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小说中的法律资料

汉魏六朝时期的小说以文言写成，篇幅短小，在内容上或谈神说鬼、叙仙述异，或记名人言谈举止、逸闻轶事，对普通人关注较少，天然地限制了小说反映法律的广度与深度。但小说的现实批判功能，决定了其无法对普通人的生活完全视而不见，在不经意的摹写间，其对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有所涉及，由此促成了小说与法律的结缘。

汉魏六朝小说对法律设施的反映比较单一，仅涉及了监狱、刑具，并且未予以细致刻画。《冥祥记》：“（窦传与）同伴六七人共系入一狱，锁械甚严。”《世说新语》卷中之上《方正第五》：“夏侯玄既被桎梏，时钟毓为廷尉。”究其原因，一则篇幅有限，无力涵盖人物、故事情节之外的其他内容；二则小说家的艺术表现力尚处于摸索阶段，未发掘出法律设施之于环境描写等的作用。

法律人物是汉魏六朝小说摹写的重点，这一时期的小说表现了官长仁爱的品质以及高超的断案技巧。如仁爱，《世说新语》卷上之下《政事第三》中的王安期作东海郡时，有小吏盗池中鱼，据法当究。王安期道：“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不予治罪。如断案技巧，《搜神记》卷一一《严遵》中的扬州刺史严遵闻道旁女子“哭声不哀”，心生疑窦。得知其夫遭火烧死后，严遵命吏搬来尸体，“与语讫”，道：“死人自道不烧死。”乃拘女子，命人守尸。吏告“有蝇聚头所”。严遵披视，乃铁椎贯顶，拷问女子，招承因奸杀夫。南宋郑克《折狱龟鉴》：“隋襄州总管裴正云：‘凡推事有两：一察情，一据证。审其曲直，以定是非。’……盖证或难凭而情亦难见，于是用谲以擿其伏，然后得之。此三事是也。”^[2]严遵先是通过“察情”发现疑问，接着“用谲”给女子造成心理压力，最后“据证”发现证据，与郑克的主张暗合。

汉魏六朝小说还表现了官长的草菅人命及吏员的公然索贿。《冤魂志》中的李龙等夜行劫掠，县令陶继之密捕之，中有一太乐伎，“劫发之日，此伎推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声”。陶继之不加详审，“为作款列，随例申上”。待众人为太乐伎作证，陶继之虽“知枉滥”，但“以文书已行，不欲自为通塞”，将其与李龙等并斩郡门。《述异记》（祖冲之著）中的庾某亡后入地府，府君查其“算尚未尽”，命人引至城门，“语吏差人送之”。吏未得赂，不准行，道：“须复白，然后得去。”作者虽以阴府摹写人间，但从中可推知现实中吏胥舞文弄法行为之猖獗。

虽然处于发轫期，汉魏六朝小说已然能够较全面地铺开，表现法律设施、规章及人物局面。当然，其对法律设施的表现还极为单薄，对法律规章的记录呈现不足，对法律人物的关注点也非常有限，并且没有涉及法律文书、观念／知识，但小说的肌体内毕竟生长出法律的幼芽，随着小说文体的不断成熟与艺术表现力的日益增强，这棵幼芽终究会长成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