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二年十月，司马光脱离谏院，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吕公著和他同事。不久，英宗叫他编一部历代君臣事迹。真宗于景德二年（1005年）九月，曾命资政殿学士王钦若、知制诰杨亿编辑这样一部书。当时著名学者杜镐、文学家钱惟演等十人参加编辑工作。真宗曾经几次亲自看望这些编书的人，检查工作，提出问题，给以赏赐。经过了八年，这部书编成，凡一千卷，真宗亲为作序，赐名《册府元龟》。[1]司马光以为过去史书，文字繁多，帝王日理万机，难得观览。他曾打算上起战国，下迄五代，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足为戒的史事和史论，依《左氏春秋》编年之体，作一部通史，名为《通志》。《通志》的前八卷已写成，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三年），尽秦二世三年（前二七年），《史记》之外，还参考了别的书籍。上呈之后，英宗便要他修君臣事迹。他请求所编仍以《通志》为名，并说此书上下千余年，非一人之力所能成，希望派刘恕和赵君锡协助编撰，说这二人专精史学，是公认的良史之才。[2]刘恕博极群书，自以为“疑古非今，不达时变”；和王安石原甚相得，后因议论新法，不为所容。[3]赵君锡因父亲亡故，没有到职，改派刘窸。窸兄敞，侄奉世，都是著名史学家。安石当政，他寄书论新法不便。人们称赞他“守道不回”，做地方官可比“古循吏”。[4]
司马光年纪还很轻，就有大志。慕古人道大而不狭，志远而不近，言高而不卑。以为圣人之道像天地，“靡所不有”；众人之道，则如山川，如陵谷，如鸟兽，如草木，如虫沙，只能“各尽其分，不知其外”，不能像天地那样无所不包，无远不至。[5]对于历史，他以为有许多要不得，不可信的。[6]他评论过很多历史人物，作过不少翻案文章。他以为项羽之失天下，并不是“弃关中之险”，而是由于杀义帝失人心，废公议任私意。他赞美张巡，说巡以市井数千之众，摧安史百万之师，控扼天下的咽喉，保障江南从事和平生产，有大勇、大功。人们所说的“死党友，存孤儿”，攻城斩首之众，在他看来，非义，亦非功。[7]
他十分重视学习，在滑州时，知州张锡告诉他平生最爱好的是读书，好书往往读几十遍，甚至一百遍，把书都读破了；在反复阅读中，也往往得到新意。锡死去十六年，其子为刻仁宗所赐“博学”二字，请司马光作记。他便把张锡对他说的话，笔之于记文，并就好学这一点发议论，以为“彰先皇帝之知人”，“扬先公之好学”，可说是忠孝两有了。[8]
为国家治安，生民幸福，编写一部史书，正像他在谏省向皇帝说那么多逆耳之言一样，是“专利国家，不为身谋”的，这是他在《谏院题名记》中说的。这篇题名记还说汲汲于名和汲汲于利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做谏官，“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一点不能有私。
宋庠字公序，他弟弟宋祁是个唐史专家，和欧阳修合作，修成《新唐书》。他对《国语》有研究，曾校定《国语》，为之补音，称公序本，流传至今；俭约不好声色，读书至老不倦。仁宗时，官至宰相。英宗即位，便要求退居，后以司空致仕。他在这年初夏去世。司马光颇敬其为人，重其文章。在《宋相国挽辞》中，一则说：
禁省英声远，岩廊至化宣。
辞荣还故第，三事究高年。
再则说：
泉台无复晓，柏径不知春。
独有高文在，芬芳继古人。
禁省和岩廊，说的都是宫廷。公序为相，做了不少好事，遇事必分别是非，究其可否。三事一句，是说他以司空致仕。等到长眠地下，就只有文章还溢散着芬芳。[9]
这年初冬，英宗身体又不好，吃了两个多月药，没有什么起色。宰相韩琦问疾，请早立太子。颍王赵顼由帝亲笔批为皇太子，下笔时潸然泪下。四年正月初八，英宗病故。神宗即位，时年二十。司马光充满了对这位皇帝的伤悼之情，在挽歌辞中，追述在谏院的岁月，声与泪俱：
谏省臣无状，龙鳞昔屡婴。
恩深忘位贱，义重觉生轻。
不正诛锄法，仍蒙奖叹荣。
百身何足报，天造固难名。[10]
天造，仿佛不是人间所有。对皇帝讲了许多逆耳的话，屡次冒犯他的威严，但一点也没有受到责备，反而倍受荣宠，真是百辈子也难报答啊！
英宗临终前，曾告诉皇太子，士大夫的儿子娶皇家的女儿要提高辈分，不尊敬公公、婆婆，这是很没有意思的，不可以因富贵“屈人伦长幼之序”，要快一点改掉。神宗即位的第一个月，便下令：“公主下嫁者行见舅姑礼。”[11]
欧阳修这一位在仁宗朝已极著名的人物，英宗时为副相，办事十分认真，不避众怨。他和司马光在议追崇濮王时议论相反，首赞韩琦之说。他向神宗推荐司马光，说这个人“识虑深远，性尤慎密”，为国家做了许多好事，他自己不说，别人亦无从得知。他说因为自己在政府，知道得很详细，不敢不奏闻。[12]
这年三月，司马光奉命主持进士、明经诸科考试。从这年开始，才定三年一贡举。[13]
闰三月，他和吕公著同时被命为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是一个人人羡慕的职位，号称清要。可他请辞再三，以为自己拙于文辞，不能当“清华之选”。神宗当面对他说：“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只有董仲舒和扬雄兼而有之。你有文有学，为什么还要辞？”司马光说：“我不能做四六文。”神宗说：“像两汉制诏不可以吗！”司马光还是推辞，匆匆忙忙地退出。神宗叫内侍去追，强迫他接受了告身（委任状）。[14]
三月，欧阳修被攻击出外之后，四月，韩琦又受到攻击。对欧阳修的诽谤，来自御史台，甚至说这个快近六十岁的老人和长媳通奸。修上章自辨，说他被诬蔑做了“禽兽不为之丑行”。若真有此事，便犯天下大恶；没有，则负天下至冤。他请求皇帝彻查，“尽理穷根，必见虚实。”[15]对韩琦的攻击，也来自御史台，说他自嘉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立班”，跋扈得很。王陶当时为御史中丞。神宗把这些攻击的话告诉了韩琦，琦说：“我不是跋扈那号人，你派个小小宦官来，便把我绑走了。”[16]
王陶因诋韩琦，出知陈州。司马光权御史中丞，成为御史台的台长。御史台一称宪府，或称宪司，所属有台院、殿院、察院，台院有侍御史，殿院有殿中侍御史，察院有监察御史。台谏之职，主要是“论政事，击官邪”，专司监察，上至宰相，下至一般官吏，都在纠弹之列。[17]
司马光毫不迟疑接受了御史中丞之职。对于这位年轻皇帝又重复说了作谏官时第一次和仁宗说的以及英宗时所进《历年图》后序中的话。以为人君之德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是“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明是“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武是“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说到治国之道，也还认为最重要的是用人，信赏必罚。他希望皇帝在修心、治国这两个方面下功夫，说水源澄净则流清，根本深固则木茂。[18]
英宗辞世之后，大臣和言官相互攻击，“分为两朋，有如仇敌”。他为神宗分析了这个原因，以为都是由于各“逞私志”，争胜负不顾是非，人主不忍“违逆人情，两加全护”；那些“逞私志”的人，不把力量用在除害救弊解除百姓疾苦之上，是有罪的；凡不分是非，或明知其非而碍于情面不说，依违两可，是人君的大患。他请求皇帝“清心审虑”，对一切上言朝廷缺失的，要认真分析，决以至公；大臣对的，支持大臣，不必“顾恤言者”；言官对的，支持言官，不要“曲顺大臣”；位不分高低，言不分先后，谁说得对就依谁，“唯是之从”。[19]
王广渊当英宗还没有做皇帝的时候，便和英宗很亲近。英宗即位，便除直贤院。司马光便大不以为然，说这个人“交结奔竞”数第一[20]，要不得；他所荐用的人，非贵游子弟，便是和他亲近的承办公文的小吏。英宗没有听司马光的话，广渊时常把所知中外之事报告英宗，又言宰执专权。英宗用为群牧、三司户部判官，加直龙图阁。[21]
司马光作中丞过了一个月，便请神宗逐王广渊出外，说这个人只是一心往上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外依政府，内结近习”，不过几年，便“致位清显”；龙图阁本用以“宠贤彦”，他却滥竽充数了。神宗不听他的。司马光又两次上章，广渊终于出知齐州。[22]
神宗即位后，宦官以恩迁官的都补外职，只有御药院四人例外。其中勾当官高居简，善于逢迎，工谗善佞，英宗时得到信任，窃弄权柄，使皇帝受到玷辱，舆论对之切齿。官位已至内殿崇班以上，照例应当向外差遣。司马光请求加以斥逐，章还五上，说神宗对他宠信，过于先帝，旦夕在左右，必为异日祸乱之源。他说不知道这个谗佞之人，“以何道结陛下，能如此之深”！他表示邪正不可同朝，犹冰炭不能同器，和高居简势不两立；居简不去，他即请罢御史中丞，给个外任差遣。这是他屡次向英宗请求过的。[23]他请求当面和神宗说这件事，神宗在延和殿接见他。吕公弼对神宗说，司马光今天一定要决去就。这时，司马光已立殿下，神宗指着他说：“已经来了啊！”公弼对神宗说：“你要留居简，便须逐光。要留光，必逐居简。居简不过是个内臣，司马光却为御史之首。希望您‘择其重者’！”神宗说：“今当如何？”公弼说：“撤去勾留御药，提升一个官阶。”神宗说：“司马光能不再争么？”公弼说：“等光上殿之后，就说高居简已经罢去了。”[24]
公弼是北宋名臣吕夷简的儿子，他的弟弟吕公著和司马光最为交厚。他任枢密副使，正大臣和言事者互相攻击，言事者纷纷出外之时，他向皇帝进言，以为谏官、御史是人主耳目，执政大臣是股肱，耳目股肱当相互为用，进退都当十分慎重，要多加考虑。[25]
在御史台，司马光以为朝廷对御史资格规定得太严，他提出：“官人之道，以得贤为本，而资序为末。”御史只要求“忠亮方正”，区区资历，不用计较。他荐李周为御史，想先和他见见面。李周说：“司马公是个贤者，我愿见他。但因推荐而往，我不成了‘呈身御史’么？”后来孙固又荐他，神宗召见，问他认识司马光与否，他说不认识。神宗以为他是一位“忠朴之士”，想用为御史。[26]
高居简去职后，王中正勾当御药院。中正不到二十岁便被仁宗赏识，常在左右。司马光说他奸猾招权，今任最与人君亲密的职务，“是去一居简得一居简”。[28]后来神宗派他去陕西勾当公事，知泾州刘涣尽心尽意结纳他，不久便被升为镇宁军留后、知恩州，镇宁是河北重镇澶州节度之名，留后即节度观察留后的简称，为较高的武职。延路钤辖吴舜臣，“违失其意”，便被降职。司马光对神宗说：“您叫内臣（宦官）采访外事，常常征询他们对群臣的意见，问哪个能，哪个不能。我以为这不是好事。朝廷内有两府（中书、枢密院）、台谏、两制[29]，外有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府、知州、知县，是你的耳目腹心和股肱。你对这些人严格要求，信赏必罚。难道还有什么能瞒过你的么？可你偏偏要听近习小臣的话，不问是真是假，便行赏罚。”神宗手诏问司马光关于王中正的事是从哪儿得来的？司马光说：“有没有王中正的事，只有你知道。有，你当以为戒，没有，我不敢避‘妄言之罪’”。神宗告诉司马光：吴舜臣本在宫内，先帝常说他不才，我查阅边臣姓名，见他在其中，就降他做华州钤辖，这事与王中正无关。[30]后来对西方用兵，王中正被派往陕西，因功由团练使复进昭宣使，担任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副职），和帝后最为亲近。
神宗手诏言事官、按察官不得揭发吏民赦前之事。司马光不以为然，说：“按察之官以赦前事兴起狱讼，加以禁止是对的。禁言事之官，就不一定对了。御史纠举奸邪，但奸邪必是积累而成，不可能是一天做的。一年当中，赦令有几次，假如赦前事都不可言，那就没什么可言的了。”[31]
西夏、北宋的和平还不到二十年，双方关系又渐趋紧张。横山一带是被西夏看作生命线的。那里有一位部将想投奔宋朝，说可以完全调动横山这条线上的驻军去打夏国，朝廷决定招纳他。司马光知道了，以为和西夏打仗，要慎重考虑。依目前情况，当以抚循百姓为主。他对神宗讲历史，从三代讲到本朝，说太宗统一了中国，对李继迁用兵，十年却无所成；仁宗时，夏国背恩忘义，朝廷被迫自卫，仅仅五年，“天下困弊，至今未复”。最后，仁宗还是不得已而屈己言和。他以为当前要屏绝空谈，反对大言，说什么“逾葱岭，诛大宛；绝沙漠，擒颉利”，于国无补；现在应当做的，还是挑选德才兼备的人做地方官，以安百姓；努力生产，以实仓库；用武勇之人作将帅，淘汰老弱士卒，加强训练，严肃军纪。[32]
文彦博时为枢密使，神宗问他司马光怎么会知道这种机密边事，并说这个人脾气急，容易发怒，打算整一整他。[33]后来富弼代韩琦再度作相，神宗以边事为问，富弼请二十年不言兵，先安百姓。[34]
韩琦极力辞退之后，张方平、赵?并参知政事；吕公弼为枢密使，邵亢为副使。司马光说张方平文章之外，别无所长，人们都说他奸邪，劣迹不少；两府大臣，关系国家安危，用人不当，要造成大祸害。[35]神宗大不高兴，怒气冲冲地说：“朝廷每回人事变动，都有许多意见，这不是好事。”司马光说：“这是好事。知人是很难的。你才即位，万一用人不当，台谏之官又不开口，你就什么也不知道。这才不是好事。”神宗又问：“交结宰相和交结人主，哪个好些？”司马光说：“交结宰相不好。对人主希意迎合，唯唯诺诺，也不好。”神宗问两府中人，哪个可以留、可以用。司马光以为这是人主的事，只有人主有采择之权，小臣“岂敢与闻”。第二天司马光便被免去御史中丞之职，仍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神宗在敕令中说司马光为人方正，深于史学，让他重返禁林（即翰林学士院），当面听他讲学，将得到更多的教益。[36]
后来神宗当面和吕公著讲司马光的道德学问，说要留他在左右，并不是因为他言事才解除御史中丞之职。又说他为人方直，只是有点迂。吕公著以为孔孟圣贤，犹不免被人视为迂，大凡虑事深远的便近于迂了。[37]
司马光辞翰林学士，请求以侍读学士专治《资治通鉴》，说皇帝有旨令读《通鉴》，但现在编成的还很少，工作继续下去，要看许多书，恐怕来不及作禁林的文字。神宗很快便下令免除他作禁林文字的负担。[38]
十月初九日，司马光开始为神宗读《通鉴》。神宗并为作序，说俟书成之日写进去，并赐颍邸藏书二千四百卷。序文最后引《诗》，说：“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以《资治通鉴》为名。[39]
过了几个月，已经是熙宁元年的春天了。司马光又进读《通鉴》，读完了三页，神宗意犹未足，叫他再读下去，至苏秦说六国之君，联合攻秦（合纵）。神宗说：“苏秦、张仪靠一张嘴，就能这样翻天覆地吗？”司马光说：“这两个人一纵一横，游说人君，多华少实，就是所谓的‘利口覆邦家’之人！”神宗说：“我听你讲这些，真是‘终日忘倦’啊！”[40]
【注释】
[1]《册府元龟·考据》，并参《长编》有关诸条。
[2]《长编》卷二八治平三年四月辛丑条。
[3]《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三《刘道原墓志铭》。
[4]《宋史》卷三一九本传。
[5]《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四《迂书》。
[6]《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四《史剡》。
[7]《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三《史赞评议》。
[8]《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六《仁宗赐张公御书记》。
[9]《宋史》卷二八四本传，《长编》卷二八治平三年四月辛丑条，《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一一。
[10]《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一一《英宗皇帝挽辞》。
[11]《宋史》卷十三、十四《英宗纪》、《神宗纪》。
[12]《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一四《荐司马光諸子》。
[13]《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云：“英宗即位，……乃诏礼部三岁一贡举”；《稽古录》卷二以为治平三年十月丁亥诏，自今三年一开举场，《长编》卷二八同。今从《稽古录》。
[14]《长编》卷二九治平四年闰三月甲寅条。
[15]《长编》卷二九治平四年三月条。
[16]《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以下简称《长编拾补》）。
[17]《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
[18]《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六《作中丞初上殿諸子》。
[19]《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六《上听断书》。
[20]《宋史》卷三二九《王广渊传》，《默记》卷上。
[21]《长编拾补》卷一治平四年六月庚申条。
[22]内殿崇班是北宋武臣的官阶，为武臣第四十四阶，内殿承制则高一阶。
[23]《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六、三七《高居简諸子》。
[24]《长编拾补》卷一治平四年七月壬午条。
[25]《宋史》卷三一一本传
[26]《宋史》卷三四四《李周传》。呈身御史见《旧唐书》卷一五八《韦贯之传》。贯之子澳，登第十年不仕，有人向御史中丞推荐他，请他和中丞见见面，澳不同意，说：“恐无呈身御史。”
[27]《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七《郭昭选諸子》。
[28]《宋史》卷四六七《王中正传》，《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七《王中正第一諸子》。
[29]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令，称内制，他官知制诰的称外制，合称两制。
[30]《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七《王中正諸子》，《长编拾补》卷二治平四年八月甲辰条。
[31]《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八《论不得言赦前事諸子》。
[32]《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八《横山諸子》、《横山疏》。
[33]《长编拾补》卷二治平四年九月己亥条。
[34]《邵氏闻见录》卷五，《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二同。
[35]《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八《张方平第一諸子》。
[36]《长编拾补》卷二治平四年九月壬寅、癸卯条及注。
[37]《长编拾补》卷二治平四年十月丙午条。
[38]《长编拾补》卷二丁未条，《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八《乞免翰林学士諸子》。
[39]《资治通鉴》御制序。
[40]《长编拾补》卷三上熙宁元年二月庚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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