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赋风的炽盛

晋代是两汉以后又一个赋风炽盛的时代，尤其是西晋初期，赋家盛极一时。由于他们在统一安定的环境条件下，有充裕的时间精力在赋坛上驰骋才华，其中许多人的制作，直欲规摹汉人。如左思的《三都赋》，潘岳的《藉田赋》和《笙赋》，成公绥的《啸赋》，木华的《海赋》，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些作品，虽各有一定可观之处，但总未能脱出汉赋的规摹。这时赋家可读的作品，仍是抒情的制作。而陆机的《文赋》，以赋的文体铺写为文的种种用心，可称为这时赋的一篇杰作。

陆机的《文赋》，是一篇极富于形象性的优秀精美的文艺理论著作。它以鲜明贴切的形象，比喻地描述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经验体会及文章的利病所在，在文艺理论的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草创性的纲领，给以后文艺理论的开展作了重要的启示。而它以精美的形象性的语言，深刻细致地抉示出作者亲身感到的创作的甘苦情状，真可谓“曲尽其妙”。在赋的内容上是一个卓异的创造。至于这篇赋的各方面的内容及意义，将于文学理论批评章再作论述。

陆机还有一篇《瓜赋》，为萧统《文选》所未收的，现在读起来觉得气味颇为清新。如描写瓜在田里繁育的景象:

发金荣于秀翘，结玉实于柔柯，蔽翠景以自育，缀修茎而星罗。

极鲜明地展示出瓜田里一片清美的生意。接着举出十几种瓜名，也给我们提供了古代名目繁多的瓜的品种的知识。后面再写到瓜的形色和品质:

这样尽致地对于瓜的表里的描绘，看来简直是对各类人物美好品德的评价。作者赋予瓜以人的美好品德，使读者感到所赋即物即人，这也可看作作者优美情调的体现。赋的下面接着六句之后，便戛然而止，整个体段显然有所短缺，萧统所以未选，可能即因其不完整之故。

陆机现存的赋共有二十五篇，其中有大量的抒情小赋，如叹逝、感时、思亲、遂志、怀土等类的主题，大致不外感叹亲友的凋谢或离别及人生寿命的短促，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尽管陆机才华丰赡，而他在赋中无论是言情或体物，基本上是直接抒写，即如在《豪士赋序》中使用了些典故，但并不繁密，所以赋中的感情和物状，都很显明，读者还觉相当疏畅，而无滞涩之感。

潘岳是和陆机齐名，并同为西晋初的代表作家，即因他们二人在文学创作上都是涉猎较广而艺术成就较高的。但二人在各方面的成就并不一样，互有轻重长短。就赋而言，潘岳艺术完美的篇章即较陆机为多，这种情况也反映在萧统的《文选》中，即陆机入选的赋远远少于潘岳。潘岳的赋作较有意义的是《西征赋》。这篇赋作于惠帝元康二年(292)就任长安县令时，是一篇记述旅途经历和感慨的作品。它基本上取法于班彪的《北征赋》和班昭的《东征赋》，而体制远较班氏父女的两篇为宏巨。在这篇《西征赋》中，作者把所经过从洛阳到关中的地方，大量有关的古人事迹，以丰富精练的辞藻，一一举述出来，于深切的感慨中，表明他对那些人事是非得失的颂扬或谴责，作者所表现的态度，大体上是正确的。这篇赋可当作一部关中历史人物志看待，对于统治阶级是有着鉴戒意义的。下面录出两则，以示一斑:

眄山川以怀古，怅揽辔于中途。虐项氏之肆暴，坑降卒之无辜。激秦人以归德，成刘后之来苏。事回泬而好还，卒宗灭而身屠。

掩细柳而抚剑，快孝文之命帅，周受命以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华盖于垒和，案乘舆之尊辔，肃天威之临颜，率军礼以长撎，轻棘霸之儿戏，重条侯之倨贵。

足以代表潘岳的赋的风格面貌的是《秋兴赋》和《闲居赋》。《文心雕龙·才略》说:“潘岳敏给，辞自和畅。”《文心雕龙·体性》说:“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而《世说新语·文学》载孙绰的评说:“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又说:“潘文浅而净。”这些虽是对潘的文学创作总的评价，也切合潘的词赋的表现。把这些评论归纳起来，不外三个方面:语言明净和畅，辞藻绚丽鲜美，及情韵轻敏流利。他的“秋兴”和“闲居”二赋，都具有上述的艺术特色。《秋兴赋》是他较早时期的作品，这时他作虎贲中郎将，夜间在散骑省值班，说他:“譬犹池鱼笼鸟，有江湖山薮之思，于是染翰操纸，慨然而赋。于时秋也，故以‘秋兴’命篇。”赋的前端叙述时节变易对于人情的感触，于是:“宵耿介而不寐兮，独展转于华省，悟时岁之遒尽兮，慨俛首而自省。”觉得自己与那些达官贵人取舍不一致，而且官高身危，因此想:“且敛衽以归来兮，忽投绂以高厉。……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旷乎人间之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这些思想情绪，从他的生平为人看来，并不可信。只是赋的前半叙写对于时节景物的感受，引宋玉悲秋数句带起所写风物情致，尚觉清美可观，与这时许多五言诗中出现自然景物的风气，是正相适应的。至于他的《闲居赋》，作于惠帝元康六七年间，这时他在官场中不得意，认为自己是个“拙者”，“可以绝意乎宠荣之事矣”，“于是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就写下这首《闲居赋》。赋中首先写他在洛阳城外居地的环境，其次写他家园的景物，再次写他侍奉母亲家居生活的欢乐。最后表示要:“奉周任之格言，敢陈力而就列，几陋身之不保，尚奚拟于明哲，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赋的前端铺写家宅所在附近的建筑及重大典礼活动，还略具汉人京都大赋的体段，中间描写家园景物，可看做后来庾信《小园赋》中许多家园景物描写的先导。他在这赋中表示了颇能知足保身，好像他的人生精神境界很高尚似的，而实际恰恰相反。据《晋书·潘岳传》说他“性轻躁，趋世利”。他的母亲曾责骂他说:“尔当知足，而乾没不已乎?”他和石崇等谄事贾谧，每等候贾谧外出时，即与崇望尘遥拜。金代诗人元好问曾在一首《论诗绝句》中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仍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即慨叹地指出他的文章之虚伪性。《文心雕龙·情采》说:“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而潘岳的“秋兴”、“闲居”二赋，正是这样“言与志反”的。

潘岳是擅长以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表达哀伤之情的，如他的许多诔及《悼亡诗》都是有名的。在赋方面，这类作品可以《寡妇赋》为代表。这篇赋是为朋友的妻子表达她丧失配偶的悲伤之情的。他在赋中代她设身处地着想，从时节及生活的各方面抒发她孤独悲凄的感情，非常哀婉动人，比起曹丕诸人因阮瑀之亡而作的《寡妇赋》，从内容到形式，都显得大为充实完美。

在那些规摹汉赋的鸿篇巨制中，左思的《三都赋》是相较最为可观的。他以长达十年的时间写成。左思由于地位的低微，他的这三篇赋最初未受到重视，后来得到当时名位崇高的皇甫谧、张载、刘逵、卫瓘等为其作序和注解，张华又赞赏其“二京可三”，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这三篇赋虽是模仿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两京赋》而作，而其内容之丰博与辞藻之宏丽，实可追步前人而无愧色，充分表现了作者深厚广博的学问和才华。左思写这三篇赋是从求实精神出发的。他在《三都赋序》中说:“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他认为“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他为了写《蜀都赋》，曾访问去过蜀地的张载，了解蜀地方的一切。在这三篇赋中，以《蜀都赋》最为可观，突出地显示了所写地方的特色。如其中所描写的:

邛竹缘岭，菌桂临崖。旁挺龙目，侧生荔枝。布绿叶之萋萋，结朱实之离离。迎隆冬而不凋，常晔晔以猗猗。

这是当时蜀中特产的佳果。

火井沈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

这是早在三世纪时期有关天然气的可珍贵的记载。

流汉汤汤，惊浪雷奔，望之天迴(按:“迴”疑当作“迥”)，即之云昏。……羲和假道于峻歧，阳乌回翼乎高标。

这是对于蜀地山川高险的形容。“羲和”二句虽带有夸张性质，也是人的感觉中可能产生的想法。李白《蜀道难》中的“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显然是从这里启发出的。

尔乃邑居隐赈，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

这种蜀中沿江城市人家的景象，就是今天旅行四川沿江地方，仍是可以随处看到的。其他有关蜀地的工艺特产、习俗风谣及人物盛况等等，自然是这种赋作应具的内容了。另外两首，《吴都赋》主要是铺写吴地的广大富饶繁华，《魏都赋》则从作为中土的政治中心着眼，着重铺写宫室府舍的制度规模，用意与班固的《东都赋》一致。三赋各有详略轻重，体现了作者惨淡经营的匠心。

西晋初期，还有一位作风极为特异的赋家束晰。束晰，字广微，阳平元城人。他的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到四世纪初数十年间，享年四十。他的祖和父都做过郡太守。束晰年少时即以博学多闻著名，但因其兄束璆娶了大官僚石鉴的侄女而又弃掉，以致兄弟二人遭到石鉴的压抑很久，这样使他对贫苦人的生活感情深有体会，而他现存的为数极少的五篇小赋，基本上是这类感情的抒发。如他的《劝农赋》:

惟百里之置吏，各区别而异曹，效治民之贱职，美莫尚乎劝农。专一里之权，擅百家之势。及至青幡禁乎游惰，田赋度乎顷亩，与夺在己，良薄澹口，受饶丘于肥脯，得力在于美酒。若场功毕，租输至，录社长，召闾师。条牒所领，注列名讳，则豚鸡争下，壶榼横至。遂乃定一以为十，拘五以为二，盖由热啖纡其腹，而杜康咥其胃。乃有老闲蓄猥，贬狭难受，时虽被放，不过校督，歌对囹圄，笑向桎梏。

这篇小赋讽刺的意味非常辛辣。所谓劝农之吏，实际是农稼的害虫。不过是“专一里之权，擅百家之势”的这样一个微末小吏，他却可以“与夺在己，良薄澹口”，而“定一以为十，拘五以为二”。而他所需索的不过是“鸡豚”、“壶榼”，满足一下口腹之欲。这种龌龊小吏，虽为害不能大，却也像人身上的蚤虱，足以扰得人身心不宁的。这篇小赋确给蚤虱般的小吏画出一幅鄙琐的肖像。

他的一首《贫家赋》，尽致地描写出穷苦人家的困窘之状:

这样困窘生活的状况，在潘陆诸人是不可想象的，比起潘岳的《闲居赋》中所写，荣枯判若天壤，因此，这在他们的笔下是不可能出现的。

束晰还有一首《饼赋》:

立冬猛寒，清晨之会，涕冻鼻中，霜凝口外。充虚解战，汤饼为最。弱似春绵，白若秋练，气勃郁以扬布，香飞散而远遍，行人失涎于下风，童仆空噍而斜眄，擎器者舐唇，立侍者干咽。

汤饼是极平常的食品，作者却把它形容得那般美妙，以致见者闻者，失涎干咽。这在富贵人家看来，多么可笑!而在贫苦人家正是无上的口腹享受。这正是贫苦人家感情的真实体现。

据《晋书·束晰传》说，他“尝为‘劝农’及‘饼’诸赋，文颇鄙俗，时人薄之”。他的这些赋，在当时是独异其趣的，因此受到当时人的鄙薄。可是这种表达穷苦人的思想感情的作品，在当时确是难得而可贵的，这类作品必然受到人民的喜爱，而为民间艺人所效法。可惜它们的影响，在当时统治贵族的文风笼罩下，不可能显示出来。后来在敦煌出现的许多唐代民间小赋，可说是应以束晰的这些作品为滥觞的。

晋代赋作较可观的作品，都集中地产生在西晋时期。东晋之初，郭璞只有《江赋》较著名，但仍是汉赋的末流，只是在极意铺陈中显示了作者学问知识的渊博丰厚。以后整个东晋时代，在玄言风的统治下，赋也和诗一样，成为“漆园之义疏”(《文心雕龙·时序篇》)。就是孙绰自诩“掷地要作金石声”的《天台山游赋》，除了“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而界道”二句，其余对于景物的描写，非常浮泛，对任何山都可适用。即“赤城”二句，也很平常易得。而且赋的通篇融会着释道意趣，遍游的收获，不过是:“害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虚，目牛无全。……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释二名之同出，消一无于三幡。”这样，当然不可能真正领会到名山胜景的妙趣，而引导读者与之欣然同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