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失其御，咎由自取

◎外戚“用之如虎”

纵观历代外戚，其骄奢放纵，枉法作恶，乃至干乱朝政，威逼君权，原因固然复杂，外戚本身的贤恶无疑是主因之一，后妃对娘家亲戚究竟裁抑训诫，还是纵容庇护，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但所有这一切最终还是取决于人主。在君主制下，就整个国家机器及其子系统而言，至高无上的君权是其唯一的终端按钮，而控制者就是君主本人。许多外戚之所以能作威作福，乃至干政坐大，与其说是后妃裙带的作用，还不如说是君主的默许放纵才是根本原因。

西汉成帝时，太后王政君的弟弟王商向成帝借得明光宫，供自己养病避暑之用。成帝驾临其府第，发现他竟擅引沣水穿过长安城流入第内大陂中，行船游宴，嘴上没说，心中却很不满。后来他又发现另一个舅舅王根，居然将府上的渐台造成宫内白虎殿的规格，这下终于发作了，怒责诸王氏外戚。王商、王根准备自己黥面与劓鼻来向太后谢罪。这倒将了成帝一军：让诸舅在母亲面前自黥自劓，岂不太伤慈母之心？于是，他下令王氏诸侯都到大司马王音府上等待诏命，再让尚书奏上汉文帝诛杀母舅薄昭的故事。王氏外戚接诏后，王音地位最高，以坐在稾草上等待刑戮的方式来谢罪，王商、王立、王根都背着用刑的大斧，匍匐在砧垫上来请罪。最后，成帝让步，不忍诛杀诸舅，这台干打雷不下雨的戏才草草收场。紧接着，外戚王莽便肆无忌惮开演篡汉的丑剧，这到底怪得了谁呢！

汉成帝

窦宪因妹妹立为东汉章帝皇后，赏赐累增，宠贵日盛，连皇室的诸王、公主以及光武帝、明帝的外戚阴家、马家都畏惮他。他仗着宫掖声势，用贱价夺取了明帝女儿沁水公主的园田，连公主也不敢与他计较。一次，章帝出宫经过这片园田，指着问窦宪，他支支吾吾，答非所问。后来，章帝知道底细后，把他召来怒斥道：“你好好考虑自己的过失吧！夺公主田园时，不比赵高指鹿为马差劲吧！现在连公主的田园都被你欺夺，何况小民百姓呢！国家诛弃你窦宪，就像除掉一只小鸟与死鼠那么容易。”窦宪这才深感震惧，窦皇后也穿着破衣表示请罪。好久，章帝才息怒，让他把园田还给沁水公主，既不绳之以国法，却也不再授以重任。《资治通鉴》记完这事，司马光大发感慨：“人主对于臣下，就怕不知道他的奸邪，如果知道却还赦免他，那还不如不知道要好些。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中有的做坏事而人主不知道，还心存畏忌，已经知道却不声讨处罚，他就知道皇帝是不值得畏忌的，就会放纵而无所顾忌。因此，知善而不能用，知恶而不能除，人主应引以为戒。”

唐高祖时，秦王李世民在权限范围内把数十顷田赐给了有功之臣李神通。不料高祖所嬖幸的张婕妤之父也看中了这片土地，便让女儿私下乞求高祖赐给他，高祖便下了手诏。李神通认为李世民教令先下，不肯让出。张婕妤便对高祖编派说：“诏赐我父亲的地，被秦王夺去给神通了。”高祖大怒，攘袂训责李世民：“我的诏敕不实行，你的教令州县倒照办？”高祖后期，妃嫔竞相为娘家亲戚请官乞田，都是高祖溺于女宠，滥加赏赐的缘故。

天宝十年（751）上元节，杨贵妃的姊妹兄弟五家连骈出游，与唐玄宗女儿广宁公主的骑从争过西门市，按礼仪，杨氏外戚应让公主先行。不料杨家奴仆狗仗人势，挥鞭清道，鞭子竟误打到公主身上，公主坠马。驸马程昌裔去扶公主，也吃了几鞭子。公主便向父皇哭诉。一边是自己的女儿，一边是自己宠妃的兄弟姊妹，倘若站在皇家立场上，公主应占上风。但玄宗却决杀杨氏家奴一人，算是抚慰女儿，同时又将绝无过错的驸马程昌裔停官，不许朝谒，来讨好杨氏姊妹兄弟。这下，杨家外戚更加骄横跋扈，出入宫禁无人敢问，京师长吏，都为之侧目。由此可见，杨氏外戚之祸究竟由谁亲手酿成，是不难找到答案的。

冯玉是后晋岀帝冯皇后的哥哥，自妹妹立为皇后，他便大受信用，从知制诰不断提升，转眼位至右仆射，岀帝把军国大政一古脑儿交给了这位妻兄。他有病在家，岀帝竟对宰相说：“自刺史以上的官职，等冯玉病愈，问过他才可以除授。”对他的倚重如此。冯玉便肆无忌惮，乘势弄权，四方贿赂，不绝于门，后晋政治急遽衰乱。

宋真宗杨淑妃的堂弟杨景宗自幼就是无赖子弟。淑妃入宫后，他因犯法被黥面隶军，在军中也不安分，以致脸上黥得没有一块好颜面，与淑妃也失去了联系。一次，杨淑妃随真宗出宫，见他站在御沟边服役，就派人上前问其姓氏。他知道堂姐在后宫，直呼淑妃小名与排行。杨淑妃哭着说：“这是我弟弟。”一认上亲，杨景宗就被任命为右班殿直，脸上黥迹也用药消褪净了。然而，他暴戾无赖的本性一无所改，每至一处，便成大患。在滑州钤辖任上，喜欢用滑槌打人，人称“杨滑槌”，还使酒性把通判殴打在地。因为淑妃，真宗不仅不追究，还不断升他的官。仁宗也因淑妃待他犹如慈母，称她为“小娘娘”，即位后尽管知道景宗贪虐，却也优容宽大，未予重责。

◎外戚成败视主德

平心而论，在历代帝王中，宋仁宗对外戚的恩泽，还说不上失控。像汉成帝、唐玄宗那样，对外戚养患贻祸而终致不可收拾，这种局面难道还少吗？倘若追究原因，认为祸起于外戚，不过复述历史表象而已，归咎于后妃的请求庇护乃至共同作恶，仍未中肯綮。外戚也罢、后妃也罢，之所以能对政局与历史产生负面影响，归根到底是君主误用最高权力。从这一意义上说，《新唐书·外戚传》认为，“凡外戚成败，视主德如何。主贤则共其荣，主否则先受其祸”，是有一定道理的。西汉东方朔打过一个比喻，他说，外戚对于君主说来，“用之则如虎，不用则为鼠”，关键在于帝王是否用以及怎么用。然而，对外戚的控驭与对后妃的爱恋，是君主面对的头痛问题。三国魏文帝曾说，对外戚只应养育以恩，而不当假借以权。沈约以史臣身份在《宋书·后妃传》指出，君主应该“爱止帷房，权无外授”，这才是值得称道的。这些议论都是从历代政治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然而，只要产生这种教训的历史条件依然存在，今人哀古人，复有后人哀今人的现象，就会一再轮回。君主后妃制的基本特点就是家国一体，帷房之爱与外戚之宠必然成为一种割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君主对宠妃的情欲投入，往往与对外戚的权物假贷成正比。这几乎成为君主制下少有例外的定律。所谓贤德的君主，无非在二者比例关系上，处理得稍微妥当些。然而，以怎样的比例去把握才算妥当，由于缺少对君权的制约机制，运用之妙，便只能由君主“存乎一心”。在世袭制下，贤德之主不世出，稍失其驭，就会出现外戚之祸。可见，外戚之祸的根源在于君主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