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哥薛家椽，1939年秋宁海中学初中毕业照
女婿驾驶着自备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我和女儿在侄媳引领下专程去给三哥扫墓。墓地在中国台湾的金宝山，离台北市较远，开车也要一个多小时车程。公路两旁一边是山、一边是海，天苍苍、海茫茫，望着水天一色的远方，我不觉沉浸在比海还深的往事回忆之中……
1985年6月上旬，我突然接到一位日本东京的友人来信，说我三哥最近将率领中国台湾一个经贸代表团去巴拿马考察，7月上旬途经东京，有意想从他那里了解我在大陆的情况。
多年前，三哥就通过在美国的亲戚转给家乡的大姐一封长信：“……彼此音讯不通虽逾卅年，但无时不在念中……父母先后病故，哀痛逾恒，海天相隔。生前既不能迎养，死后复不能营葬，为人子者，不孝之罪，又何甚于此者？每一思及，愧疚不能自已……手足之情，终生难忘，但愿有重逢之一日……虽艰辛备尝，但终将苦尽甘来，我等手足终有团聚之日……”
现在，总算有机会重逢了，我绝不能坐失良机。正巧，我的长篇小说《觉醒的警卫员》日文版由东京筑摩书房出版，同时日本巴金研究会也想邀请我去举办文学讲座。机不可失，我立即通知日本方面赶快给我发来邀请函，托《浙江日报》访日代表团带回杭州。这边，我抓紧办理出国手续。
就这样，我终于在7月1日到上海虹桥机场乘坐东方航空公司的班机，踏上赴日的旅途。当我缓缓推着行李车走进海关时，挥手向玻璃门外送行的妻子告别，随着通道走进机舱，我噙着热泪，心情极其复杂：就这样出国了？这难道是梦吗？梦中我将会遭遇什么呢？……
二
《巴金的生平和文学》专题讲座获得成功，我的作品签名仪式也在中日友好会馆举行。小型的恳谈会、茶叙、饭局我都欣然应邀参加，但日本友人邀请我去大阪、神户等地旅游观光，机会虽然难得但我只能婉言谢绝。因为此番日本之行的另一主要目的尚未达到，我还没有见到日夜期盼的三哥。生怕一有闪失，贻误良机。
按他行前给我日本友人的信：6月底就已经离开台湾，目前正在北美。7月上旬来东京，但具体日期不确切。他到了东京，就径自找我那日本友人，我怎么能离开他的家呢？万一哥哥突然来到，我刚巧又不在家，岂不是造成终身遗憾吗？我只能放弃大阪的现代化工业城和神户古迹的参观，寸步不离守候在东京友人的“永井庄”寓所里。
这寓所是传统的日本式木屋，已经年代久远了，坐落在小巷深处，也可谓“都市里的村庄”。屋外青藤攀满石墙，室内全是木结构装修。室小如舟，地上铺着榻榻米，晚上把被褥一摊就能悠然入梦。白天把被褥收进壁橱，中间放张矮方桌，几个人盘腿围桌而坐，把盏举杯，品茗谈心，日式古风犹存。
一连几个夜晚，我们都没有外出，守着那架电话机。整整八天了，三哥仍杳无音信。我出访日本的行期只有十天，看来这次要失之交臂。友人的妻子提议去登东京电视塔，观赏流光溢彩、灿若星雨的东京夜景，否则回国人家问起银座、新宿以及日本人的夜生活，我茫然无措何以应对？这提议虽好，还是被我和友人否定了。万一就在这时候来电话呢？友人妻子表示她留在家中值班。但我还是同友人泡上一壶龙井，同他边喝边聊到深夜。
时钟“当当……”敲过十二下，友人已回房睡觉。我也席地而卧，双手枕着头，一双眼睛在黑暗中大张着，心里说不出的失落。只剩明后两天了，看来此番会见亲人又将落空，仍是一个随风飘零的梦。“别时容易见时难”，只隔一条海峡，怎么竟成咫尺天涯，兄弟见一次面都那样不容易？
三哥1946年大学毕业照
突然，友人卧室响起急骤的电话铃声，如同闹钟惊碎静夜。我一阵剧烈心跳，不觉从地上弹了起来，竟不顾礼仪地把耳朵贴在门上屏气静息聆听。只听见友人用日语同对方通话，我还以为他是在同日本亲友互致问候，就准备回身躺下。谁知响起叩门声，开门一看只见友人妻子正站在门口急促招呼：“快！快来听电话……”
踏进友人房间，他已改用汉语在通话：“薛先生吗？我是你弟弟的朋友芹川。”
“您好！芹川先生。”话筒质量很好，云母膜里的话音清晰可闻，“明天上午我想到府上拜访，想听你谈谈我弟弟在中国大陆的近况。可以吗？”
“完全可以！你弟弟现在就在我身边。”
“什么？……在你身边？”
“对！现在由他同你讲话。”
话筒递到我手中。我双手像接过手榴弹在剧烈颤抖，快要拿不住了。血涌脑门，我似乎要马上失去知觉。三十多年淤积在心头的话，一下怎么冲出口呢？
友人和妻子用目光不断催促我：说啊！快说……
“三阿哥——”我石破天惊迸裂出一句宁海话，马上泣不成声了。
这句自小熟悉的称呼，如家乡山溪中的鹅卵石投进漂满绿萍的深潭，泛起五十多年前的涟漪……三哥也用我自小听惯的乡音叫喊我：“家柱啊，我是你三哥……”
世界静止了，时间凝固了……足足长达三分钟，我们彼此不说一句话，只听到电话里对方的抽泣声。最后，还是三哥强忍住悲喜交加的复杂，用喑哑的嗓音不住地劝慰：“别哭了，家柱，别哭了……反正明天上午我们就要见面了，见面了……”
三
是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黎明即起，就在永井庄花木扶疏的日式木屋门口徘徊，等待着哥哥的到来。三哥临时下榻于东京著名的日比谷饭店，我在《人证》电影中见过这座豪华的“帽子大厦”。为了谈话方便，我约哥哥在友人家见面，他欣然赴约。
轿车缓缓开进了小巷，我和友人迎了上去。车上走下了三哥和另一老年男子。哥哥介绍说这是你三嫂的堂兄，一直侨居在东京经商。昨晚就由他用日语同我友人先联络。
浓浓的血缘，溶化了暌违三十多年的隔阂和拘谨。用不着客套的辞令和繁文缛节，我们一见面就聊起家常。我知道此时此刻三哥最想了解的是大陆同胞手足的情况，就拿出随身带来的兄弟姐妹的照片，一家一家逐一讲述。当三哥看到父母六十大寿时拍的遗像时，神情愀然为之动容，深情地感叹：“唉！每逢过年过节，就要想起父母亲大人。可是我在台北，家中连父母的照片都没有。现在好了，我要把这照片带回到台北去翻拍放大，这样年年祭祖时就有父母遗像了。”
1985年7月5日，我在日本东京与三哥会面
整整一个上午，我们谈论着亲人、家乡、故友和儿时的生活……祖先的墓庐、故土的风物，勾引起游子沉淀在心底的太多乡思离愁……日本友人看我们这样用家乡话孩子般地絮聒不停，不由得从内心发出微笑。是啊，世界上还有什么话题能这样令人陶醉销魂？
中午，三哥请我的友人找了附近一家中国料理馆，去吃宁波式家乡菜。饭后，去了三嫂的堂哥家，继续上午的谈话。话题已从单纯的家庭、乡土，扩展到对海峡两岸近半个世纪历史的回眸和对未来的展望。三哥以一个经济专家的目光以及对世界经济的透彻了解，鞭辟入里地分析：“大陆有丰富的资源、众多的劳动力、广阔的市场，台湾有充足的资金、先进的科技和营销网络、丰富的国际经济资讯及市场经验……如果国家能统一，两地携起手来，那中国将是世界上的头等强国。”
“是啊！是啊！”三嫂的堂哥和友人连连点头赞同，“现在，原本应该由中国人赚的钱，都让外国人白白赚去了。可惜啊，可惜！”
堂哥和我友人都在日本经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商人始终在日本成不了气候。堂哥在东京从事餐饮业，他说东京每十家餐馆中，有七家中国料理、两家日本料理、一家西洋料理，足见中国美食在日本受欢迎的程度与中国人的精明能干。
“你们说东京哪家中国料理店最好？今晚我做东，宴请柱弟和大家。”
“当然‘楼外楼’啊！正宗的杭州菜。”堂嫂抢着回答，她是个真正的美食家。
“东京也有‘楼外楼’？好！就上这家餐馆。我生在杭州，也有好多年没吃杭菜了。”
于是，浩浩荡荡近十个人，驱车来到六本木附近的“楼外楼”饭店。华灯初上，偌大饭店竟座无虚席。幸亏堂兄嫂同行的面子，老板特为我们在大厅挤出一张桌子。女领班笑吟吟上来，自我介绍是70年代来的上海人，殷勤地推销本店特色菜。可三哥点的却是他自小在杭州吃惯且已久违的家乡菜，诸如西湖醋鱼、龙井虾仁、雪菜千张……
菜一盆盆端上来了，开头大家还称好，接着越吃越不是味。三哥皱起了眉头，问我味道如何。起先我出于礼貌，只好点头附和，但吃到西湖醋鱼完全不是那味儿。三哥也觉察出来了，就叫女领班把厨师请出来。胖胖的一个大师傅，高高白帽边的双鬓已经斑白了。
“大师傅，您什么时候来日本的啊？”
“老早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
“您烧的西湖醋鱼用什么鱼做原料呢？”
“哈哈，难怪味儿不对，鲤鱼怎么能烧出西湖醋鱼那种味道呢？”三哥拊掌大笑，“同样用海虾烧虾仁，根本无法和龙井虾仁比美。”
“你真是个吃客，哪个厨师碰上你准倒霉。”堂嫂揶揄道。
“这倒不是我吃得多，而是吃遍天下都忘不了家乡菜……”
由此，引发出一个话题，三哥兴致勃勃地说：“杭州人自己来东京多开几家正宗的杭州菜馆该有多好！请来杭州名厨，每天运来杭州原料，这样钱就落到大陆同胞自己口袋里。不像过去大陆专派名厨到世界各地去传授经验，让外国佬学会做中国菜大赚其钱。这太没经济头脑了！？”
这顿晚餐，我们一直边吃边聊到深夜，真是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尽的情。临近午夜，我们一起上洗手间，由于兴奋，喝了点酒的三哥忘情地对我吐露：“五弟，游子相思苦啊，我多想回到家乡去看看……估计两岸沟通的日子不会远了。等我退休以后，我一定要在杭州办工厂兴办实业，并且在西湖边买一幢房子养老。”
“好啊！我等着这一天，在西子湖边欢迎你。”
翌日上机场前，我们在厚生省前的一家餐馆分别。我把带来的西泠印社书画、图章赠给哥哥，他爱不释手，连声说好，但当我把一瓶好不容易搞来的茅台酒给他时，他摆摆手说：“这个我不能拿。尽管我的行李免检，但主管税务的官员带茅台酒入境，不是带头走私吗？决不可以！不瞒你说，我如果想吃茅台，在台湾还不容易吗？但我平时很少参加商人们的宴会，还是留在家中与你嫂嫂、侄儿一起用餐更心安理得。”
“咔嚓！”一声，相机留下我们兄弟俩握手的最后定格。
四
这就是苍山叠翠、墓庐层耸的金宝山墓园。现在，我垂手肃立于三哥墓前。望着黑色大理石的陵寝和墓碑上嵌镶的三哥烧瓷遗像，不由得悲从心来，一下泪从心泉涌出，流满脸颊……
我们曾在东京相约，等他退休后重新在西子湖边聚首。但我没等到这一天，这个美好愿望终于没有实现。海峡两岸的禁令虽然在1989年解除，可是三哥却在此前一年的3月6日，因突发心肌梗死而猝然离世。那年他只有六十三岁，正是他事业如日中天的黄金岁月，中国台湾地区各大报纸都惊呼为“英年早逝”。
台北《中央日报》3月8日有一篇记者周庆祥的客观报道称：他是一个是非观念很强，且又很清廉的人。一生与税结缘，提出“服务、责任、效率”的现代稽征观念，“该收的税一分不能少，不该收的一分不能多”，“公务员执法必须守法”。……这样的大好人应该活得很久，没想到却去得这样早，真可惜仁者不寿。
噩耗传来，我们大陆的亲人如闻九天惊雷，竟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因为几天前，他还亲自汇出一笔钱到东京，要我日本友人为我女儿办理赴日留学事宜。钱到达的这天，正是他去世的日子。
悲恸中我只有一个强烈愿望：要去台湾奔丧，代表大陆亲人为三哥送葬。台湾地区当局对我这个要求竟不予接纳，我只能望洋兴叹发去一份唁电，在西子湖畔遥祭三哥的英灵……
现在，女儿、女婿已点起香烛，摆上鲜花和供品，开始了祭奠仪式。三哥墓地占地面积很大，规模极为宏伟壮观。由于三哥的职位和道德人品，死后哀荣备至。我曾详细看阅过当年逝世时拍摄的大量照片和各大小报刊发表的新闻报道和纪念文章，对三哥为台湾地区税务界所做的业绩和为官的清廉推崇备至。
1999年9月我在台湾金宝山三哥墓前
可是，这些死后哀荣对我们亲人来说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只是想再见到一个生龙活虎、谈笑风生的哥哥，而不是墓碑上一张冷冰冰的遗像。我回想着东京那一天一夜的倾情交谈，一切犹历历在目，而故人已驾鹤西去，怎不叫人“从此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
我展开了祭文，这是我昨夜黎明前伏案写完的，字字句句倾吐了我的哀思。这是一份迟到的吊唁，整整推迟了十一年。俗话说：生离死别，人之常情。可是为什么亲骨肉死在台岛，竟不允许大陆同胞手足前来吊唁？这难道是文明社会应有的行为吗？
我含泪读完后把祭文同纸钱一起焚烧，祭奠三哥的亡灵。我依稀觉得他的音容笑貌宛在，脸上有无奈的遗憾和悲戚。魂归来兮！他多么希望回到西子湖畔出生地，休养他疲惫的身心。可是这一切均不可能了，永远不可能了，他只能长眠在这异乡客地金宝山。
我一边烧着如蝶纸钱，一边环顾整个山区墓园，这儿长眠的不少人生前虽有高官厚位，但很多来自大陆，死后不能归葬家乡。正如于右任老人那首《国殇》中写的那样：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我发现这金宝山上不少陵墓都朝西北方向，前方就是波光万顷的大海，海的那边就是祖国大陆啊！白浪滔滔，潮涨潮落，似乎在诉说人间多少憾恨和不平。用盈盈一水的海峡，将两岸中国人民阻隔，这确实是国之殇！我对哥哥的吊唁迟到了十一年，只希望其他人这样的遗憾能少一些、尽可能少一些……
（1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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