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邦应重谢侯传

清《横州志》编修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是横州第一部官修的地方志书。由当时的知州谢钟龄主编，其同乡朱秀主笔，横州儒学学正陆生楷、儒学训导吴惟馨协刊，参与者有横州本地的官员、举人、贡生以及廪膳、增广生员等32人，皆一时翘楚。志书历经5个月成编。清光绪己亥年（1899年）重刻，1983年横县内部发行简体字本。

图1：清光绪己亥年（1899年）重刻的清乾隆版《横州志》残本（横州蒙宗潜收藏）

清《横州志》的编写有着很好的外部条件。明朝重视修志，官修志书有《大明一统志》以及各地部分州县志书。私人编纂的地方志也不少，记录地方风土物宜的游记类著作更是不胜枚举。清朝也很重视修志。早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距入关才39年，清廷便命令各省设通志局修通志，两年后朝廷又下令各府、州、县组织编写志书。省更屡屡催促府、州、县上交地方志书以佐通志编写。各地于是纷纷紧急行动编修志书。到乾隆十一年（1746年）编写《横州志》时，《广西通志》等志书已成编，可供参考的州县地方志不少。更重要的是横州在宋朝、元朝就分别编有《横州旧图经》《横州路郡志》。明朝时横州人黄济（1477年中举，曾任廉州府学教授）退休回家创修《横州志》。后来横州人陆舜臣（正德丙子年举人，曾任雷州司马）在此基础上续写成《横州志》①，并被清初著名藏书家黄虞稷收藏。黄虞稷在他的私人藏书记录《千顷堂书目》说：陆舜臣的《横州志》“嘉靖庚申年修”，嘉靖庚申年即1560年。陆舜臣的《横州志》后来又经横州举人甘若馨修改续写，前朝的资料得以保存，为清人编志书提供了便利。清《横州志》引用了旧志许多材料，明示者例如《形胜》《气候》《戎备》等篇，明朝及以前的资料，大都引自这些旧志稿。

图2：1983年发行的简体字版清乾隆《横州志》（横县端书图书馆藏书）

那么，清人编写的《横州志》有什么特点，又有什么不足呢？先说特点：

一、比较全面地记录了横州当时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形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学、人物等等方面内容。

《横州志》共分十二卷。

前四卷从图经、形胜、沿革到星野、气候、山川、图里（横州地方自治组织）、圩埠、关津等等，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在《形胜》篇里，列举了横州八景。横州八景应该是黄济、黄文黼父子俩，陆坚、陆嘉鲤父子俩这些人弄出来的，因为最先以八景的名称作为诗歌题目的就是陆嘉鲤他们。如陆嘉鲤（1492年中举）写《乌蛮积翠》《钵岭春游》《宝华朝烟》《天窟归云》；黄文黼（1495年中举）写《槎亭秋眺》；任信（1489年中举）写《紫水呈祥》；甘义（1465年至1487年间贡生）写《海棠暮雨》；陆舜臣（1516年中举）写《钵岭春游》；陆汤臣（1531年中举）写《海棠暮雨》；莫子麟（1531年中举）写《月江澄练》；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任横州知州的刘子诚也以《海棠暮雨》为题写诗。在他们之前虽然有人写过这些景点的诗，但都没有以此为题的。陆坚的孙子陆舜臣在晚年整理和编辑《横州志》时把“横州八景”编入书中。

第五卷为防抚志，主要叙述剿灭土匪平息盗贼安抚百姓转化少数民族等情况。如明人甘若馨的《弭盗论》就提到当时的保甲之法，即十家为一甲，每甲自相纠察。发现有做贼的，自行捕捉送官，否则事发连坐；有劣迹而尚能教育者，在官府备案，并经常监查其人去向报甲长记录。清朝则是在河道上设关卡，由左江镇标前营派兵派船负责巡守。民团则指定练长负责，地方狼团指定狼目负责。要求练长、狼目时常清查户口，每月初一、十五到州府报告备案。保甲法当然不是明人首创，但对后世影响相当大。

第六卷是户产志，叙述人口、田赋征收办法，各项公用开支，盐和谷的营销与储存各类物产。从盐的经营中可以看到横州与广东的联系。公用开支则从知州的俸禄到鼓吹手、轿夫、撑伞打扇的、看门人的工资，从祭拜文庙等等的香火银到救济孤贫的钱米，都一一开列。

第七卷是学校志，叙述横州教育发展及其经济来源的情况。特别详细介绍孔夫子年考及丁祭的典礼。丁祭从条约、祭器到程式乃至音乐舞蹈，都做了详细的记录。丁祭时间分别在每年的春二月和秋八月的第一个丁日。典礼至为隆重和讲究，主祭由知州担任，学正、训导、吏目及武官等官员陪祭。祭前三日致祭者须斋戒，前一日全体集中到学宫（又称文庙，孔庙与学校合一，孔庙为官祭，学校为官办，旧址在今县武装部）斋宿，沐浴更衣并检查祭品，毋使有遗漏或不足。丁祭程式分为六个步骤：迎神（迎接孔子神灵）、初献、亚献、终献（共三献，向孔子献词、献祭品等）、彻馔、送神（恭送孔子神灵）。每个步骤都配以音乐舞蹈。这些要求和程式均由礼部制定颁布，凸显朝廷尊孔崇儒和学校教育莫重于典礼的理念。

第八卷为秩祀志，叙述主要节气会典的礼仪。如新任州官到任的仪式是：先到城隍庙（设在城外，旧址在原横州镇粮所）斋戒独宿，示以虔诚，第二天早上祭神并宣誓，无非是忠君爱民、恪尽职守、祈求保佑等等，然后从州城东门入城进官衙（旧址在今横州镇一中）。新官到任之所以郑重其事拜神，既是向百姓宣告官员的到任，更重要的是利用全社会崇神信鬼的心理向百姓昭示“君权神授”的专制执政伦理，奠定执政基础。同时也使官员在地方上有所畏惧，起到“举头三尺有神明”的震慑作用。新官祭祀城隍神是在宋代开始，规定新官到任三日内，必须拜谒城隍庙。明太祖朱元璋在此基础上完善了祭祀城隍的制度，规定新官到任必须先谒城隍庙，后为清代所沿袭。

此外还有“行香讲约”，是官方重视教化的一种仪式。每月初一、十五，知州率学正、训导等属官到文庙行香拜祭孔夫子，然后到明伦堂（设在文庙内）领着生员读书。之后又到城隍庙、土地祠等处行香，最后到讲约所向百姓宣讲皇帝的谕旨。

第九卷为职官志，叙述横州社会权力结构、管理层级各官职及任职人员名单，如明朝横州社会管理层级依次是知州、判官、吏目、南乡巡检司巡检等；文职依次是儒学学正、训导。清朝则是知州、吏目（州判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裁撤）、大滩巡检司巡检（南乡巡检司巡检已裁撤）；文职也是儒学学正、训导。

第十卷为选举志，介绍读书人晋身的三种途径。

一是举荐制。如朱元璋于洪武六年（1373年）下令停止科举考试，令有关部门组织推举怀才抱德、贤良方正、孝顺廉正的人送吏部听用。十七年（1384年）恢复科举。

二是科举制。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乡试中式才能参加会试；会试中式才能参加殿试；殿试中式称进士。进士最为时所重，因为中了进士就可以直接做官。而中了举人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还要达到一定条件（如清朝前期规定连考三次会试不中）才能授予官职。如乾隆四十年（1775年）秀林书院的负责人蒙武赉，他是乾隆十八年（1753年）举人，他自称“截取知县”，即已经取得当知县的资格，正在候缺补任的意思。蒙武赉后来以全州“学正”退休回横州，没有机会任知县，“截取知县”就成为用来炫耀的名片。又如《横州志》主笔朱秀，也是参加会试落第，获得“拣选知县”的资格，即等待吏部选派担任知县的意思。志书还略说各朝科举考试的同异之处，并细列自宋朝以来有记录的进士、明朝以来有记录的举人名字。

三是贡途。即考不上举人的前几名称为副贡，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相当于大学）读书，毕业后即取得做官资格。或不经乡试，每年在秀才中选拔学业优秀的生员一名，或每隔三年选贡生二名考入国子监读书，叫岁贡。遇皇帝登基或重大庆典加贡一名，叫恩贡。每12年，由地方直接选拔优秀生员到京城参加选拔考试进入国子监读书，考上者叫拔贡。《横州志》载：“（明）天顺五年，令天下廪膳、增广生员，年四十以上者，考选贡国子监。”也就是说，读书人即使乡试不中，但只要挨到40岁以上，就可以通过另一种难度较低的考试以取得做官资格。贡生只是名义上入读国子监，并不真的入监就读。如《儒林外史》说的：“就是不中（举），十几年贡了，朝廷试过，就是去做知县，推官……”所以不少读书人就挨年龄以待40岁考贡生。到了清代，这种安坐饱饩，不思进取的风气引起康熙皇帝的极大反感，康熙三年（1664年），下令罢岁贡，“罢之则亦养其耻”。康熙九年（1670年）恢复。当然，贡生是有名额和分数线限制的。明朝正统六年（1441年），规定府学一年贡一人，州学三年贡二人，县学两年贡一人。文化欠发达地方常因无人应考或无人考得上线而致名额作废，使所在地方的州官县官颜面尽失。因此，有的州县就引进横州的读书人来应考；横州也多有读书人愿意到文化相对落后的地方读书应考，叫“寄学”，如到崇左、上思、隆安、永淳县（县治在今峦城镇）等。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今天教育部三令五申严禁的“异地高考”。由于贡生人数太多，清廷很少对贡生授官职，贡生近似于一个荣誉称号。此外还有例贡。为了让那些皓首穷经的秀才有个出路，清朝廷规定可以用钱买贡生。而秀才们用钱买贡生，是因为每年可以考贡生的名额有限，而横州秀才又多，竞争激烈。有的年纪大了，即使得考贡估计也难考取；有的成绩排后，估计没有考贡的机会，所以只能用钱去买。据清《横州志》记载，清朝自入关至乾隆三年（1738年），94年间横州仅中举10人，而至乾隆十年（1745年），101年间即有贡生128人，其中通过考试录取98人（36人是异地考取），另有30人是花钱买的。128名贡生中只有13人被委以官职，其余终生空挂一个名头，但在那个时代已经足以光耀门庭睥睨乡里了。

第十一卷是人物志，记载横州本土贤能之士和有孝行的人，本土著名的读书人，被贬谪来横州的忠臣名士、逸士、列女等。

第十二卷为艺文志，记录碑文、记序、诗词等，代表着横州本土文化的最高水准。

《横州志》的编写是官方布置与组织的，志书的体制以及篇目大都有一定之规，所记录的各种重大会典礼仪、科举、选拔等制度，是明清两朝体制在地方的真实反映。虽然记载不完备，但也有助于后人间接了解和认识明清社会形态，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和认识横州的自然生态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历史。鉴古知今，读者可以发现今天的许多社会现象以及做法或多或少都带有旧时的痕迹，也算传承有序源远流长了。

二、强调教化功能。

这与志书的定位和编写的指导思想有关。与明朝不同，清朝志书的编写大部分是官修，用以“资守土吏随时考镜者”，志书中的教育引导功能就源于这个定位。如《横州志》不少篇什开头结尾的大段议论，教化的口吻就十分明显。又如《职官志》所列名宦，《选举志》所列科举功名，《人物志》的乡贤、孝行、列女等等，无不具有树极标来的意义和作用。对守土官吏同样有所劝诫。如《气候》篇，在叙述横州的瘴疠后，又引宋人梅挚的“仕有五瘴”，指出吏治之害甚于瘴疠，以使守吏知之戒之。又如《城郭》开篇即说：“重门御暴，设险守国似矣。然不知守，奚言险？不知御，奚用门？”然后指出：“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怀忠而感激，是谓礼仪以为纪。若夫礼仪凌迟，上下不相恤，彼此不相保，委而去之，城虽险也，曷足恃哉！”告诫守土官吏莫恃城池之固，莫使礼仪凌迟，如此才是守御之方。

那么，《横州志》的不足又在何处呢？1943年编撰的《横县志》指出几个方面，其主要者有：

一是宽泛通套，如《方舆》《户产》《学制》《人物》以及《绪论》等。

二是荒渺无稽，如《星野》一节；而气候的叙述也有耳食不确之处。笔者查核清《横州志》气候篇，全文约1500字，而其引用外来资料达11种之多。有的说法确实不科学，如“瘴疠危害不小，有形者如云霞，如浓雾。无形者或腥风四射，异香袭人。若晓行宜饮酒……禁午睡……”

三是抄袭别人的著作，不符合横州实际。如瑶狼獠獞山子等少数民族的介绍即抄自《峤南琐记》《赤雅》《溪蛮丛笑》《风俗通》等书。

之所以存在以上不足，说到底是清人闭门造车的结果。横州自秦至清，上下几千年，期间治乱变迁，沧桑轮替，正不知有多少，用区区5个月时间编纂成书，除了抄书，也只能以大段空泛的议论来充数了。

但问题还不仅仅如此。清《横州志》在忽略对横州本土文化探究和提炼的同时，一味攀附名人以吸引人气提高本土知名度。例如明朝横州人传说建文帝在横州南门寿佛寺隐居15年，而清朝人却说是在南山寺隐居15年。这不是我乱讲，白纸黑字有清《横州志》为证！

明万历丙午年（1606年），横州人邓国材牵头重建应天禅寺。不久，横州人甘若馨（字自若）编修《横州志》，请邓国材之子邓士奇写文章记录这件事以录入州志。邓士奇援笔写就《应天禅寺记》：

月江南二十里为宝华山，与古钵对峙。丹崖翠崦，罗列如屏；茂竹修林，苍翠可挹。唐始创应天禅寺，锱徒数百。弘治间，有二禅师骑白鹿、花虎往来山间。建文帝卓锡（居住）城南寿佛寺一十余年，尝访师山中，亲颜（立匾）“万山第一”四大字于寺额。宣德、正统，代有修箿……先大夫悼建文遗迹，不宜陨灭，集善者叶仰洲、陈仰桥等捐金募资，庀（备）材重建，筑书舍，周缭以垣，前堂右间新装建文帝像，一如老佛，侍以鹿虎二师，从帝志也。匾曰：隐龙殿。仍颜帝题四大字……

邓士奇写得明明白白：建文帝住在城南寿佛寺十几年，期间曾到南山应天禅寺访师，亲自写“万山第一”四个大字挂于应天禅寺的门额上。文中建文帝居住的“城南寿佛寺”肯定不是“南山寺”，因为南山寺当时叫“应天禅寺”。如果是指南山寺，则建文帝“尝访师山中，亲颜万山第一四大字于寺额”的“山”，就不是南山；“寺”，就不是南山寺。那么，至关重要的“城南寿佛寺”究竟在哪里呢？最早记载建文帝在横州的《君子堂日询手镜》说建文帝隐居地点在“横之南门寿佛寺”，即今马鞍街和外西街一带：

横人相传建文庶人靖难时，削发为佛徒遁至岭南，后行脚至横之南门寿佛寺，遂居焉十五年，人不之知。其徒归者千数，横人礼部郎中乐章父乐善广亦从授浮屠之学（注：即跟建文帝诵经拜佛）。恐事泄，一夕复遁往南宁陈步江一寺中。归者亦然，遂为人所觉，言诸官，达于朝，遣人迎去。此言亦无可据，今存其所书“寿佛禅寺”四大字在焉。其寺南面江，北背城，殿宇甚华美，有腴田数百顷，临街店屋三四十间，岁可得赁钱百五十金。今止一二僧，懦不能立，利归里长并诸有力者。又传自建文庶人去，则寺日就废，僧人不能存云。

从文中可知，“横之南门寿佛寺”南面对着郁江，北面背着横州城，这样的位置表明此寺绝非在南山，而在今百货大楼面前一带地方，因为明清两朝此处的城门叫“南门”。南门直通郁江（即今大码头），前有缸瓦街、马鞍街、外西街等街道，店铺民居相间而立，与王济的记载大致相仿。

《君子堂日询手镜》的作者叫王济，1522年在横州任州判，当时南门寿佛寺还在。王济自序说：“广西横州乃旧合浦郡也。余窃禄于茲，见其风气绝与吴浙不同，故每遇事必细询之不倦，是以郡内山川出产民情土俗颇得一二……”由此可知王济说建文帝隐居横州南门寿佛寺十五年是“细询”横州人得来，并非杜撰。

不算之前之后，从1522年的王济到1606年的邓士奇共84年时间里，在明朝横州人的传说中，建文帝是居住在南门寿佛寺而非南山应天禅寺，这才是建文帝隐居横州的历史传说的本来面目。

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可以支持这个结论，那就是邓士奇之前，明朝人所写的《宝华朝烟》诗，包括横州知州黄琮（1516年—1519年任职）的《宝华山游》五言十四韵长诗，都没有提到建文帝。自从邓士奇《应天禅寺记》说建文帝“尝访师山中”后，明人甘若馨、郭巩的诗以及徐霞客才提及建文帝，但都没有超出“尝访师山中”这个前提。甘若馨的诗一语双关说“古寺留云隐卧龙”，表面上是指云翳遮住了南山应天禅寺的隐龙殿和建文帝塑像，暗地里是指建文帝曾在此隐藏过。郭巩的诗曰：“万山第一圣人题，御笔星辉守吏携。塑像长春称老佛，至尊隅坐冷萋萋。”郭巩只是悲“万山第一”被人携去，后人误认塑像为老佛而不祭拜，致使建文帝坐在角落里香火冷落凄凄凉凉。郭巩到南山寺祭拜建文帝的时间是1637年，距邓士奇写《应天禅寺记》才29年，这么短的时间里人们不会因为“万山第一”匾的丢失而误认建文帝塑像为老佛塑像，反倒说明横州人包括附近的村民并不知道邓国材、邓士奇等几个士大夫虚构了建文帝上南山寺的故事。徐霞客说：“宝华山有寿佛寺，乃建文君遁迹之地”。所谓遁迹者，隐姓埋名到过此地或小住几天之谓也，他们都没有说建文帝居南山寺15年。

一百多年后，清朝人陈奎没有任何考古凭据，写《南山遗事记》空口白舌说：

帝复自蜀入滇游闽，最后入广西，至横州南山寿佛寺居焉……亲书寺门曰：万山第一。后为州守携去。今所悬者，乃摹仿遗迹也。事载州志。居南山十五年，人不知之……

树有根水有源，在没有考古证据支撑的情况下，研究历史传说应以最早的传说为准，因为越是早期的传说就越贴近历史的真相，就越有说服力。但清人编写《横州志》时不惜斩根塞源丢弃王济的《君子堂日询手镜》而嫁接邓士奇的《应天禅寺记》，以“尝访师山中”支撑陈奎虚构建文帝在南山的故事。因为如果刊载王济的文章，陈奎的说法就土崩瓦解不攻自破。那么，是清人不知道王济写有《君子堂日询手镜》吗？非也！清《横州志》把王济列入《名宦》，说“时州方缺守，济摄篆视事，尽得其习俗利弊，召父老庭下集议可否而从革之。于是民知向方，盗亦潜息”，这段话就抄自明人张寰为王济写的《广西横州别驾王君济行状》，里面即提到王济的《君子堂日询手镜》。而且明嘉靖年间和万历年间就分别有《君子堂日询手镜》木刻版、石印版流传，或许还为横州官府或民间收藏。2013年8月23日第八届全国花茶交易会曾在横州国际商贸城主会场的宣传橱窗中展出过《君子堂日询手镜》木刻版、石印版的疑似原本或清朝刊本。

同样有意为之的是对娘娘山大铁钟的介绍。清《横州志》说：“飞来钟，在钵岭慈感庙，大三围，高八尺，重八百斤。相传自广东寿佛寺飞来，钟上铸有字。”清人故弄玄虚没有把铸文录出来，使人读后觉得钟上的铸文就是说明从广东飞来的证据。而如果把铸文明示出来，这种感觉就会荡然无存。民国《横县志》记录了娘娘山大钟铸文：“广东客人于澄发心喜铸洪钟一口，重八百余斤，入于寿佛寺，永远供给，祈保平安，谨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明天顺七年六月吉日造，真堂。”意思是广东来的客人于澄发，字心喜，铸一口钟，送给寿佛寺，时间是明朝天顺七年（1463年）。由此可知，所谓飞来钟，原来是广东人送给南门寿佛寺的钟。硬要说“飞来”，那也是“飞”自横州的南门寿佛寺。

此外，官编《横州志》既作考镜的资料，官府必然妥为存档长期保存，难免有人希冀从中谋取一席之地，使自己及其宗族与横州志并垂久远。参与编写志书的是本地乡绅和读书人，大都非亲朋即故旧，非师生即同窗。如陈奎就是当时横州士林的标杆性人物，清《横州志》说他是清康熙戊寅岁（1698年）拔贡，“设家塾课诸弟”“所作多诗文赋序，士林咸称颂焉”。强龙不压地头蛇，连州牧柯宗仁也恭维他，亲笔题匾一块挂在他家的厅堂上，文曰“一堂聚顺”。陈奎的儿子陈翌熹于康熙癸巳（1713年）恩科中举，曾被代理知州许建延开槎江书院，很多学生有所成就。曾应邀为风门江桥、青桐桥、那阳龙恩寺、那阳五公庙、校椅圩南街大庙写记，雍正五年（1727年），还牵头倡议改建横州文庙（即横州学宫）。可以说陈氏父子无论在官府还是在民间，都具有相当大的人气。因此《横州志》在评论人物、收录诗文时，对陈氏父子及其家族难免有虚誉或高看一眼之嫌。而主编、主笔又是外乡人，对前人前事无从调查核实，其他人纵然知情，碍于情面也不好指正。主笔只好人云亦云当个抄书匠。如贡生陈翌宸是参刊人，陈翌纲妻孙氏、陈翌睿妻吴氏就列入《列女》，她们的事迹不过是坚志守寡从一而终，而这样的事在当时并不少见。清《横州志》的一些参刊人也有近水楼台先捞月之嫌。主编谢钟龄把自己的诗文各一篇录入志书。杨英豪录入自己的5首诗，杨英杰妻黄氏列入《列女》。亦之佩把亦之光妻叶氏列入《列女》。陆生楷、朱秀、蒙毓彦、吴天宠等人也把自己的诗文录入州志。

当然，讲《横州志》存在的问题，并非否定其实有的价值。时代的超越实质是文化的超越，而文化的超越离不开批判。没有批判就没有继承，没有继承就没有超越。我们应该花力气在源头上寻根挖底去伪存真，扬其精华而弃其糟粕，在此基础上融汇创新，构建新时代横县本土特色文化。否则，我们的历史就满纸谎言，我们的本土文化就不伦不类，又遑论什么先进文化呢？

编书不易，编志书犹难。何况上下几千年，纵横数百里，横州自然的盛衰、王朝的兴废、人事的变迁，正可谓白云苍狗沧海桑田，岂是一本薄薄的《横州志》所能编而志之？而前朝志乘不全，资料奇缺，犹谓巧妇无米之难。诚如主编谢钟龄在《横州志序》所说：“余自甲子莅粤西，经其土疆，察其风俗，因访求州乘。惟书吏钞呈前明乡大夫陆君舜臣约撰旧志稿数十篇，沿录既久，错讹乖舛，匪直鲁鱼亥豕而已……而旧简残缺，仍从草创，尤不易易。”在此，借用主笔朱秀的诗句来表达我读《横州志》后的感受，那就是：“千百年来书幸就，此邦应重谢侯传。”谢侯者，谢钟龄也。

2013年8月28日

注

①据《广西地方志提要·广西地方志佚书名录》（区通志馆编1988年版）P435所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