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年轻，渴望上路

文_祁　天　李渊君

走遍美国，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出发时将钥匙留给朋友，把自己锁在门外的一幕。面对一扇回不去的门，我们有些后怕，好在及时想起了凯鲁亚克的话—

“我还年轻，渴望上路。”

转身，上车，我们开始了一年的旅行。

1

其实，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旅行。

虔诚的旅者常偏爱步行，我们选择开车；自驾旅行的也有，但一定要有地图和指南针，我们却依赖GPS。出发前，曾有朋友预言：“一年后，你俩肯定大变样。”他大概是指旅行能使我们彪悍许多，到时我们会留长发，穿马靴，兴许还围着兽皮。然而一年过去了，我们依然面皮白净。我还穿着皮鞋，渊君还带着她的玩具熊。

对旅行这件事，我们并不专业。有许多经验丰富的“驴友”跑来取经，听完我们的故事大都很失望，并不忘问一句：“你俩竟敢开一辆两轮驱动的RAV4环游美国？”

每逢此时，我们总羞愧无言。

有鉴于此，我们曾为自己的书拟过一个很不顺耳的名字—“这不是旅行”。

2

至于这是什么，我们也不敢肯定，只知道在旅行之前，一场变故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那是2009年5月，我们刚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

适逢美国经济危机，公司大幅裁员，最受影响的正是应届毕业生。有中国同学见形势每况愈下，便订了回国的机票。我们心有不甘，求职又无着落，于是便安排了一次毕业旅行，并用几年的积蓄买了套摄影器材和一辆二手车。白天练车，晚上学摄影，日子过得清淡而紧凑。

父母得知我们的计划，打来电话叮嘱：“旅行是次要的，工作才是第一位的。”我们连忙解释：“在美国生活，车和相机是不可少的。至于旅行，能走多远走多远，多走走才有机会嘛。”

安慰了父母，自己却迷惑了：我们为何来美国？为了工作吗？又为何工作？为了挣美元吗？为何挣美元？为了换更多的人民币吗？

照此推理下去，即便走得再远，飞得再高，生命的重心还是要落回到那个曾试图挣脱的窘迫的原点。每逢此时，再看那相机，想那旅行，顿觉索然无味，只觉得那是将人拉回原点的一条花哨的锁链。

就这样，我们在等待旅行与等待工作的矛盾中徘徊，没想到，竟先等来了一场车祸。

2009年5月25日，我们在费城西郊练车。

一个莽撞的黑人司机在绿灯将熄之际突然左转，撞上了直行的我们。我们的车失去控制，又撞在路边的电线杆上。爆炸般的冲击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左臂竟像面条一般折断了。

所幸渊君仅受轻伤。她挣扎着逃出汽车，欲四处呼救，却因巨大的惊吓而蜷缩在路边。

我躺在车里，痛苦地等待着救援，渊君的身影在眼中渐渐模糊，无奈中，我闭上了双眼。

路人、警察、救护车纷纷赶来。我被送到医院，医生问我的第一句话竟是：“你用左手还是右手写字？”

事后，律师和我开玩笑说：“如果说用左手，你可能还会得到更多的赔偿。”

3

此次车祸，对方被判全责，因此我得到一笔可观的赔偿金，而代价是要在左臂植入一块长约10厘米的钢板，用钉子固定在骨头上，终生携带。

手术前后，不许进食，我的身体虚弱到极点，下床也需搀扶。看着一个27岁却衰老如72岁的年轻人，医生、护士没有过多同情，相反，他们只是强调：“康复会很快的，毕竟你还年轻……”

深夜里，我想起这一幕，也不禁笑起来—多么荒谬啊，只有当一个人变得最脆弱的时候，才最能感受到他还年轻！

医生说得没错，我恢复得很快，手术后仅三天就出院了。

一日听歌，老狼的声音响起，等他唱完第一句，渊君和我极为默契地互相看去。老狼这样唱：“有多远就走多远……”

这七个字本不足为奇，但当我们体验过“能走多远走多远”的尴尬，又遭遇车祸，连“能走多远”也成疑问之际，才会理解那动人之处。昔日，我们远渡重洋，来到离故乡已无限遥远的地方，现在，为何就不敢走得再远一点呢？那一刻，我们前所未有地渴望上路。我们想拎起相机，开动汽车，揣着那笔对受创的青春的赔偿，去实践老狼所唱的，有多远就走多远吧！

此后，我们曾被无数次问及：是什么使你们放弃工作而去旅行？比起旅行本身，它的由头似乎更受关注。大概，人们惯于把旅行看作生活的中断、命运的转折，总想听到隐藏在背后的“凤凰涅”式的故事吧。

然而在我们看来，车祸并非毁灭，也非重生，旅行更不能扭转人的命运，它能扭转的只是对待生命的态度。

4

2009年8月25日，车祸发生整整三个月后，我坐在费城医院的复诊室里，等待医生对我的康复状况作出评估。

医生举起X光片，指着那块十厘米长的钢板对我说：“你不用再来复诊了，现在你的左手比右手还结实……”

我们都笑了。接着他又问：“现在你最想做什么？”

“离开费城。”我说。

走出医院，我和渊君去买了几个塑料抽屉和一个车顶箱。我们拆掉车后座，放上抽屉，塞满衣物及摄影器材，又安上车顶箱，装些常用的书籍、药品和工具。

8月27日，按计划出发。清晨，随着一声响亮的撞门声，我们把自己锁在门外。突然，我竟有些无所适从，下意识地扒着门上的猫眼往里看—里面只有一片灰暗。

“走吧，昨天我还看到一段话，读来听听。”

渊君拿出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翻开念道：“我还年轻，渴望上路……”

《在路上》是我们随行携带的不多的书籍之一，作者凯鲁亚克曾用几年时间，一路旅行、访友、打工，前后横穿美国数次，并在旅行结束之后，一口气完成了震动时代的自传体小说《在路上》。

凯鲁亚克的书能给人以鼓舞，同时也为我们带来疑问—

我们只有一年时间（美国政府只允许留学生在不就业的状态下逗留一年，逾期必须离境）；我们只有一笔赔偿金；我们没有打工必需的合法身份。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旅行从何处开始，到哪儿结束？在旅行一年之后，我们又能写下些什么呢？

5

回头看来，如果把至今写下的20万字比作一脉长流，如果把我们的旅行比作顺流而下的轻舟，那么最初几天的日记，就像起航时的号角，那是宣誓，是激励，以至于当我们疲惫、困惑甚至厌倦旅行的时候，总要翻来重读。

比如，9月3日，我们曾这样写道：“每逢夕阳西下，都能清晰地体会到我曾在这一天真实地存在过，甚至能感到自己脚下的每一段路，从身后退去的每一棵树。生命从未如此自觉而深刻地被记录过，以前的日子，仿佛是用树枝在沙盘上写点什么；而现在，分明是用刀，笔笔刻在苍老的树干上。”

9月5日的日记：“真不敢相信自己已经快三十岁了，在我们眼里，这个世界还是新的！曾以为，喧嚣的城市生活催人成熟，现在才看清，那些都是假象，是一座表面花哨，实际空洞又漫长的迷宫。”

在最初的一个月里，我们的眼睛不够看，耳朵不够听，思维跟不上行走的速度。我们没留下一篇成型的文字，只零敲碎打地做些笔记，但正是这些笔记，构成此后引发千言万语的精神依靠。

渐渐地，我们越行越远。直到有一天，我们试着让GPS计算所在地与费城的距离。

GPS提示说：走上千公里，行一天一夜……那一刻，我们对距离有了超乎寻常的体验。

飞机、火车虽也能让人日行千里，但作为乘客，只关心与目标的距离，全不在乎从眼前流走的一切。而我们恰恰相反：没有既定的目标，却极为深刻地记着我们走过的每一段路。随着距离累积，感动总会降临。

此时，我们感到必须写点什么了。终于，第一篇文章有了主题，介绍衰落中的湖区城市—克里夫兰。

我们的行迹，如果仅是开拓个人空间的轨道；我们的文章，如果仅是抄抄写写的地理档案，那么这次旅行又能有多少社会价值呢？

我们深知，这次旅行将以回国作为终点，在美国的见闻也将以汉字书写。如果想实现个人体验之外的社会价值，就只有一种可能：在两种迥异的地缘文化之间，找到彼此会意之处。

从此，我们的旅行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旅行，而近乎取经问道式的求索了。

6

随着旅行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朋友打来电话，让我们推荐哪里好玩，哪里又适合度假。对此，我们常常哑口无言。说实话，我们不知道哪里好玩，只知道哪里有动人的故事。

我们曾跑到盐湖城的郊野寻找一块摩门教徒留下的岩石；曾蹲在西部小镇上一个牛仔的墓碑前唏嘘不已；曾困在雪地中险些丧命。有时候志在必得，驱车上千公里却一无所获；有时候毫无准备，峰回路转间竟巧结奇缘。相反，我们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只待了一天，至今也未瞻仰过自由女神像。随着一次次逆着人流默默退下，我们变了，变得拥有一双叛逆的眼睛，一颗冷冷的、为了寻找一个真实却隐蔽的美国宁与俱碎的痴心。

好在我们并不孤独。我们的文章在辗转投寄后被《读者·原创版》杂志看中，此后，又被安排进一个专栏。我们走一路，写一路，每当想起自己的文章能被更多人看到，便有了坚持的动力，直到我们把旅行视为生命，把写作当成职业。

一次，我们路过一位朋友家，在那里休整了两周。其间，朋友在看国内热播的连续剧《蜗居》。那天，正赶上苏淳的戏，我问：“他做什么工作？”

“跟你一样。”朋友说。

“作家？”

朋友狠狠地拍了下我的脑袋，提醒说：“你连自己是干什么的都忘啦？—建筑师！”

我半晌无话，顿时，对自己也陌生起来。

又一次，渊君与朋友网络聊天，对方问她最近在做什么，她说写书。对方没听明白，又问：“写书？写书也算个事儿？现代人不都业余写书吗？”

对着这句话，渊君和我都愣了很久……

从那以后，我们很怕再同朋友谈论彼此的近况。旅行一年，我们虽然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却把身份丢了。尴尬的是，很多时候你只要亮出身份，人们便不再关心背后的价值。

于是，我们在旅行结束前向国内多家出版社投稿，渴望将路上的文字包装成书。我们不敢奢望太多，只求把此书当作自我定义的新名片，让任何接过它的人都能掂出分量。

然而，出版社的回应却令我们失望。有知情的朋友打来电话，安慰说：“别急，现在游记不好卖。”

“可这不是游记，是……是文化散文。”我们一时说不清，便硬扯了个名堂。

“散文？散文更不好卖。”

“那什么好卖？”

“教辅、养生、郭敬明……”

7

我们回绝了所有请求改编我们作品的出版社，并在天涯上注册了账号，准备以连载的方式将全部文字无偿公开。正在这时，一个好消息传来。国内一家知名出版社对我们很感兴趣，并迅速发来出版合同。我们看了看，便签了。

回国之前，我们先回到了费城，那感觉甚至比回国更让人兴奋。

在旅行之前，费城装载着我们对美国的全部理解，而此时它已缩小为一个句号。在这之前，是我们走过的6.4万公里路，造访或穿越的48个州、上百个城市以及十余个国家公园和保留地；是我们采访的近百位上至前总统下至乞丐的美国人，以及由此归纳整理出的几十个独立成篇又各有侧重的专题故事。

置身费城，我们找回了熟悉的一切，不停地念着：“回家了，回家了！”但此时的“家”，早已被人转租又转租，我们同它的联系，不过是五箱已在床下躺满一年的行李。

当年托付的朋友已远赴外地工作，如今开门的是个新面孔。她热情地招呼我们取出行李，还说在接手房子的时候，听人谈起过行李的主人，便不免浮想联翩，还因此受了不少“刺激”。我们一头雾水，她连忙解释说：“因为太嫉妒了，你们的旅行好浪漫啊！”

浪漫？我们不知从何说起，只好生硬地点点头，拖着笨重的行李仓皇离去。只希望有一天，这位好心的姑娘能拿到一本书，书名叫作—“这不是旅行”。

然而这个愚蠢的假想注定不会实现。我们总要被包装、被归类、被推向市场，成为在那里抢夺读者的千百名作家中的一名。但我们依然要劝告读者，如果你只在寻找一种假想中的浪漫，那么我们的文字不适合你。

相反，任何渴望重新定义自我，渴望感知新鲜生命，渴望在社会的黄线外慷慨独行的人，哪怕你渺小，哪怕你迷茫，哪怕你无知到要问美国怎么走，我们的文字依然属于你，因为这里有两个和你一样愿意从零开始，闯入并占领一片未知领地的放浪青年。

也许它仍不够精彩，但没关系，毕竟，我们还很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