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青云亭的追溯，梁美吉是青云亭第一任亭主，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为什么青云亭未推举最后一任甲必丹担任亭主呢(最后两任甲必丹是曾专一[号有亮]与曾佛霖[号世芳])?这样的结果，大致可以认为是19世纪初马六甲华人社会领袖权威的转移。
公认的首任亭主梁美吉，福建南安人，出生于1787年5月，[5]为后来的亭主薛佛记妹夫。从现存文献来看，他早年活动于槟榔屿， 1824年曾参与槟榔屿广福宫的重建，在230多位捐赠者中，他独自捐银1 000大元，名列捐赠者首位，其他人捐赠10～800元不等。同时他还是广福宫八位董事之一，可见其已成为槟榔屿著名商人之一。[6]但230多位捐赠者中，梁氏成员只有两位，可以推测梁氏宗族不盛。至于梁美吉何时开拓马六甲业务，进而常驻马六甲，史无明文。最早能见到的记载是1831年马六甲宝山亭墓地除草捐赠，梁美吉捐40盾，名列捐赠者首位。[7]但此时尚未使用“亭主”的头衔。这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这时候梁美吉尚未被推举为亭主，1828年终止了甲必丹制度，但事实上到亭主被推举出来，其间应有一个过渡期;其二，华人甲必丹和青云亭亭主显然有政府任命与“众人推举”的差异，但实际上两者的活动都围绕马六甲华人的利益，也具有一定的上传下达的作用。可是最终立场却是有根本差异的。由于缺少殖民当局的委任，这时青云亭亭主虽然被华人推举，但欠缺甲必丹所拥有的行政力量，因此对于梁美吉来说，可能感觉这个头衔多少缺少些荣誉感，所以并未使用。这次捐赠姓氏整理如表1：
表1 1831年三宝山墓地除草捐金捐赠姓氏统计一览表(单位：盾)
此次捐赠总额405．2盾。尽管梁美吉个人捐赠最多，但是很明显，这次捐赠最多的成功者是陈氏，不仅以13人占姓氏排位第一，并且捐赠了74盾，占总数的近1/6，捐赠姓氏居首位。其次是梁氏，2人捐赠43盾;再次是蔡氏和王氏皆38盾，蔡氏族人在蔡士章之后，依然和青云亭保持密切关系，积极参与捐赠。王氏则在前两次中没有出现。而后是薛佛记和高福源皆个人捐了30盾，表现出两个姓氏皆不盛，但却属于资产丰厚者。再次是曾氏3人捐27．8盾。其中曾任甲必丹的曾佛霖捐了8盾，名列名单第14位。
作为首位亭主，梁美吉的功绩保存在1848年的功德碑。撰文者为“姻眷弟”黄位卿，移录如下：
言水者必探沧海，言山者必陟岱宗，言人者必究勋绩。粤稽开基亭主梁公讳美吉，生而岐嶷，素抱大志，殖货财而追倚(应作“猗”)顿，数分金以效叔牙。拯弱扶孱，令闻久钦于昔日;排难解纷，仗义夙称乎当时。是以伟望孔彰，嘉猷丕著，童叟怀其豪侠，士商服其才干，咸以亭主推之。而公犹卑以自牧;无如众议已定，因是而受其任也。且自下车以来，革奸除弊，劝善戒恶，俗有仁让之风，世无夸诈之习。虽有一二狡猾不法之辈，亦自敛其迹而不敢肆其为，岂非公之盛德以化之乎。然不但此也，更有累次勋猷之可考者，犹在吾人耳目所共见。青云亭原为吾侪保障之灵刹，墙围有度，历年久远，突闻上令欲毁垣广道，而公力能挽回其议。三宝山亦是华人瘞玉之古塚，原隰得宜，抔土连络，忽见隶役曾掘土伤坟，而公躬亲曷止其锋。夫若是，较古人之作，为其功不更伟哉。至其修葺宝山亭，与夫捐题不吝者，则又公所乐为矣。[8]
从碑文来看，撰者数次使用对仗，行文流畅，说明这时候马六甲华人中有文化者相对增多了。
碑文首先用猗顿来比喻他经商成功，以春秋鲍叔牙向管仲多分金的典故比喻他重情谊。“拯弱扶孱”“排难解纷”以表明他关心普通民众的疾苦。因此“伟望”“嘉猷”，即他的名望和治理能力得到更广泛的认可。这种个人才能和实力是梁美吉能够被推举为亭主的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在与殖民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他能站在华社的立场上来发挥影响。这点表现在两件大事上：第一个是殖民政府要扩展道路，青云亭正好处于规划带上，因此要拆掉墙垣，梁美吉力争避免被拆毁;第二是三宝山是华人坟茔所在，而有“隶役”即殖民政府的下属掘土伤坟，梁美吉也加以制止。[9]此外可称的是修葺宝山亭，他也不吝捐赠。这些都是作为梁美吉的功绩而被刻在石碑上为后人所敬仰(见图1)。
有一个问题被诸多学者忽视，那就是这块功德碑树立于1848年，而梁美吉在1839年去世。为什么要在去世9年后方才树立此碑?这其中有什么原因?这好像很难解释。但另有一个现象可以发现，在树碑前一年，也就是1847年，青云亭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亭主薛佛记(1793～1847)去世了。另一个问题是，为何薛佛记刚去世不去树立薛的功德碑，而去树立首任亭主的功德碑?这和薛佛记有什么瓜葛?碑文是由梁美吉的姻亲弟黄位卿撰写，由福建会馆主徐炎泉等人所立。[10]为何此时未有继任亭主露面呢?徐炎泉是漳州府龙溪县人，薛佛记是漳浦人，梁美吉则是泉州府南安人，但梁是薛之妹夫。继任亭主陈金声(号巨川，1805～1864)则是永春人，不属漳州府，而属永春州。笔者猜测此时青云亭领导层内原本除了亭主梁美吉之外是漳州府人占主导，但是以陈氏为首的永春人逐渐占据了上风，这从1831年捐赠中的陈氏人数之多可见一斑。至于薛佛记去世以后是否由陈金声立刻继任亭主，我认为并非顺利。而在此时为首任亭主梁美吉树立功德碑，表面上是为了彰显梁之功德，因为这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对官员政绩表彰的惯用手段，但暗地里则是后薛佛记时代漳州府籍占主导的福建会馆对青云亭领导权加以影响。这个树碑的时间，恰好反映这个时间段青云亭领导权的争夺。当然这个过程我们是看不到的，但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其激烈程度。这从陈金声曾两次担任亭主就表现出来了。
图1 《梁美吉功德碑》(宋燕鹏摄于青云亭，2013年1月20日)
1841年，保安宫小吊桥中元普度再捐缘，序文中出现的时任亭主为陈金声。[11]在现有对陈金声的研究中，都着眼于他在新加坡的成功，以及他在薛佛记去世以后继任第三任亭主，而都忽视了他在1841年时也曾担任过亭主的事实。陈金声，他在1839年梁美吉去世时年方34岁，现在看起来都显得太年轻。薛佛记大概由1839年返回马六甲，薛无论从年龄还是从声望上来说，都远远高于陈金声。史料皆未显示陈何时返回马六甲，后人也不再提他曾经两次担任亭主。在50年后的追溯中，他还是被作为第三代亭主得到奉祀的。[12]
表2 1841年保安宫小吊桥中元普度再捐缘姓氏统计一览表(单位：元)
此次捐赠(见表2)，陈氏以破纪录的14人高居榜首，其中有亭主陈金声，而且捐赠数额也居各姓之首。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徐氏6人37．5元，居捐赠第二位，其中有福建会馆主徐炎泉。其他捐赠较多的有林氏5人28元，蔡氏5人23元，郑氏2人 20元。名单中有梁美吉之子梁添益，但只捐了4元，梁氏仅他一人，可见梁氏宗族成员之少。此次捐赠薛佛记没有参与，薛氏也只有一人参与捐赠5元而已。在前几位捐赠姓氏中，徐氏和蔡氏、林氏皆属漳州府，在人数和捐赠总额上超过永春陈氏。可见在1841年，尽管陈金声时任亭主，但永春帮的势力并未占绝对上风，这就为漳浦帮的“反击”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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