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山第一』并非建文帝所题

明朝建文四年（1402年）夏六月乙丑，打着“清君侧”旗号的燕王朱棣，指挥他的虎狼之师攻陷明朝的首都南京城。

《明太宗实录》是朱棣的长子和长孙撰写的史书，它记载当时的情形说，建文帝命举火焚大内，与皇后马氏赴火死。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忙派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嗣后朱棣宣布建文帝已投火死，自己当仁不让坐上了皇帝宝座。

接着，朱棣大肆屠杀建文帝的忠臣；无视建文帝当政四年的历史，下令废除建文年号，改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接下来是自己的年号即永乐元年，意在表示他继承的是太祖皇帝朱元璋的帝位；在位期间命人前后三次修改明太祖实录，对当年攻打南京城的夺位之战称为“靖难之战”。靖难，意即平定祸乱。

但胜利者写历史，历来为人质疑。朱棣以下犯上又近乎掩耳盗铃的做法更引起人们的不满与反感。再加上烧焦的尸体很难分辨是否建文帝，于是，关于建文帝没死并且削发为僧遁迹江湖的说法在刀光剑影和仇恨猜疑中应时而生不胫而走。正统五年（1440年），发生了一件真实的事情：有僧人自云南至广西，自称是建文皇帝。思恩（时治所在今平果县）知府岑瑛连忙报告朝廷。经审问得知，僧人其实是钧州人（钧州，治所在今河南禹州市）杨行祥， 年已90多岁。于是僧人被关入大狱而死。自此之后，云南、贵州、重庆、四川之间，都传说有建文帝为僧时往来的遗迹。以致清人撰写《明史》时，在“帝不知所终”之后，也不得不兼收并蓄附上一句“或云帝由地道出亡”。

杨行祥事件后，地处蛮夷，山高皇帝远而荒芜沉寂的横州，也悄然传闻木鱼钟磬之声，街头巷尾茶馆酒肆纷然争说建文帝的故事。1522年，即明嘉靖壬午年，乌程（今浙江湖州）人王济，到横州任判官（州官副职）。当时的横州州官缺位，王济代行知州职守主管全面工作。王济是个文化人，也是个有心人，在任期间对横州的经济、文化、环境以及风土人情做了细致的了解，“采其风土物宜与域中异者类为一编，曰《君子堂日询手镜》”。①王济在下卷中记录建文帝在横州的传说：

横人相传建文庶人靖难时，削发为佛徒遁至岭南，后行脚至横之南门寿佛寺，遂居焉十五年，人不之知。其徒归者千数。横人礼部郎中乐章父乐善广亦从授浮屠（浮屠指佛教）之学。恐事泄，一夕复遁往南宁陈步江一寺中。归者亦然。遂为人所觉，言诸官，达于朝，遣人迎去。此言亦无可据，今存其所书“寿佛禅寺”四大字在焉。其寺南面江，北背城，殿宇甚华美。有腴田数百顷，临街店屋三四十间，岁可得赁钱百五十金。今止一二僧，懦（懦弱）不能立，利（指赁钱）归里长（相当于现今的居委会主任）并诸有力者。又传自建文庶人去，则寺日就废，僧人不能存云。

这是笔者所能见到的最早传说建文帝隐居横州15年的文字版本，建文帝隐居地点在“横之南门寿佛寺”。

南门寿佛寺究竟在哪呢？ 笔者查阅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横州知州谢钟龄主编的《横州志》（横县端书图书馆藏书），可知明横州城有门六个，其中城南面向郁江处有门两个，一曰月江门，在今月江宾馆前，又称小南门；一曰镇彝门，在今百货大楼前，又称大南门。清代横州城城门仍沿袭明制，小南门西（即今县武装部一带）有文庙、龙兴寺等几座庙寺；大南门东边有龙母庙、城隍庙等七八座庙寺面江背城排开。庙前有缸瓦街、马鞍街等街道，店铺民居相间而立。与王济的记载“其寺南面江，北背城”大致相仿。可以推知横人传说建文帝居之十五年的“横之南门寿佛寺”就在这个区间。

对宝华山宝华寺（俗称南山寺），王济也有记载，他在上卷中写道：

州城南门外渡江陆行数里，有宝华山，锐峭秀拔。学宫（旧址在今横县武装部）正南一望，屹然对峙，术者（看风水的人）以为文笔峰，故科（科举）不乏人。余屡欲一登，终以事阻。人云其中迤路岩洞，萦纡幽迥，不可名。峭壁怪石，奇险峻拔，又多可爱。中有一寺，亦以山名（命名），今已圮（倒塌）废。中殿岿然仅存，旁舍存数野衲（僧徒）而已。闻（听说）昔曾居千僧，一巨锅炊，可饷（供食）数百人者。尚漫（埋没）沙土中，地出两耳，人行其中不觉。闻尝有见浮出山溪涧者，次日相寻往观，居然在焉。见则其岁有兵荒。又有神僧骑鹿或虎往来山间，此说近诞（怪诞），姑以纪异。

上溯明正德九年（1514年），王济的前辈，时任横州知州的黄琮曾游宝华山上宝华寺，作诗《宝华山游》曰：

朅来登宝华，迢递涉涧水。长风溯迴岗，瘴雨附莫垒。

山腰带一径，去去如盘蚁。天低云缀衣，路阻石碍趾。

俯怀仆夫勤，汗笠压双耳。惧此游豫念，而悖清净理。

山门候双旌，茗果助欢喜。萧条钟磬存，剥落丹青毁。

神僧去何之，白鹿空岩死。唯余千尺松，日暮风雷起。

石垆柏子烟，金鳖松花泚。解衣坐狼藉，拼取一醉已。

归旆指闉阇，前驱戒弧矢。聊将方寸心，志此亿万里。

这两个横州官员有关南山寺的诗文都说宝华山寺有神僧骑鹿跨虎往来的传说，没有一字提到建文帝，可见当时还没有建文帝上南山寺的说法。

宝华山寺与建文帝扯上关系，始见于84年后横州举人邓士奇的《应天禅寺记》。时值明万历丙午年（1606年），横州人邓国材牵头在宝华山重建应天禅寺，在前堂右间新装建文帝塑像，命名为隐龙殿，寺门悬挂一匾，上书“万山第一”四个大字，说是建文帝御书。

嗣后，横州人甘自若修州志，请邓国材之子邓士奇写一篇文章记录这件事。邓士奇援笔写就《应天禅寺记》：

月江南二十里为宝华山，与古钵（今娘山）对峙。丹崖翠崦，罗列如屏；茂林修林，苍翠可挹。唐始创应天禅寺，缁徒数百。弘治间，有二禅师骑白鹿、花虎往来山间。建文帝卓锡（居住）城南寿佛寺一十余年，尝访师山中，亲颜（立匾）“万山第一”四大字于寺额。宣德、正统，代有修葺。寺田数顷，嘉靖时，废佃民间。万历辛卯（1591年），檀那莫子琮等协力鼎创平基，宏构殿宇，前堂五间，又前为门，翼以廊。未几，栋宇再圯。先大夫悼建文遗迹，不宜陨灭，集善者叶仰洲、陈仰桥等捐金募资，庀（备）材重建，筑书舍，周缭以垣，前堂右间，新装建文帝像，一如老佛，侍以鹿虎二师，从帝志也。匾曰：隐龙殿。仍颜帝题四大字。入者徘徊瞻仰，如觐（朝见）天颜（皇帝）焉。万历中，馆议谓帝元孙君临天下四载，崇文图治，无忝（愧）守成。且亲在九世，议亲议贵，世皆宜祀，祀宜懿文太子园陵。此山寺耳，曷（为什么）以塑？所以著君臣大义，炳扬人心，不以世远事湮在草莽而弃之也。工兴万历丙午季夏，役竣无记。甘氏自若辑志，恐湮没余先大夫之心与诸父老重建兹寺之意，挽余记之。

在邓士奇笔下，建文帝住在“城南寿佛寺一十余年”，与王济的记载基本一致。不一致的是，邓士奇说建文帝“尝访师山中”，即住在州城南门寿佛寺的建文帝曾经到宝华山寺即南山寺访问禅师，并手书“万山第一”四个大字挂在南山寺门额上。

这个改变是邓氏自撰还是沿袭别人的说法呢？清《横州志》载有《南山遗事记》一文，作者为康熙朝横州人陈奎。他说建文帝居南山寺“亲书寺门曰：万山第一。后为州守携去，今所悬者，乃摹仿遗迹也，事载州志”。陈奎指称的“州志”，就是邓国材的前辈陆舜臣撰写的《横州志》遗稿。可知陆舜臣是编造建文帝上南山寺的第一人，邓士奇的《应天禅寺记》只是沿袭陆舜臣的说法而已。稍有不同的是，陆舜臣说“万山第一”是摹迹，而邓士奇却说是真迹。

陆舜臣州志稿没能广为刊行，但被横州人抄存，百多年后又被清朝横州官府认可并据此编成《横州志》传世；邓士奇的《应天禅寺记》刻碑竖在南山寺旁，多被过往人客诵读传扬。自此，“万山第一”作为建文帝上南山寺的物证，被后人屡屡提起津津乐道，名播远近。

陆舜臣，明正德丙子（1516年）乡试明经科举人，解元，即当年乡试明经科的第一名，曾任广东雷州（治所在今广东雷州市雷城镇）同知（知州的副职）；其子陆嗣象，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丁酉科举人；其父陆嘉鲤，举明弘治壬子（1492年）乡荐，曾任广州教授，因陆舜臣显贵被弘治皇帝赠德庆州知州；其祖父陆坚，明天顺（1459年）己卯科孝廉，授蒲城教授。陆舜臣弟陆汤臣，嘉靖十年（1531年）辛卯科举人，曾任茂州（今四川茂县）知州，其子陆应泗，嘉靖四十年（1561年）辛酉武科举人。

邓国材，明万历七年（1579年）己卯科举人，曾任江苏海州知县；邓士奇，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癸卯科解元，曾任四川邻水知县。父子俱为朝廷命官。邓国材的父亲邓珊因为邓国材显贵而被万历皇帝赠衡山县知县。

甘若馨，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乙卯科举人，清《横州志》说他曾“修志稿”，这个“志稿”当是陆舜臣的遗稿。从古人名与字的构成关系看，笔者猜想甘若馨与甘自若应是同一人，姓甘，名若馨，字自若。作为掌握话语权的地方名人，他附和邓士奇“建文帝上南山应天寺”的说法，赋诗《宝华朝烟》云：

宝华叠叠献奇峰，瑞色朦胧紫盖中。

月断树梢天未晓，烟浮阁顶岸犹封。

老僧驾雾骑神鹿，古寺留云隐卧龙。

忙去山门迷觉路，迟迟且待日边红。

按照民间传说，靖难后，朱棣派胡濙等人四处侦查建文帝踪迹，甚至派太监郑和多次远赴海外寻查，前后达20多年之久。朱棣以后直至崇祯朝灭亡，始终没有正式给建文帝平反。按说人们避建文帝犹恐不及，那邓氏为什么胆敢堂而皇之在横州南山寺中塑建文帝像呢？考诸史书得知，朱棣虽然靖难夺位，但他打的旗号是“清君侧”，表示建文帝不是敌人，所以当上皇帝后至少在表面上维持对他的大哥、已故皇太子朱标一脉的基本尊重。《明通鉴》载，朱棣夺位后虽废除建文帝赠予其父朱标的皇帝谥号，但仍“重称懿文太子，岁时致祭如常仪”，也没有杀掉建文帝的几个弟弟以及留在南京的小儿子朱文圭。建文帝既然不是敌人，则朱棣的后代在重建伦理秩序时就应该给建文帝以及他的诸多忠臣恰如其分的评价和位置。《明史》记载，朱棣死后第二年（1425年），仁宗皇帝即位，谕礼部：“建文诸臣，已蒙显戮。家属籍在官（即被取消户籍，编入官府做奴仆）者，悉（全部）宥（赦免）为民，还其田土……”天顺元年（1457年），即陆坚举孝廉前两年，英宗皇帝释放被囚禁的朱文圭及其家属。万历初，神宗皇帝下诏给当年被杀的建文帝忠臣平反并建庙祭祀。至此，建文帝的评价与祭祀问题也就直接摆在了朝廷面前。这个变化邓士奇在《应天禅寺记》里交代得很明白：“万历中，馆（馆阁，指朝廷）议谓帝元孙君临天下四载，崇文图治，无忝守成。且亲在九世，议亲议贵，世皆宜祀，祀宜懿文太子园陵。”也就是说，朝廷承认建文帝当政四年，不愧是守成之人，同意在其父亲朱标（谥号懿文太子）的陵园里祭祀建文帝。不按皇帝的名分祭祀，只按朱元璋的元孙、朱标太子的儿子的规格来祭祀，这显然是向天下宣示朱棣继位的合法性，维护既成秩序的手段。所以邓士奇特别强调说：“此山寺耳，曷以塑？所以著君臣大义，炳扬人心，不以世远事湮在草莽而弃之也。”意思是说，在此山寺塑建文帝像，目的是使人们明白当今大明天下谁是皇帝谁是臣子，从而恪守君臣大义。由此，我也明白邓国材为什么口口声声称建文帝，却大不敬地把建文帝塑得“一如老佛”而不像皇帝，那绝不仅仅因为传说建文帝出家做了和尚，更是与朝廷降格祭祀建文帝保持高度一致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不知有意还是无意，邓士奇漏写一个“门”字，使方位固定的“南门”成了泛指横州城以南包括郁江南岸连带南山在内的“城南”，为后人断章取义续编建文帝的故事留下任意想象的空间。自此以后，横州人每说建文帝的故事，多摒弃王济的“南门寿佛寺”而争说邓士奇的“城南寿佛寺”，迨至清朝人陈奎又说成“南山寿佛寺”，最终演绎成“建文帝居南山寺十五年”，这恐怕连邓士奇也猜想不到。

陈奎，横州人，因读书成绩拔尖于清康熙戊寅岁（1698年）被横州官府选送入京参加朝考，谓之“拔贡”。清《横州志》说他“设家塾课诸弟”，“所作多诗文赋序，士林咸称颂焉”。连州牧柯宗仁也对他高看一眼，亲笔题匾一块挂在他家的厅堂上，文曰“一堂聚顺”。陈奎的儿子陈翌熹于康熙癸巳（1713年）恩科中举。清《横州志》说他“性嗜酒，论文能诗赋，尤长大文，署州牧（即代理知州）许建延（延聘）开槎江书院，后学多所成就”。清《横州志》共录入陈奎诗19首、赋1篇、记序5篇；陈翌熹诗1首，记3篇。可见陈氏父子人脉之广文名之崇，是横州最具影响力的高端文人。陈奎袭用陆舜臣“摹迹”说写《南山遗事记》并刻碑流传，此后，横州人每说南山寺，必提建文帝；每提建文帝，必说《南山遗事记》：

靖难兵既济江，直趋金陵，薄（逼近）金川门。曹国公李景隆开门迎降，大内遂哗。建文帝急召程济问计。济曰：“陛下之天位虽去，而天年未尽；国土虽失，而社稷未亡。若祝（剃）发出走，可免。”帝从之。相传帝方急时，一官捧洪武（指朱元璋）遗箧（盒子），封锁甚密，曰：“曩（从前）受命，戒以急难乃启。”至是启之，得杨应能度牒（官府发给僧人以证明身份的凭证）及髡缁（僧人的服饰）。程济曰：“数（运数）也，可奈何？”立召主录僧溥治为帝削发。从水关出，逊位（让出帝位）而去。程济随亡。帝既出，执杨应能度牒，云游四方。数遇难，程济皆以术（方术）脱去。自湖入蜀。成祖（朱棣）疑之，命给事中胡濙等以访张邋遢为名，遍物色之，十年不可得。帝复自蜀入滇游闽，最后入广西，至横州南山寿佛寺居焉。帝题诗云：

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住团瓢。

南来瘴岭千寻险，北望天门万里遥。

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已换衮龙袍。

百官侍从归何处，惟有群鸦早晚朝。

亲书寺门曰：万山第一。后为州守携去。今所悬者，乃摹仿遗迹也。事载州志。居南山十五年，人不知之。徒归甚众，恐事泄，复遁至南宁陈埠江一寺中，归者亦然。去之。思恩知州岑瑛出行，忽遇一僧当道立，从者呵之。自称为建文帝，由滇历闽粤，游方至此，今老矣，欲送骸骨归帝乡。瑛大骇，闻于巡按御史，奏之朝，驿送赴京，号为老佛。途次赋诗云：

流落江湖四十秋，归来不觉雪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影暗，昭阳殿里雨声愁。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及至京，未审虚实。以太监吴亮曾经侍膳，使往视。帝见亮即曰：汝非吴亮耶？亮对曰：不是。帝曰：我昔御便殿时，食子鹅，弃片肉于地，汝伏地舔食之，何谓不是？亮涕泣于地。既而复命，遂迎入西内焉。英宗因升思恩州为思恩府，擢思恩州土官知州岑瑛为知府（实际上擢知州岑瑛为知府是在正统四年），时正统五年事也。州人因塑帝像于南山寿佛寺左，额曰：应天禅寺。名其殿曰：隐龙。史云：帝归养西内后，遂不知所终云。

整个剧本脉络清晰，故事有头有尾，情节跌宕起伏，始于奇诡终于宿命，入乎情理出乎意料，人物有名有姓，举止生动，跃然欲出。读后令人印象深刻，不信也难。至此，建文帝正式从“横之南门寿佛寺”华丽转身又跋山涉水上了城南的南山寿佛寺。

但是，如果看过前人王济的《君子堂日询手镜》和邓士奇的《应天禅寺记》，尤其是明末清初人谷应泰撰写，约于1658年刊行的《明史纪事本末》，就能看出陈奎的《南山遗事记》并非原创，而是参考这几个人的作品，各取所需改写而成。

《明史纪事本末》（横县端书图书馆藏书）曰：

建文四年夏六月乙丑，帝知金川门失守，长吁，东西走，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曰：“不如出亡。”少监王钺跪进曰：“昔高帝（朱元璋）升遐（逝世）时，有遗箧，曰：‘临大难，当发。’谨收藏奉先殿之左。”群臣齐言：“急出之！”俄而舁（抬）一红箧至，四围俱固以铁，二锁亦灌铁。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焚大内。皇后马氏赴火死。程济碎箧，得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袈裟、帽鞋、鬀刀俱备，白金十锭。朱书箧内：“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帝曰：“数也！”程济即为帝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祝发随亡……

为节省篇幅，下文仅保留建文帝出走的时间与地点，其余人物及对话等都略去，省略号省去与广西无关的内容。

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春正月十三日，建文帝至云南永嘉寺。

……

宣宗宣德十年（1435年）春三月，建文帝往粤西（广西）。

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秋八月，建文帝还至滇。

三年（1438年）秋七月，建文帝欲往粤西，不果，会有弟子亡去，帝恐迹露，遂有粤西之行。

帝好文章，能为诗歌，尝赋诗曰：

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后至贵州金竺长官司罗永庵，尝题诗两首于壁间曰：

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

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

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沈。

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

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团瓢。

南来瘴岭千层险，北望天门万里遥。

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

百官此日知何处，唯有群乌早晚朝。

至是，出亡盖三十九年矣。会有同寓（住）僧者，窃帝诗，自谓建文帝，诣（到）思恩知州岑瑛，大言曰：“吾建文皇帝也。”瑛大骇，闻之藩司，因系（缚）僧，并及帝，蜚章以闻，诏械（枷铐）入京师。

八月，至金陵（南京）。九月，至京（北京）。命御史廷鞫（审问）之。僧称：“年九十余，且死，思葬祖父陵旁耳。”御史言：“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统五年，当六十四岁，何得九十岁！”廉（拷问）其状，僧实杨应祥，钧州白沙里人。奏上，僧论死，下锦衣狱，从者十二人戍边。而帝适有南归之思，白（坦白）其实。御史密以闻：“阉（太监）吴亮老矣，逮（曾）事（服侍）帝。”乃令探之。建文帝见亮，辄曰：“汝非吴亮耶？”亮曰：“非也。”建文帝曰：“吾昔御便殿，汝尚食（服侍皇帝进食）。食子鹅，弃片肉于地，汝手执壶，据地狗餂（舔）之，乃云非是耶？”亮伏地哭。建文帝左趾有黑子，摩视之，持其踵，复哭不能仰视，退而自经（吊颈）。于是迎建文帝入西内。程济闻之，叹曰：“今日方终臣职矣。”往云南焚庵，散其徒。帝既入宫，宫中人皆呼为老佛。以寿终，葬西山，不封（起坟堆）不树（立碑）。

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只有宣宗宣德十年（1435年）春三月和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秋七月提到建文帝有粤西之行，时间并不长。而陈奎改写成“最后入广西，至横州南山寿佛寺居焉”“居南山十五年，人不知之”；将建文帝被迫逃难改为识大体顾大局逊位而去，拔高建文帝的形象；又把建文帝与僧人杨应祥一起被捕入京改为建文帝主动要求回京养老；把唐朝时就创建并已命名的南山“应天禅寺”说成是“寿佛寺”，再改成建文帝走后州人易其名为“应天禅寺”，形成州人怀念建文帝的因果关系。至此，一部建文帝隐居南山寺的演义脚本就圆圆满满杀青了。对照这几部古籍，读者明鉴，必会明了陈奎《南山遗事记》成文的本本末末，毋庸笔者赘言。

综上所述，有关建文帝在横州的传说，笔者认为只有王济、陆舜臣的说法具有考据价值。一是它们都属早期的传说，尤其是《君子堂日询手镜》，更具有不可忽略不可替代的本源地位。二是它们都口说有“凭”。在王济笔下，建文帝在“横之南门寿佛寺居十五年”的人证是“乐广善”，物证是御书“寿佛禅寺”。陆舜臣无法否定王济的说法，他便在“卓锡城南寿佛寺一十余年”的基础上另辟蹊径暗度陈仓，说建文帝“尝访师山中”，物证就是“万山第一”。而陈奎说建文帝居南山寺15年，却没有任何新的凭据，不过空口白话文字游戏而已。作为故事，可供茶余饭后之谈资，用来证明建文帝居南山寺的真实，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后人附会陈奎的《南山遗事记》生发出来的“圣种白毛茶”“凹督田螺”“红腰米”等种种传说，更是每况愈下，不足为凭。

行文至此，我不得不提明朝人徐霞客，他曾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农历八月十五到横州一游。出游前，徐霞客肯定阅读过有关横州的资料——当时可供参考的志书不少：元朝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编成的《大元大一统志》、元朝的《横州路郡志》，明朝天顺五年（1461年）编成的《大明一统志》、明朝嘉靖初年（1522年）横州举人黄济的《横州志》、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横州举人陆舜臣的《横州志》——当他进入横州境内见到乌蛮山时，即说“《志》谓：‘昔有乌蛮人居此，故名。’余按：乌浒蛮在贵县北，与此不相及”。徐霞客所说的《志》应该就是《横州志》或《一统志》等志书。如果没有阅读过，不会知道志书有这样的表述。而且，当时横州知州诸士翘还是徐霞客的老乡，他于崇祯八年（1635年）就到横州任知州了，对建文帝在横州的故事应该有所传扬。徐霞客将出游时，还有人托徐霞客捎书给诸士翘。因为途中遇劫，行李连同书信被盗贼抢去，徐霞客最终没有入横州州署见诸士翘。（见《徐霞客游记》，载于1989年出版的《横县县志》，题目是《徐霞客游横州》，横县端书图书馆藏书）所以，徐霞客到了南山应天禅寺，见到《万山第一》匾，即敢言之凿凿地说：

宝华山有寿佛寺，乃建文君遁迹之地……其寺西向，寺门颇整，题额曰“万山第一”。字甚古劲，初望之，余忆为建文君旧题，及趋视之，乃万历末年里人施怡所立。盖施怡建门而新（翻新）其额，第（只）书己名而并设建文之迹。后询之僧，而知果建文手迹也。

徐霞客是大名鼎鼎的地理学家和游记文学家，他的话常常被横州说史者理直气壮地引来证明建文帝隐居南山寺的真实。但说史者没有细究，徐霞客并非考古学家，也不是来横州考古，更没有考出什么“古”来。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只能道听途说或查阅、抄录当地史志资料或碑刻，无暇也无法分辨真伪，所记大都是人云亦云。比如他并没有登上横州古钵山，但仍记录了横州人口口相传的娘娘山故事。就算到现场察看，他的“考证”也很简单，比如在南山寺考证“万山第一”四字，徐霞客只是“询之僧”，即下结论说“而知果建文手迹也”。甚至不乏事后补记而误者。如他考察乌蛮滩伏波庙后，记录明朝南宁府知府王贞吉的碑文是：“乌蛮非可以渎前古名贤之祠，易名起敬滩”。实际上王贞吉的碑文是：“此滩昔名乌蛮，今更起敬，往来士民请再勿呼旧名”。大碑深刻，迄今尚在（见图1），读者可实地稽考以证不诬。

所以，“万山第一”是否建文帝所题，名人徐霞客所说的话与非名人所说的话同样没有证明力，更不能引作建文帝居南山寺15年的证据，不然，就如同有一日隔里邻舍的张三吃饱饭后说建文帝躲在他家15年，而我们就用他的话来证明建文帝真的躲在张三家15年，那不令人笑掉下巴？

实际上，徐霞客在横州南山寺所见绝非建文帝手迹，而确是施怡摹迹之作。因为按照陆舜臣的说法，这“万山第一”四个字早被人携走下落不明，何来“建文君旧题”呢？而依王济的说法，建文帝没有上过南山寺，根本就不存在这四字御题。

图1：倚伏波庙墙而立的起敬滩碑（横县博物馆郑培分摄）

另一个是阉宦魏忠贤的死党、兵部侍郎郭巩，他比徐霞客更行脚匆匆。明崇祯八年（1635年）季秋六日即农历九月初六，也就是徐霞客游南山寺的前两年，郭巩被谪廉州（州治今合浦县）路过横州，上南山寺瞻拜，他感而赋诗《万山第一》并序，抒发贬窜蛮荒举目凄清的人生慨叹：

粤西横州之南山刹门题“万山第一”四字，建文皇帝御笔也。州守何心， 竟尔携去！塑像隅坐荒凉。臣巩瞻拜低徊，不胜怆然，恭纪一绝：

万山第一圣人题，御笔星辉守吏携。

塑像长春称老佛，至尊隅坐冷萋萋。

平心而论，徐霞客和郭巩这两个匆匆过客都是重复横州人昨天的故事。但由于郭巩附会了陆舜臣的“摹迹”说而受到横州官府以及以陈奎为首的清横州文学界的热捧。有一次，陈育璞偕客游南山寺，步郭巩的诗韵，众人援笔唱和，得诗十多首，下山后呈知州柯宗仁审正并请权威人士陈奎作序。柯宗仁、陈奎以及陈翌熹等好几个文人都作诗唱和，陈奎在《南山诗集序》中再次重申陆舜臣的说法：建文帝“真书已寝失矣”。

也许正是这种坚持，清人编修《横州志》时没有把大名鼎鼎的《徐霞客游记》载入州志，也没有实事求是兼收并蓄录入至关重要的《君子堂日询手镜》，而是选择性的采用后辈陆舜臣、邓士奇、甘若馨、陈奎等人不断修改演绎的说法。还不惜篇幅收录附和之作，如《重建隐龙殿碑记》《南山上下斋田总碑》以及郭巩等人的21首诗，大造“三人成虎”之势。编修者心知肚明，王济的记录与陆舜臣的说法互为矛盾势成水火。肯定王济的记载，就必须否定陆舜臣的说法。如此，建文帝居南山寺十五年的传说就不攻自破，陈奎等人相关的文章诗赋统统成了无稽之谈。

那么，被人津津乐道引以为建文帝驻锡南山寺证据的“万山第一”，真的是建文帝御书吗？今人何歌劲曾做过探究与猜想。他说：“查得广东省雷州市雷城镇有座天宁禅寺，又称报恩寺，亦称天宁万寿禅寺，创于唐代宗大历五年。其中有苏轼书写‘万山第一’石匾。看来‘万山第一’来源于此，横州应天寺不过是借来一用而已。”②何氏的猜想虽于史无据，但我以为他猜得八九不离十。因为陆舜臣在雷州市雷城镇做过官，他对辖区内的天宁禅寺应该很熟悉，对名闻天下的苏轼应该崇拜得五体投地。在其祖父陆坚和父亲陆嘉鲤大造横州“八景”的当时，陆舜臣摹天宁万寿禅寺的“万山第一”带回横州南山寺是极有可能的。倘若“万山第一”匾还在，真相也许还有大白于天下的时候，诡异的是陆舜臣说这块匾已“为州守携去”，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心里兜着。

2013年3月11日，笔者在横县博物馆得馆长孙冬梅所摄《万山第一》残匾照片（见图3）。该照片除了“一”字完整外，“万”“山”“第”三字底部尚留残存。与搜索到的雷州市雷城镇天宁禅寺“万山第一”（见图2）照片比对，发现“一”的起笔不同但收笔大致相同，“万”字的钩笔和“山”字稍向右上的横笔角度，两字竖笔的位置和笔势走向与天宁禅寺“万山第一”几乎一样。考虑到辗转摹迹容易在细节上失真，而结体却相对稳定的特点，笔者以为“万山第一”必为摹苏轼而成，舍此岂有它哉！

呜呼，想起当年南山洒泪题诗的郭巩，讲话讲过了头的徐霞客，笔者亦怆然有感焉，步郭巩原韵打油一首作结，文笔粗陋，幸勿见笑。诗曰：

何有君王四字题，只因时势教人携。

南山寄语归来客，菩萨生须草不萋。

2012年11月20日草

2013年3月20日定稿

注

①引自《横县年鉴》，1993年出版。

②见《建文帝之谜》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横县端书图书馆藏书。

图2：雷州市雷城镇天宁禅寺山门上署名为“东坡书”的“万山第一”（来源于网络）

图3：施怡摹迹残匾照片　 孙冬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