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阁揆”

1950年3月，陈诚随着蒋介石“复职总统”，而出任“行政院长”，步登宦海巅峰。

蒋介石之复出，乃发生于台湾复杂的军事、政治背景之下。1949年11月20日，“代总统”李宗仁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不久，因不堪蒋介石的独裁，并对国民党的残局失去信心，以“胃病复发，十二指肠有流血征象，精神至感疲惫”为由，离邕飞港；继于12月5日，携妻、子“赴美就医”。旋于部分在台“国大代表”、“立委”、“监委”，以及民社党、青年党成员中，开始出现拥蒋复出的舆论。1950年2月21日，非常委员会向李宗仁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李必须于电到3日内返回台北，否则即以放弃“代总统”职守论，并要求蒋介石复任。非常委员会12名委员中的9名，在这项“最后通牒”上签了名，没有签名的3人是：蒋介石、李宗仁和孙科。接着，国民党中常会与“立法院”分别决议和致电，要求蒋介石“复行视事”。蒋介石面对即将复出的现实，在正式宣布复职前夕，对中央委员谈称：

我出来继续视事，究竟是救国还是误国，尚未可知。我这次重负国家政治的责任，是否能够救国，这个问题不是我个人所能解答的。倘若去年年初我不下野，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大陆各省会在一年之内断送干净。我下野的后果，终竟如此，殊为痛心。现在国家情势危急非常，如果我再不负起政治、军事的责任，在三个月之内，台湾一定完结。我出来之后，台湾可望确保。[1]

经过一番密锣紧鼓的准备之后，蒋介石于3月1日正式“复行视事”，重新以“总统”的身份出现于政治舞台。他宣告视事后的4项方针“政策”为：第一，在军事上，先要巩固台湾基地，进图“光复”大陆；第二，在国际上，必须先要尽其在我，自力更生，一面要联合世界上民主国家，共同反共，一致奋斗；第三，在经济上，必须以劳动为第一要义，提倡节约，奖励生产；第四，在政治上，必须尊重民意，厉行“法治”。

在蒋介石“复行视事”的当天，阎锡山“内阁”即依循惯例，联名提出总辞职。阎等致蒋介石的辞呈称：“兹者欣逢钧座继续视事，国政得所主持，锡山等奉职无状，惟有恳请辞去本兼各职，另选贤人接替，国家幸甚。”[2]

阎氏“内阁”，本为在蒋介石“引退”期间之过渡“内阁”。蒋介石一经复出，阎氏当只有急流勇退一途。由谁继组“新阁”？台湾当局的上层官员都十分清楚：只有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在蒋引退期间担任了近一年台湾省政府主席、现任东南军政长官要职的陈诚，最具“地利人和”的条件。

3月6日下午4时，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于中山堂举行茶会，招待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共260余人，并邀国民党中常委于右任、居正、吴忠信、吴铁城、张群、何应钦等参加。蒋介石在会上故作姿态，征询对于“行政院长”继任者人选的意见。与会者对于蒋氏的心理，当然清楚。于是，会上出现了提议由陈诚“组阁”的一边倒意见。“立法委员”白大成说：“由于陈诚同志过去一年治台政绩所表现，陈氏出组新阁实为适当人选。”“立法委员”黄健中列举了陈诚具有“行政院长”所必须具备的4项条件，即“有能、有为、有守、有容”。这次茶会的结果，令蒋介石非常高兴。同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通过，准“行政院长”阎锡山辞职，并提名陈诚为“行政院长”。

蒋介石复于3月7日，以“总统”名义，将提名陈诚继任“行政院长”的咨文，送交“立法院”。咨文中对陈诚的能力和“政绩”，作了极高的评价。咨文为：

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呈请辞职，情词恳挚，已予照准。兹拟以陈诚继任行政院院长。陈君籍隶浙江青田、毕业保定军官学校，忠贞干练，公正勤廉，历任师军长、总指挥、总司令、司令长官、政治部长、军政部长、参谋总长、行辕主任、省政府主席等职，部署周详，绩效彰著。去岁受任东南军政长官兼台湾省政府主席，对于整军御敌，政治经济诸项设施，尤多建树，深为台省人民爱戴。现值巩固台湾，策划反攻大陆之际，以陈君扬历中外，文武兼资，对于剿匪戡乱，夙具坚定信心，任为行政院长，必能胜任愉快。爰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恳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

“立法院代院长”刘文岛在接到蒋介石咨文后，遂于3月8日下午在台北中山堂大礼堂主持“立法院”临时会议，行使对“行政院长”提名的同意权。临时会议行礼如仪。委员们与“总统”间，心有灵犀一点通。在国民党内深具资望的张道藩表示：“如能对立法院确实负责，并公开以政策选用贤能，一洗过去作风，立院同仁，既无反对理由，当可同意。”委员武哲彭以陈诚的军事根基作为理由，称道说：“在确保台湾准备反攻之今日，军事自属首要，是以总统提名陈诚先生为新任行政院院长，当为一极为贤明选择。”[3]在委员们进行了一番例行公事的讨论之后，便进行了表决。经投票，在388票中有306票赞成陈诚出任“行政院长”，获得通过。

陈诚在得悉“立法院”对其出任“任政院长”一案已予同意的消息后，对于蒋介石的信任和提拔深表感激，并决遵照蒋介石意旨，效忠蒋氏。他在其官邸向记者发表谈话说：

诚此次蒙总统提名，立法院同意，受命出任行政院院长，当此国家艰危之际，不胜临深履薄之惧。台湾为国家存亡世界安危所系，其地位之重要，无待赘述。今后一切措施，当恪遵国父遗教，以台湾为三民主义实验区。遵照总统训示，巩固台湾及其他反共基地，以确保全体民众生命财产之安全，并积极作反攻大陆之准备。同时，根据民众需要，贯彻“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之主张。[4]

陈诚在匆匆结束了向记者发表的讲话以后，于5时半，驱车赶赴蒋介石官邸，向这位授予他“行政院长”大权的领导者致敬。

3月9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批准阎锡山“内阁”集体辞职，并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院长”。

1950年3月陈诚（中）就任“行政院长”与全体“阁员”合影

经过5天的紧张筹划，陈诚“新阁”的班底，于3月12日得到蒋介石“总统”的批准。陈诚“内阁”的“阁员”如下：

“行政院副院长” 张厉生

“政务委员” 吴国桢、王师曾、杨毓滋、田炯锦、黄季陆、董文琦

“内政部长” 余井塘

“外交部长” 叶公超

“国防部长” 俞大维

“财政部长” 严家淦

“教育部长” 程天放

“司法行政部长” 林彬

“经济部长” 郑道儒

“交通部长” 贺衷寒

“行政院秘书长” 黄少谷

陈诚组成的“内阁”，其成员年纪轻、学历高，平均年龄51岁，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者占90%，是一个融合了不同党派、不同专长人物的强势“内阁”。这一“内阁”的组成和人员结构，保证了陈诚将比前几任“行政院长”有更大的作为。

蒋介石按照惯例，于14日晚，在草山官邸设宴招待即将卸任的“行政院长”阎锡山，以示安慰。出席宴会的还有“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副秘书长”倪炯声。

在蒋介石一手导演下，新旧“内阁”于15日交接。阎锡山双手将黄色锦缎包扎的“院篆”，亲交陈诚。阎氏表示：“锡山出任行政院长，九月于兹，回忆在此期间未能扭转时局，惭愧实深！”“相信新阁为极健全有力的内阁，不只是能益国，而且能补锡山任中不逮之过。”陈诚继之起立致词，称：“本人此次奉命出掌行政院，幸赖总统指示及各方面之鼓励，乃决心担起这个任务。”“阎院长九个月来所遭遇的艰苦，众所周知，其反共剿匪之决心，更足使吾人钦佩。本人学问能力，俱感不足，尚望诸位多多指教和协助，并盼本院同仁一致努力。”[5]

从此，陈诚专心致力于“行政院长”之供职。他根据蒋介石所定“恢复中华民国，解救大陆同胞”的“复职使命”，循其精神，确定“政府”的施政总目标为：“竭尽一切力量，确保以台湾为中心的基地，徐图反攻大陆。”其具体施政方针为：（1）在“外交”方面，一面努力自助，以争取国际之同情与合作，一面加强联系，以扩大国际“反侵略反极权”的力量。（2）在军事方面，决心厉行精兵政策，核实员额，简化机构，严格训练，加强政治教育，逐渐改善，整饬军纪，明辨功过，信赏必罚，以提高士气。（3）在政治方面，维护“宪法”尊严，实施“地方自治”，确立民主政治的基础；提高司法效率，保障人民的权利与自由。（4）在财政经济方面，财政上必须厉行开源节流，以收支平衡为目标；经济上，应侧重军用与民生日用品的生产与流通，本“民生第一”之原则，增加生产，节约消费，贯彻减租政策，渐求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6]

陈诚“内阁”，以忠诚和顺从于蒋介石而闻名。他曾大力吹捧蒋介石的地位和作用，强调竭诚服从蒋介石的领导，决不动摇。他说：

必须认识总统是国家的中心，是时代的指南针，是革命的领导者，有了总统的领导，我们必可克服任何困难，渡过任何危机，得到最后胜利。因此，当前我们奋斗努力的唯一途径，就是竭诚服从总统的革命领导，在任何情况之下，绝对不动摇，不疑惑。大家要知道信仰就是力量，所以我们对于总统的信仰越坚定，国家便越有办法，胜利便越有把握。[7]

陈诚此次出任“行政院长”，历时4年，至1954年3月当选“副总统”后，辞去“行政院长”职，交俞鸿钧接任。他在任期内，推行了“三七五减租”和土地改革；出台了新台币，实行了币制改革；制订了进行经济建设的四年计划；以及在稳定物价、平衡财政收支方面采取了有力的措施。

财政问题，历来是国民党最感头痛的问题，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军事全面崩溃的时期。国民党政权1949年财政差额平均每月达85%以上，而弥补的办法，唯靠动用库存黄金。陈诚执政后认为：“库存黄金为数有限，以有限的库存黄金弥补无限的财政差额，其崩溃的时间是可以计算得到的。面对这一财政危机，我们不能坐吃山空，等待毁灭；唯有探行一切必要的步骤与一切可能的方法，努力克服这一危机。”[8]于是，陈诚一面厉行节约，裁并多余机构，停办一切不急需的事业，停付一切不急要的开支；一面努力开源，整顿税收，加强稽征，严缉走私，整顿公营事业，清查物资外汇。因此，1950年中，财政赤字逐月递减，黄金支付由每月16万两递减到1.5万两；从1951年开始，财政已经渐趋平衡。陈诚在1952年10月向国民党七全大会作报告时指出，近两三年来，财政方面取得的进步计有：（1）“政府”的收支预算，1952年已达到平衡；（2）确立了“政府”的预决算制度；（3）应付逐年增长的庞大支出，没有依赖通货膨胀，而是靠了开源节流；（4）财政尽力支持生产建设的需要；（5）提高县市乡政的财政预算，健全其财政基础；（6）确立以直接税为中心的租税制度，使人民负担渐趋公平。

为了争取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陈诚特别强调要量入为出，充分发挥每一分钱的作用。他说：

当前台湾情形不比当年大陆，大陆好比一个大家庭虽然家道中落，但因基础深厚，毕竟较易张罗；台湾好比一个小家庭，家当有限，计算紧凑，挹注困难。因此，我们在台湾，一切必须量入为出，决不能放松一步；否则，年来我们从辛勤中得来的成果以及由此成果所产生的信心与希望，均将全部摧毁无疑。

……今后我们要以现有的财力完成更多的工作和更大的任务，必须实践总裁的动员号召，将每一个人的能力，每一件物的效用，每一文钱的价值都发挥至最大最高的程度。[9]

为了提高行政机构的办事效率，紧缩行政开支，陈诚主持了“行政院”各院、会机构的调整工作。调整原则为：（1）不切需要、徒资糜费的机构，予以裁撤；（2）骈枝重复牵制机构，予以裁撤归并；（3）业务性质相同、缺乏监督联系的机构，予以改隶；（4）各机关员额以工作上必要的人员为限，超过必要的人员予以裁撤。陈诚在“组阁”后的6个月内，共裁撤了“行政院”直属及各部、会所属机构84个，共裁撤员额4940名；“行政院”各部、会工作人员核减为874人，仅及原有“组织法”规定人数的1/9。经此调整，“行政院”机构基本上适应了仅施政于台湾一省的状况。

陈诚为国民党当局撤台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外交”活动，也可谓费尽心机。陈诚宣称，在主持“行政院”期间，奉行三要“外交原则”：一是“坚决实行反共外交”；二是“加强自由世界的团结”；三是“维护国际间的正义与公道”。[10]陈诚津津乐道，在其“行政院长”任期内，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并得以继续以“中国”的名义，留在联合国内。他形容说：“中美两国间的合作，曾随大陆沦陷而一度几濒于中断。”后来，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重新认识到台湾所具有的特殊战略地位，遂改变了对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态度。陈诚于1954年回顾说，1950年以来，台美合作“又随着我们自身的努力和美方朝野对我反共政策认识之增进，而恢复加强。最近4年来，美方对于我方的军经援助，对于安定我们的财政经济和充实我们的军事力量，都有很大的裨助”。陈诚还声称，台湾当局为继续以“中国”的名义留在联合国内，进行了“非常剧烈而艰苦的”斗争，截止1954年3月作报告时止，共发生185次驱逐台湾当局代表出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中的动议。[11]只是由于美国的操纵和庇护，才暂时保住了台湾当局非法窃取的联合国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