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

作为国家形成的“非常典型的例子”，雅典国家是如何从氏族中直接产生的？恩格斯认为主要通过两种方法，一是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二是部分地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掉它们，最后全部代之以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通过雅典的三次改革可以说明。

由于自由民、奴隶和移民混居，原来只管理氏族内部事务的氏族制度被扰乱了，必须设法补救，于是出现了提修斯改革。“这一改革首先在于，在雅典设立了一个中央管理机关。”以前由各个部落独立处理的一部分事务，被宣布为共同事务，移交雅典的总议事会管辖。这就产生了凌驾于氏族和部落之上的民族法，只要是雅典的公民，就受新法律保护。这样一来，社会组织原则不再是血缘原则，而是居住地原则，从而跨出了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提修斯改革的第二个措施是，把雅典居民不分氏族、胞族、部落，一律划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等级，规定只能由贵族担任公职。这种划分的意义在于，刚刚萌芽的国家，就使拥有财富的家庭也拥有了对公职权的独占。而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划分，使氏族和胞族的划分变得不重要。

国家是适应私有经济的需要而产生的

氏族贵族对财产和土地的掠夺，使自由民沦落为债务人，并因此大批逃亡，这影响到了新兴工商业的发展，而氏族的平等传统对此无能为力。梭伦改革首先废除了债务，这实际上是革了氏族贵族所有制的命。梭伦的政策目的也是把希腊其他地区的勤劳移民招致到雅典来，从而为工商业奴隶制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在政治方面，成立“四百人议事会”，代替原来的部落联盟议事会。不过选出来的人还是贵族分子，这是新的国家组织从旧制度中继承下来的唯一方面。梭伦还将公民按地产分为四个等级，规定了四个等级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其中前三个等级的人才能担任官职，只有第一等级的人才能担任高级职务，第四等级的人没有担任官职的权利。这就在新的制度中增加了私有财产这个新因素，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根据他们财产的多寡来决定的，旧的血缘亲属团体也就进一步受到排挤。

贵族们想要夺回他们的特权，但克利斯提尼打败了他们。新的改革完全以地区来划分居民和选举单位，这样有决定意义的就不是血族团体，只是经常居住的地区。用五百人会议代替四百人会议，按地籍划分居民选举代表，氏族酋长会议职能衰落了。以“十将军委员会”共掌军事，使军事权力与民众分离。克利斯提尼的改革最终彻底摧毁了氏族制度，血族制度的各种机关不再过问社会事务，下降为私人性质的团体和宗教会社。现在，代替氏族制度的是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