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应麟的小说史研究

时间：2022-07-18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胡应麟以其博学多识和敏锐的历史意识，开创了真正意义的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无论是已成规模的集大成的小说史著作《中国小说史略》，还是《中国小说史略》之前的种种有关小说史的论述，均可看到胡应麟的小说史研究的影响。小说史研究是胡应麟小说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小说史研究与史学思想有一定的关联，深入认识相关史学思想，对于理解胡应麟的小说史研究有着积极意义。

提　要：小说史研究是胡应麟小说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胡应麟在多个学术领域都有所建树，在学术研究中，强烈的历史意识是其学术研究的鲜明特点，历史的视角与方法可以说是其学术研究的最重要手段之一。胡应麟以其博学多识和敏锐的历史意识，开创了真正意义的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在小说史研究中，胡应麟将时代与小说的发展联系起来，凸显了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明等历朝小说的不同特点。将时代与小说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意义有二：一是按朝代顺序建立了中国小说史的纵向序列，勾画出了小说发展进程的清晰轨迹；二是将小说的发展实际与时代特征联系在一起，在小说发展嬗变与社会历史环境之间建立了关系。沿着这种思路，胡应麟构建了“一代有一代之小说”的小说史观。胡应麟的“一代有一代之小说”的小说史观及其所构建的小说发展史，对于后世小说评论家或学者有关小说史的看法，影响直接而深远。无论是已成规模的集大成的小说史著作《中国小说史略》，还是《中国小说史略》之前的种种有关小说史的论述，均可看到胡应麟的小说史研究的影响。

胡应麟是一位文献学家，也是一位文学理论家，同时他还是一位史学家，其史学思想必然对其小说研究有着重要影响。小说史研究是胡应麟小说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少室山房笔丛》中有多篇反映了胡应麟对古代小说发展史所作的深入剖析，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这一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重要史实并未引起学界的注意。深入探讨胡应麟小说史研究的成果，不仅有利于对胡氏小说思想进行客观公正地评价，而且对于完善中国小说研究史也有着重要作用。

一、胡应麟的史学思想

胡应麟“少而好史，占毕之暇，有概于心，则书楮投箧中，旷日弥月，骎骎数十百条”，^[1]对史学有特别偏好，用力颇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故其友人陈文烛在《少室山房笔丛·序》中说：“刘子玄谓史有三长，才也、学也、识也。有学而无才，犹良田万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鲜能货殖；有才而无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难成公室矣。元瑞才高、识高而充之以学者乎？窃谓元瑞为今之良史，《余稿》其一斑矣。”^[2]可见胡氏的史才、史识和史学得到了陈文烛的充分肯定，并认为他是“今之良史”。

从现存文献来看，胡应麟并未写出一本史书，但却著有考证和评论历代史书、史事、史家的《史书占毕》、《史评》、《史蕞》等多种史学著作。胡应麟史学思想内容丰富，体系庞大，展开讨论显然不在此论题范围之内。但其小说史研究与史学思想有一定的关联，深入认识相关史学思想，对于理解胡应麟的小说史研究有着积极意义。

1.胡应麟的历史意识

胡应麟在多个学术领域都有所建树，在学术研究中，强烈的历史意识是其学术研究的鲜明特点，历史的视角与方法可以说是其学术研究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对于中国图书的兴衰、中国目录学的发展、中国诗歌的发展、中国小说的发展等诸多问题，胡应麟都从历史的角度予以透视，并有精辟的论述。

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一为“述源流”，记古今图书聚散兴废，即考证中国图书的兴衰历史。一般来说，图书的兴衰可以从历代史志中看出端倪。但是，胡应麟认为，“大率史氏精神全寓纪传，论序次之，表、志之流便落二义，至于经籍尤匪所先，且人靡博极，业谢专门，聊具故事而已”；正史之外的书籍目录，如“刘歆之略、荀勖之部、王俭之志、孝绪之录，并轶不传”。^[3]因此，并不能真实反映图书发展的兴衰。胡应麟依据但不囿于史志，综合参考多种相关史料，对历代图书兴衰情况进行了详细考证。“向、歆《七略》卷三万余，班氏东京仅睹其半，莽、卓之乱，尺简不存，晋荀勖、李充洊加鸠集，宋元嘉中谢灵运校，至六万卷，齐王俭、王亮、谢朏、梁殷钧、任昉、阮孝绪等，继造目录，率不过三万卷。盖宋初秘阁所藏重复相揉，灵运概加裒录，诸人颇事芟除，虽其数仅半于前，或其实反增于旧。隋文父子笃尚斯文，访辑搜求不遗余力，名山奥壁捆载盈庭，嘉则殿书遂至三十七万余卷，书契以来特为浩瀚，寻其正本亦止三万七千。（原注：隋志近九万卷。）至开元帝，累叶承平，异书间出，一时纂集及唐学者自著八万余卷，古今藏书莫盛于此。赵宋诸帝雅意文墨，庆历间《崇文总目》所载三万余卷，累朝增益，卷不盈万，宣和北狩，散亡略尽，至淳熙、嘉定间书目乃得五万余卷。盖历代帝王图籍兴废聚散之由，大都具矣。夫以万乘南面之尊，石渠、东观之富，通都大邑之购求，故家野老之献纳，而古今辑录不过如此，盖后人述作日益繁兴，则前代流传浸微浸减，增减乘除，适得此数，理势之自然也。”^[4]

以上还只是概况的描述，胡应麟“绎群言，旁参各代，推寻事势，考定异同”，十分精确地列出各朝书籍卷数。“西汉三万三千九十卷……东汉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晋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东晋三千一十四卷……东晋孝武增益三万余卷……宋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齐万五千七十四卷……齐永明增益一万八千一十卷……梁二万三千一百六卷……梁普通增集三万余卷……隋初一万五千余卷……隋大业中三万七千余卷……唐开元中八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卷……唐开成中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宋庆历中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宋淳熙中四万四千八十六卷。”^[5]经过细致的考证，胡应麟列出了西汉、东汉、晋、东晋、南朝宋、齐、齐永明、梁、隋初、隋大业中、唐开元中、唐开成中、宋等十多个历史时期所存典籍数量，十分准确地描述出各个时期的图书收藏情况。

对于图书目录的发展情况，胡应麟也进行了总结与归纳。“历朝诸史，志艺文者五家，《前汉》也、《旧唐》也、《新唐》也、《隋》也、《宋》也。班氏规模《七略》，刘昫沿袭《隋书》，《新唐》校益《旧唐》，而《宋史》所因则《崇文》、《四库》等目也。中垒父子奕叶青缃，纪例编摩，故应邃密，第遗书绝寡，考订靡从。《隋志》简编亦多散佚，而类次可观，论辩多美。《旧唐》之录本朝，大为疏略，新书间增所缺，颇自精详。欧阳《宋志》紊乱错杂，元人制作亡足深讥。”除正史艺文志的图书目录之外，还有其它官修目录及私人藏书目录，胡应麟也进行了梳理，并略述得失：“刘歆之略、荀勖之部、王俭之志、孝绪之录，并轶不传。宋自庆历、淳熙、嘉定诸目外，荐绅文士，宋、尤、李、叶并富青缃，今惟文简目存，亦多阙漏。郑氏《艺文》一略该括甚钜，剖核弥精，良堪省阅，第通志前朝，失标本代，有无多寡混为一途。番阳《通考》以四部分门，实因旧史，而支流派别条理井然，且究极旨归、推明得失，百代坟籍烨如指掌。倘更因当时所有，例及亡篇，咸著品题，稍存故实，则庶几尽善矣。”^[6]这样的总结和清理，所采取的是历史的视角，有着明显的梳理历史的意识。

《诗薮》是胡应麟诗论力作，全书是按照历史进程的先后顺序进行编排的。内编分别论古体诗和近体诗，外编分别论周汉、六朝、唐、宋、元代诗歌，续编论国朝（即指明代）诗。虽为诗论，但是诗歌发展历史清晰可见。

不仅对于大的学术问题如此，对于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胡应麟也经常采用历史的视角来进行分析。如胡应麟说：“今人事事不如古，固也，亦有事什而功百者，书籍是已。三代漆文竹简，冗重艰难，不可名状。秦汉以还，浸知钞录，楮墨之功，简约轻省，数倍前矣。然自汉至唐，犹用卷轴，卷必重装，一纸表里，常兼数番，且每读一卷或每检一事，阅展舒，甚为烦数，收集整比，弥费辛勤。至唐末宋初，钞录一变而为印摹，卷轴一变而为书册，易成、难毁、节费、便藏，四善具焉。溯而上之，至于漆书竹简，不但什百而且千万矣。士生三代后，此类未为不厚幸也。”^[7]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书籍的发展过程，的确可以突现书籍之优点和竹简之弊端，也足可说明在这件事上“今人事事不如古”论断未必正确。再如论帝王时说：“三代而上之为帝王者视其德，三代而下之为帝王者视其才。汉高祖之才高，光武之才密，文皇之才俊，项羽之才雄，先主之才疏，孟德之才狡。”论将相时说：“论相于唐虞之后，伊尹、周公、诸葛至矣。汉萧、曹、丙、魏，唐房、杜、姚、宋，宋李、王、文、富、韩、范、司马，其庶也。汉之相以质胜，唐之相以才胜，宋之相以体胜。”“西汉将才，东汉将德。高（祖）以才胜，故将亡非才者；光（武）以德胜，故将无非德者。声气之感，捷桴鼓哉！夫西汉诸将多群盗，高之起亦三尺也；东汉诸将多儒生，光之起亦一经也。德也才也，咸有自也。”“唐之将以才胜，近西汉而弗如其雄也。宋之将以德胜，近东汉而弗如其雅也。太宗之才过其德，艺祖之德过其才。甚矣下之从上也。”^[8]

诸如此例的论述在胡应麟的学术研究中十分多见，一方面可看出其作为文献学家博学多识，另一方面则体现出胡应麟有着敏锐的历史意识，无论大小问题，常常能从历史的角度来进行剖析和作出结论。

2.胡应麟的史家修养论

对于史书来说，撰史者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有好的史家，才会有好的史书。那么，什么样的撰史者才是好的史家呢？在《史书占毕》中，胡应麟提出：“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亡征，维公与直，庶几尽矣。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左、马恢恢，差无异说。班《书》、陈《志》，金栗交关；沈《传》、裴《略》，家门互易。史乎史乎！”^[9]胡应麟认为，史家除了在才、学、识方面应具备一定的修养外，还必须要“公心”和“直笔”，才有可能写出好的史书。

关于史家的才、学、识三种修养，实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最早提出。《旧唐书·刘子玄传》载：“子玄掌知国史，首尾二十余年，多所撰述，甚为当时所称。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知，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10]刘知几所论及的史家才、学、识三种修养，其实已较为全面，也常为后人所借用。

胡应麟所补“公心”和“直笔”两点，初看也似是属于史识的范畴，刘知几也有所论及。刘知几所说“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其实就是强调“直笔”。胡应麟对“公心”和“直笔”有更为深刻的见解。胡应麟指出，公心“非以万人之衷为一人衷不可也”。^[11]也就是说，公心指的是公众之心，是“万人之衷”，是指社会整体的是非评判，以社会的总体认识为标准，绝不是撰史者的一己私见。所谓直笔，指的则是史家必须如实书写，不能因个人好恶或私意隐瞒、歪曲。他说：“直则公，公则直，胡以别也，而或有不尽符焉。张汤、杜周之酷，附见他传，公矣，而笔不能无曲也。裴松（之）、沈璞之文，相讦一时，直矣，而心不能无私也。”^[12]张汤、杜周的残酷暴行，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却未予以详尽揭露，但在他人传记中予以记述。这是有“公心”，却未“直笔”。南朝宋裴松之修宋史，未成而卒，其曾孙裴子野欲继成先业。沈约著《宋书》，称裴松之后人无闻于时。后裴子野撰《宋略》，云：“戮淮南太守沈璞（沈约父），以其不从义师故也。”沈约“大惧，徒跣谢之，请两释其文”。^[13]沈约与裴子野的记述均是“直笔”，但显然是相互之间的攻击和报复，何有“公心”可言？

怎样才算做到“公心”和“直笔”呢？胡应麟认为：“夫直有未尽则心虽公犹私也，公有未尽则笔虽直犹曲也。”^[14]这里强调一个“尽”字，就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了。也就是说，要完全地保持公心，并以公心为指导秉笔直书，无论是在写作的主观意志上，还是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还是在写作完成后所呈现的结果上，均应达到“尽”的要求。正如胡应麟所说的“毋先入，毋迁怒，毋作好，毋徇名，此称物之衡而尚论之极也”。^[15]胡应麟的史家修养之论，粲然可见矣！

二、胡应麟的小说史研究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古代小说研究与古代小说的创作一直紧密相随，从历代小说的著录、序跋、评点即可见大略，但对中国小说发展和嬗变的历史进行研究和论述却所见不多且无深意。胡应麟的博学多识和敏锐的历史意识，开创了真正意义的中国小说史的研究。

1.胡应麟对小说发展史的描述

最早对中国小说发展情况进行描述的要算汉代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汉志小说家序所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16]其中隐含着追根溯源之意，但显然过于简单化。唐刘知几《史通·杂述》载：“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行诸历代，以为格言。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17]刘氏“述源流”之意甚明，但其时小说的发展时间仍较短暂，作品有限，故能“考源”而难“述流”。而且，其以史家视角立论，视“偏记小说”为史书之一支，故不免有所偏倚。

真正全面深刻地对中国小说史进行研究和论述的当数明人胡应麟。胡应麟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把握中国小说的发展，对小说史的论述从整体和局部两个方面进行。

胡应麟认为，从整体上看，中国小说的发展呈日渐繁盛的趋势。“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何以故哉？……夫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夫何怪哉焉？”^[18]通过考察诸子“九流十家”古今兴衰变化，胡应麟指出，“古今书籍盛衰绝不侔，……后世杂家及神仙、小说日繁，故神仙自与释典并列，小说、杂家几半九流，儒、道二家递相增减，不失旧物，兵家渐寡，遂合于纵横，视旧不能十三，阴阳与五行，天文并合于伎术，视旧不能什七，名、法间见一、二，墨遂绝矣。”^[19]《汉书·艺文志》中“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地位低下；且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小说“十五家，千三百九十篇”。而胡应麟所见“小说、杂家几半九流”，且“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从历代各类书籍流传的情况来看，小说发展是由寡至繁，由少至多。具有敏锐的史家意识的胡应麟作出关于中国小说的发展大势的结论，这种结论并非一己臆断，而是有其史实根据，是建立在对古今书籍盛衰变化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小说、神仙、释梵卷以千计，叙子书者犹以昔九流概之，其类次既多遗失，其繁简又绝悬殊，余窃病焉。”^[20]胡应麟注意到了中国小说发展日趋繁盛的情况，据此他认为“九流十家”的结论不足以概括当下子部各家的发展情况，他“更定九流，一曰儒，二曰杂，三曰兵，四曰农，五曰术，六曰艺，七曰说，八曰道，九曰释。”^[21]“九流十家”的排序流传了一千多年几成定论，胡应麟将小说的位置从最后一位上移至第七位，真实地反映了其对小说古今发展巨大差异的深刻感受和独特理解。

此外，胡应麟认为，从局部看，历代小说的发展都有着自己独有的特征。胡应麟说，“汉《艺文志》所谓小说，虽曰街谈巷语，实与后世博物、志怪等书迥别，盖亦杂家者流，稍错以事耳。”^[22]此是对汉代小说实际的概括。胡氏注意到了汉代小说与后代小说的巨大差异。汉代小说“如所列《伊尹》二十七篇、《黄帝》四十篇、《成汤》三篇，立义命名动依圣哲，岂后世所谓小说乎？”^[23]“后世所谓小说”，无需“立义命名动依圣哲”，“或骚人墨客游戏笔端，或奇士洽人搜罗宇外，纪述见闻无所迴忌，覃研理道务极幽深，其善者足以备经解之异同、存史官之讨核，总有补于世，无害于时。”^[24]魏晋南北朝小说与汉代不同，魏、晋“好灵变之说”；齐、梁“多因果之谈”。唐宋小说又各有特色，“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25]自六朝至明代小说，胡应麟有一个综合的表述：“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如《毛颖》、《南柯》之类尚可，若《东阳夜怪录》称成自虚，《玄怪录》元无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气亦卑下亡足论。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彩无足观。本朝新、余等话本出名流，以皆幻设而时益以俚俗，又在前数家下。”^[26]

胡应麟用十分简洁的语言，将自汉代至宋代的小说发展历史，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虽然这些讨论并非集中在一处，但仍可以看出，胡应麟对中国小说发展有着敏锐的历史意识，而且，对中国小说发展脉络也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

2.胡应麟小说史观及其构建的小说史

卓越的史才、史识和史学修养形成了胡应麟独特的小说史观，在这样的小说史观的支配下，其小说史研究亦独具特色。敏锐的史家意识使胡应麟将时代与小说的发展联系起来，这样就凸现了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明等历朝小说的不同特点。将时代与小说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意义有二：一是按朝代顺序建立了中国小说史的纵向序列，勾画出了小说发展进程的清晰轨迹；二是将小说的发展实际与时代特征联系在一起，在小说发展嬗变与社会历史环境之间建立了关系。

将时代与文学发展联系起来进行论述在元代就已出现。元代著名作家虞集认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27]元末明初学者叶子奇也说：“传世之盛，汉以文，晋以字，唐以诗，宋以理学，元之可传，独北乐府耳。”^[28]叶氏除了补充了晋代以字传世外，其他意见与虞集的“一代有一代之绝艺”的看法一脉相承。胡应麟继承了前代学者的观点，他说：“自春秋以迄胜国，概一代而置之，无文弗可也。若夫汉之史，晋之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则皆代有专其至，运会所钟，无论后人踵作，不过绪余。”^[29]

“一代有一代之绝艺”的观点，经后世学者不断发明和阐述，形成了成熟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30]当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也存在其缺憾，“在理论形态上远未达到完善和精致和程度，还需要进一步充实或修正”。^[31]如所选取的代表性文体是否可以完全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整体面貌，文体的嬗变是否足以反映文学发展的规律，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与文学的发展究竟存在怎样的必然联系，“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都并不能作出正面的肯定回答。但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直接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尚与其时代精神和学术品格结合起来了，“揭示的不再是分散的文本、作家和评论家，而是三者的有机结合，使之与时代相融，与传统相连，真正把文学的文本、创作、批评等看作一个系统工程进行考察，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把握和思考，因此，透着浓厚的理性自觉成分”。^[32]在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以之作为疏理文学发展史的方法和工具，无疑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胡应麟完全同意“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他认为诗歌亦是“体以代变”，他说，“四言变而离骚，离骚变而五言，五言变而七言，七言变而律诗，律诗变而绝句，诗之体以代变也。三百篇降而骚，骚降而汉，汉降而魏，魏降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诗之格以代降也。”^[33]正是沿着这种思路，胡应麟将小说发展同时代联系在一起，构建了“一代有一代之小说”的小说史观。也就是说，各朝小说均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特点，抓住了每个朝代小说的主要特征，就可以在数量众多、纷繁复杂的小说作品中清理出整个小说发展的主要历史轨迹。

以“一代有一代之小说”的小说观作为指导，胡应麟构建了符合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汉代小说“亦杂家者流，稍错以事耳”；魏、晋小说“多灵变之说”；齐、梁小说“多因果之谈”；唐代小说“纪实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代小说“多有近实者，而文彩无足观”；明代“《新》、《余》等话”，“以皆幻设，而时益俚俗，又在前数家下”。如果说“一代有一代之绝艺”或“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是他人所阐发，那么指明各个朝代小说有着不同的面貌和特征，对小说发展作历时和共时的整体把握则是胡应麟的首创。以朝代为序，指明了历代小说的面貌和特征，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就清楚和明朗了。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将小说的发展同时代联系在一起，更容易看到小说发展与社会和历史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胡应麟认为，汉代小说属诸子之一家，其大量出现皆因“周室既衰，横议塞路，春秋、战国诸子各负隽才，过绝于人而弗获自试，于是纷纷著书，人以其言显暴于世而九流之术兴焉”；魏晋南北朝小说“多灵变之说”、“多因果之谈”，是因为“魏、晋好长生”，“齐、梁弘释典”；唐人小说“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是因为大多“出文人才士之手”；宋人小说“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从社会历史环境等多个角度研究小说的发展，拓宽了小说史研究的视野，为研究小说的发展嬗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在“一代有一代之小说”的小说史观的指导下，胡应麟所构建的小说史如下图所示：

续　表

尽管这是对中国小说史粗线条的勾勒，但胡应麟以史家意识来分析和研究小说，最早构建了中国小说发展史，对中国小说研究以及小说史研究来说无疑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胡应麟的小说史研究的影响和价值

胡应麟的“一代有一代之小说”的小说史观及其所构建的小说发展史，对于后世小说评论家或学者有关小说史的看法，影响直接而深远。无论是已成规模的集大成的小说史著作《中国小说史略》，还是《中国小说史略》之前的零星论述，均可看到胡应麟的小说史及小说史观的影响。

1.胡应麟小说史研究成果的传承

“各国文学史，皆以小说占一大部分，且其发达甚早。而吾国独不尔。”^[34]虽然胡应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但是，中国小说史研究并非就此得到足够的关注。有关中国小说史的论述，直至清末才渐出现。

最初关于中国小说史的论述，十分零散，不成体系，结论也大多难以为信。如别士1903年发表在《绣像小说》第3期的《小说原理》一文就说到：“小说始见于《汉艺文志》，书虽散佚，以魏、晋间之小说例之，想亦收拾遗文，隐喻托讽，不指一入一事言之，皆子史之支流也。唐人《霍小玉传》、《刘无双传》、《步非烟传》等篇，始就一入一事，纡徐委备，详其始末，然未有章回也。章回始见于《宣和遗事》，由《宣和遗事》而衍出者为《水浒传》（原注：元人曲有《水浒传》二卷，未知与传孰先），由《水浒传》而衍出者为《金瓶梅》，由《金瓶梅》而衍出者为《石头记》，于是六艺附庸，蔚为大观，小说遂为国文之一大支矣。”^[35]从汉志小说论至明代通俗小说，有相当长的时间跨度，但并没有清晰的小说史构建意识。陆绍明1906年在《月月小说·发刊词》中，探讨了小说的起源与发展。他认为小说起源于“六经”，“文字发达，六艺继兴，《书》、《易》、《礼》、《乐》成于官学，《春秋》成于师学，《诗》为輶轩所采，成于私学。歌人怨女，吟于草野，则《诗》有小说野史之义；《周易》、《春秋》，好言灾异，则《周易》、《春秋》亦有小说野史之旨。考《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载《青史子》五十七篇。贾谊《新书·保傅篇》中，有引《青史子》之言，此为古有小说之明征。”其将中国小说发展史分作五个阶段：“一曰口耳小说之时代，虚饰之言，人各相传；二曰竹简小说之时代，各执异说，刻于竹简；三曰布帛小说之时代，书于绅带，以资悦目；四曰謄写小说之时代，奇异新语，謄写相传；五曰梨枣小说之时代，付梓问世，博价沽誉。今也说部车载斗量，汗牛充栋，似于博价沽誉时代，实为小说改良社会、开通民智之时代也。”^[36]若说其小说考源还有一些道理，可以接受，那么以小说传播方式作为小说演变阶段的划分依据，虽有新意，但似乎不能说明问题。而且，他提出文言小说“考其体例，学原诸子”，将文言小说分作“儒家之小说，道家之小说，法家之小说，名家之小说，阴阳家之小说，杂家之小说，农家之小说，纵横家之小说，墨家之小说，兵家之小说，五音家之小说”，则更让人难以接受了。

但在另外一些小说理论家那里，则可以看到胡应麟“一代有一代之小说”的小说史观的影子。署名棠的作者于1907年在《中外小说林》第九期上发表《中国小说家向多托言鬼神最阻人群慧力之进步》，提出：“一代之文学，即一代之风气所关焉；一代之风气，即一代之盛衰所系焉。汉儒讲著作，而董、贾之辈，足以箴文士之浮嚣；宋儒言性理，而程、朱之徒，遂以导书生于道学。中经五代，下迄宋明，文字通灵，隐握转移社会之杓柄，信不诬矣。呜呼！文章游戏，众人盲从，即小说之撰述，何莫不然哉！”^[37]耀公《小说与风俗之关系》也有类似的说法：“一国之风俗，视风气为转移；一国之风气，即视文字为趋向。西汉道隆，文风不盛，董、贾之辈。雄词彪炳，而小儒浮薄之气为之一开。下迄两晋，纤巧之儒，趋靡而斗巧，世道亦因而日就凉薄矣。有唐开科取士，习科举业者，范围于应制试帖，绳趋尺步而不知其非，虽韩退之等，文起八代之衰，风气之偷终于无补。……宋明大家，力挽流趋，而性理之儒，又转以义蕴微茫，桎梏伦纪……吾持此意以论小说。”^[38]虽然不能把这种论调的出现全部归因于胡应麟，但其间有某些学术思想的传承，则是可以肯定的。

王钟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是最先在文题中标以“小说史”的作品。虽以“小说史”为题，但有关小说史的内容却也比较简略：“吾以为欲振兴吾国小说，不可不先知吾国小说之历史。自黄帝藏书小酉之山，是为小说之起点。此后数千年，作者代兴，其体亦屡变。晰而言之，则记事之体盛于唐。记事体者，为史家之支流，其源出于《穆天子传》、《汉武帝内传》、《张皇后外传》等书，至唐而后大盛。杂记之体兴于宋。宋人所著杂记小说，予生也晚，所及见者，已不下二百余种，其言皆错杂无伦序，其源出于《青史子》。于古有作者，则有若《十洲记》、《拾遗记》、《洞冥记》及晋之《搜神记》，皆宋人之滥觞也。戏剧之体昌于元。诗之宫谱失而后有词，词不能尽作者之意，而后有曲。元人以戏曲名者，若马致远，若贾仲明，若王实甫，若高则诚，皆江湖不得志之士，恫心于种族之祸，既无所发抒，乃不得不托浮靡之文以自见。后世诵其言，未尝不悲其志也。章回、弹词之体行于明、清。章回体以施耐庵之《水浒传》为先声，弹词体以杨升庵之《廿一史弹词》为最古。数百年来，厥体大盛，以《红楼梦》、《天雨花》二书为代表。其余作者，无虑数百家，亦颇有名著云。呜呼！观吾以上所言，则中国数千年来小说界之沿革，略尽于是矣。”^[39]王钟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以时代为序，分别陈述了唐之“记事体”、宋之“杂记体”、元之“戏剧体”、明清之“章回体”和“弹词体”的发展。且不论“戏剧体”和“弹词体”列于小说中是否恰当，但是其“总结了古代小说创作的一般规律和特点，体现了‘史论’的特色”。^[40]不难发现，其实，王钟麟的小说史论所采用的正是“一代有一代小说”的历史发展观。有了这样的小说史观，小说史的条理就十分清楚，不容易陷入混乱。

如果说王钟麟的小说史失于简略，那么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则有了小说史著作的雏形。王旡为（即王钟麟）作序称此书“为吾国小说界探源流，穷变化，扬清浊，析精粗，实开吾国小说史之先河。”是书于1920年6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全书共96页，约4万余字，分作五卷：卷一“小说的定义与性质”，卷二“小说的沿革”，卷三“近代小说思潮”，卷四“小说的派别与种类”，卷五“传奇与弹词略言”（附刊）。书中将中国自古至今两千多年的小说发展历史分为九个时期：寓意时期、神话时期、谈鬼说怪时期、杂件札记时期、章回时期、散文长篇时期、骈散文长篇时期、黑幕小说时期和白话短篇小说时期等。正如作者所言：“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思想，就是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小说”。^[41]《中国小说史大纲》虽在类别划分上略显草率，但以“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小说”作为指导思想，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小说二千多年的发展历程。

“一代有一代之小说”的小说史观虽也有其局限性，以此观照中国小说史实际有时也并不十分客观，但前后比较，可以看出，如果没有明确的小说史观，则小说史构建则十分困难，难以描述和展现纷繁复杂的中国小说发展历程；而有了这样的小说史观，总能在复杂的小说发展现象中划出小说发展的清晰轨迹。

2.胡应麟的小说史研究与《中国小说史略》

“今代学制，仿自泰西；文学一科，辄立专史。”^[42]许多学者都已注意到，上世纪初，“中国文学史”在中国兴起，首先是作为引进西方教育体制而建立的一门学科，其次才是一种知识体系结构。“说到底，体例明晰、叙述井然、结构完整的‘文学史’，主要是为满足学校教育需要而产生的。”^[43]最早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小说史的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44]而《中国小说史略》也恰恰是鲁迅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时的讲义（原名为《小说史大略》）。因此，《中国小说史略》的“西学背景”常常被论及。有学者认为：“‘五四’运动使中国思想文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民主与科学精神推动下，在文学方面形成的新思想和新方法，促进了小说史的研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和鲁迅。”^[45]也有人说：“鲁迅运用西方学术规范，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为小说定位，注重联系政治、宗教、社会风气等社会条件，从历史文化的层面着力挖掘古代小说的历史意蕴和文化内涵。”^[46]这种看法并无不当，但是认为《中国小说史略》完全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则是不准确的。至少，鲁迅的中国古代小说史的构建与胡应麟的小说研究成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到。

鲁迅十分重视《少室山房笔丛》一书。他在1925年2月21日《京报副刊》上发表的《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一文中提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47]但是，在1930年前后，他给老朋友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所开的书单中，所列书目共计十二种，其中就有“胡应麟明人《少室山房笔丛》广雅书局本亦有石印本”。^[48]实际上，鲁迅自己就藏有《少室山房笔丛》一书，在古代小说研究中旁征博引时经常提及。

《中国小说史略》在“史”的建构上于前代学者多有借鉴，特别是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中的相关内容。胡应麟以“汉志所谓小说”作为论述小说的起点，《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著录及论述》则也是最先论及《汉志》小说家。胡应麟持“一代有一代之小说”的小说史观，以朝代为序，分别论述了“汉志所谓小说”、魏晋小说、齐梁小说、唐代小说、宋代小说、明代话本等各个朝代的各种小说类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是以时代为序构建小说史，虽在胡氏所论基础上增加诸多内容，但只有繁简之别，方法则是完全一致的。

在小说史的构建中，二人对于小说的发展嬗变与时代社会历史环境的关系都十分关注。对六朝志怪小说的产生和发展，胡应麟认为，“魏、晋好长生，故多灵变之说；齐、梁弘释典，故多因果之谈。”^[49]鲁迅与胡应麟意见大致相同：“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50]胡应麟认为唐人小说“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是因为“出文人才士之手”；鲁迅则说唐传奇“文人往往有作，投谒时或用之为行卷”。^[51]在小说的发展嬗变与时代社会历史环境的关系问题上，二人意见诸多一致，在相同的问题上有两人可能会产生相似的看法，但完全排除他们学术上的传承或借鉴关系似也是不客观的。

除了“史”的构建方法之外，在具体的观点上，鲁迅于胡应麟也有所继承。如胡氏所举六朝志怪小说为《搜神记》和《述异记》，鲁迅论六朝志怪小说提到《列异传》、《拾遗记》、《搜神记》、《灵鬼志》、《异林》、《甄异传》、《述异记》、《志怪》、《宣验记》、《冥祥记》、《集灵记》等，可见二人对志怪小说内涵的意见差别不大。胡应麟认为“变异之谈”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52]鲁迅说志怪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53]与胡氏意见一脉相承。胡应麟所提四种传奇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都作为传奇文的主要例证：第九篇《唐之传奇文（下）》论及《莺莺传》（即胡氏所云《崔莺》）和《霍小玉传》（即胡氏所云《霍玉》），第十一篇《宋之志怪及传奇文》论及《杨太真外传》（即胡氏所云《太真》）和《赵飞燕外传》（即胡氏所云《飞燕》）。

在论述唐传奇与六朝小说的区别时，鲁迅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54]此段揭示了六朝小说与唐小说的根本差异，故为后学所乐于引用。但追根溯源，鲁迅的这一著名论断仍是来自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云：“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55]鲁迅对其解释说，“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56]这种观点的借鉴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还十分多见。

《中国小说史略》对胡应麟小说研究的一些结论的引用则更是常见。如关于《拾遗记》作者的判断就引用了《少室山房笔丛》中的材料，“（《拾遗记》）其文笔颇靡丽，而事皆诞谩无实，萧绮之录亦附会，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三十二）以为‘盖即绮撰而托之王嘉’者也。”^[57]《三国志演义》的作者“贯中，名本，钱唐人”，也由“明郎瑛《七修类稿》二十三，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二十五，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十一”所证实。^[58]“后来之大部《水浒传》”的“缀集者”，“或曰罗贯中（王圻，田汝成，郎瑛说），或曰施耐庵（胡应麟说），或曰施作罗编（李贽说），或曰施作罗续（金人瑞说）。”^[59]

《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小说史研究上的开山之功不可埋没，是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重要里程碑。1936年，阿英慨叹“甚至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更好一些的产生”。^[60]直至今天，陈平原仍断言：“在中国小说史领域，至今仍处在‘鲁迅时代’。”^[61]《中国小说史略》创造了小说史研究的“鲁迅时代”，那么，对《中国小说史略》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胡应麟及其《少室山房笔丛》，在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不容忽视。

综上所述，胡应麟是最早论及中国小说史的学者，他以敏锐的史家意识勾画出中国小说发展的粗略线条，对中国小说史的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种研究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有深刻影响。因此，认真总结并重新评价胡应麟的小说思想十分必要也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载《佛山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注释】

[1]胡应麟：《史书占毕·序》，见《少室山房笔丛》，第261页。

[2]陈文烛：《少室山房笔丛序》，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第1页。

[3]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一，见《少室山房笔丛》，第2—3页。

[4]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一，见《少室山房笔丛》，第3页。

[5]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一，见《少室山房笔丛》，第7—8页。

[6]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一，见《少室山房笔丛》，第2—3页。

[7]胡应麟：《经籍会通》卷四，见《少室山房笔丛》，第45页。

[8]胡应麟：《史书占毕》卷二，见《少室山房笔丛》，第139—142页。

[9]胡应麟：《史书占毕》卷一，见《少室山房笔丛》，第127—128页。

[10]《旧唐书》卷一零二，见《二十五史》，开明书店1935年版，第3387页。

[11]胡应麟：《史书占毕》卷一，见《少室山房笔丛》，第128页。

[12]胡应麟：《史书占毕》卷一，见《少室山房笔丛》，第128页。

[13]《南史》卷三十三，见《二十五史》，开明书店1935年版，第2628页。

[14]胡应麟：《史书占毕》卷一，见《少室山房笔丛》，第128页。

[15]胡应麟：《华阳博议》卷下，见《少室山房笔丛》，第409页。

[16]《汉书》卷三十，见《二十五史》，开明书店1935年版，第435页。

[17]刘知几：《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73页。

[18]胡应麟：《九流绪论》卷下，见《少室山房笔丛》，第282页。

[19]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二，见《少室山房笔丛》，第23页。

[20]胡应麟：《九流绪论》卷上，见《少室山房笔丛》，第261页。

[21]胡应麟：《九流绪论》卷下，见《少室山房笔丛》，第261页。

[22]胡应麟：《九流绪论》卷下，见《少室山房笔丛》，第280页。

[23]胡应麟：《九流绪论》卷下，见《少室山房笔丛》，第280页。

[24]胡应麟：《九流绪论》卷下，见《少室山房笔丛》，第283页。

[25]胡应麟：《九流绪论》卷下，见《少室山房笔丛》，第283页。

[26]胡应麟：《二酉缀遗》卷中，见《少室山房笔丛》，第371页。

[27]（元）孔齐：《至正直记》卷三，粤雅堂丛书本。

[28]（明）叶子奇：《草木子》，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0页。

[29]胡应麟：《欧阳修论》，见《少室山房集》卷九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如明代作家王思任说：“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汉之策，晋之玄，唐之诗，宋之学，元之曲，明之小题，皆必传之言也。”（《王季重十种·唐诗纪事序》）清人顾炎武云：“《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日知录·诗体代降》）吴伟业亦云：“有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文以为之重。”（《梅村家藏稿·陈百史文集序》）王国维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考·自序》）胡适也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文学改良刍议》）

[31]王齐洲师：《“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史观的现代意义》，载《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第58页。

[32]罗立刚：《元人“一代之文学”观的发明》，见《史统道统文统一论唐宋时期文学观念的转变》，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389页。

[33]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34]饮冰等：《小说丛话》，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35]别士：《小说原理》，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

[36]陆绍明：《月月小说·发刊词》，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6—177页。

[37]棠：《中国小说家向多托言鬼神最阻人群慧力之进步》，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6页。

[38]耀公：《小说与风俗之关系》，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302页。

[39]王钟麟（原署名天僇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5页。

[40]方正耀：《中国小说批评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3页。

[41]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泰东图书局1920年版，第34页。

[42]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