巢先生之墓”。徐说：“这些墓全部毁于‘文革’。原先墓地周围都是柏树、榆树，老高老高。”当地农民让冯均到自家的棚里采了两串葡萄，给我们解暑。午饭后，去了数里之外的巢家弄。烈日炎炎，整个村庄，不见人影。多晴看见农家的阳台上有农妇正在晒衣：“请问这里有没有姓巢的人家？”农妇说：“有，主人不在。”她指着前面的平屋说：“他们也姓巢。”问：“那是你公公？”回答：“是的。”平屋敞开着，连问几声：“屋里有人吗？”都没有声音。作罢。巢家园和巢家弄均有绿水环绕，桃树上残留着包装的报纸，梨儿挂满树枝。站在水边老树之下，看着悠然的浮鸭，听着此起彼伏的狗叫。哦，这就是巢鸣盛生活过的地方。
兴善寺在四十年前的“文革”中毁了，两座寺塔早已不知去向。留下一座小镇，名字就叫兴善寺。去的时候，烈日当空，小镇上的店都开着，店里的人都在午睡。在转弯角上，见到一个拉车的老太太，车上装满黑袋，其中一袋露出了纸折的元宝。多晴问：“多少钱一袋？”老太太说：“我是替人加工的，每袋四元。”“车上几袋？”“廿袋。”走进一条小弄，弄里有一株参天的元宝树，树干一个人抱不住。树下有个老太太正在整理柴爿。多晴问：“哪里可以烧香？”老太太用手罩着耳朵：“啥？”“哪里可以烧香？”老太太说：“啊？铁？”又说：“耳朵聋了。”多晴大声说：“哪里可以烧香？”老太太笑了：“哦，烧香。没处烧了。香花桥头还有一个关帝庙。平常锁着门。”香花桥，是老桥，桥上有联，一边是“九曲三潭徵水秀；千门万户发天香。”另一边是：“东壁龙渊钟秀；西湖凤渚朝阳。”关帝庙就在桥堍，破的门缝里可以见到庙内的香烛和祭台，关帝罩在玻璃内，看不清楚。三四个老头闲坐在旁边的过街楼下，八仙桌上，凌乱着一副麻将。八百年前，日本僧人虚堂在此学法，估计不是这样。四百年前，叶绍袁来的时候，估计与此景相去不远。虚堂回到日本之后，创立了日本佛教的临济宗。叶绍袁来了之后，写进了他的《甲行日注》。
巢鸣盛，字端明，号崆峒。幼孤，事母至孝，崇祯丙子，举于乡，甲申明亡，母亦殁，即筑室于墓，颜其草堂曰永思阁，曰止阁，而自号止园。三十七年跬步不离墓次。康熙十九年卒，年七十。俟斋为定私谥“贞孝先生”。俟斋徐枋，与宣城沈寿民、嘉兴巢鸣盛，称海内三遗民。到如今，巢氏后裔已有三百七十年不离此地。一九七二年，台湾王梓良在回忆故乡时写道：“巢居嘉兴凤喈桥市郊巢家场，为新篁至嘉兴水道所必经，碧水一泓绕于村外。近年农村衰落，惟巢家场例外，老树绕村，荫凉宜人，秋时虫声唧唧，航船经过，望之俨如世外桃源。场内房屋采明制均较矮，而整洁异常，居民日出而作，无一读书者，而长幼有序，夫妇和睦，无争吵声，亦无叫骂声，三百年来之遗民余风，宛约在焉。丁丑日军闯入，因乡村之地，犹为吾控制，虽有变更，犹不为大。惟自经中共之‘土改’暨‘三反’‘五反’之变，此遗民后裔之村，想面貌已不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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