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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叟的隐士形象

时间:2022-04-1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归魏伊始,尽管魏廷以其知时务且才华横溢而拜虎威将军,并赐始复男爵,予以礼聘,然此时的胡叟已再无意于追逐功名利禄之事,而是蓬室粗衣、随遇而安,定居于密云,逐渐过起了如傲然独立般的隐士生活,其隐士形象至此已彰明较著。显然,焦先乃一典型的隐士形象,而胡叟竟然夸耀其隐士形象更甚于焦先,由此可见胡叟十足的隐逸风范!

(二)胡叟的隐士形象

依据《后汉书》《晋书》《魏书》《北史》《南史》等古代史籍的隐逸之论及后人对隐逸及其相关问题的阐论,考究《魏书》和《北史》等相关史籍发现:安定胡叟正乃十六国后期至北魏之初明显地符合“隐居以求其志”、“曲避以全其道”“静己以镇其躁”“去危以图其安”“诟俗以动其概”“疵物以激其情”的特征且“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等独特个性的“独往之人”——隐士!其隐士形象生成的心路历程及其主要表征大致如下:

胡叟生逢乱世、命途多舛:少孤,无依无靠;十八岁后因时局动荡便离开故土去长安“观风化”,匿名隐行,惧人见知,其隐士形象初露端倪。流落长安期间又因“孤飘坎壈,未有仕路”,不得已到了汉中,梁、秦二州刺史吉翰虽表面上“颇相礼接”,但实际上“不称其怀”(“刘义隆梁、秦二州刺史冯翊吉翰,以叟才士,颇相礼接,授叟末佐,不称其怀”),对胡叟并未给予重用;此后,胡叟便辗转于巴、蜀一带,然居此地五六年间仍默默无闻;有鉴于此,胡叟随即北上至陇右,然仇池杨氏亦不延用。在此情形之下,魏太武帝太延四年(438年),胡叟只得继续北上,进入河西,冀求能得到统治者的礼用,然而北凉主沮渠牧犍仍对其“遇之不重”。

正是由于长期的孤独漂泊,仕途不通,尤其是饱尝了为刘宋、仇池杨氏、北凉沮渠氏等政权统治者和权贵名流的鄙视,备受了冷遇之苦,具体来说,由于胡叟前半生亲自经历了由“隐匿名行,惧人见知”“孤飘坎壈,未有仕路”到“不称其怀”“遇之不重”的漫漫颠沛流离之路,且目睹了后秦、刘宋及北凉政权的衰亡历程,遂使其对封建统治的治乱兴衰及人世间(世事)的世态炎凉颇有体认。以此之故,于遭遇河西“遇之不重”的厄运后的翌年即太延五年(439年),伴随着北凉沮渠氏政权的覆灭,胡叟很识时务,及时归魏。归魏伊始,尽管魏廷以其知时务且才华横溢而拜虎威将军,并赐始复男爵,予以礼聘,然此时的胡叟已再无意于追逐功名利禄之事,而是蓬室粗衣、随遇而安,定居于密云,逐渐过起了如傲然独立般的隐士生活,其隐士形象至此已彰明较著。具体表明胡叟鲜明的隐士形象的典型史实如下:

依《北史》本传载,当名士高闾再次登门造访(前已述及,此前胡叟曾与高闾等文士不断地有文字交往,尤以胡、高间的交情最深)时,恰“遇叟短褐曵柴,从田归舍,为闾设浊酒疏食,皆手自办。然案其馆宇卑陋,园畴褊局,而饭菜精洁,酼酱调美”。可见此时的胡叟已安贫守道、超脱红尘。当其归魏之初,即“家于密云,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适”。此时的胡叟既对其友金城宗舒夸道:“我此生活,似胜焦先,志意所栖,谢其高矣”,又赠言于权贵、名流高允:“吴、郑之交,以缟为美谈,吾之于子,以弦纬为幽贽,以此言之,彼可无愧也。”更有甚者,身着“贫老衣褐”的胡叟还竟然斗胆敢于显贵高允馆舍之前面斥(羞辱)“被服华靡”的中书侍郎赵郡李璨:“‘李子,今若相脱体上裤褶衣帽,君欲作何许也?’讥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6](www.guayunfan.com)据皇甫谧《高士传》载:“焦先字孝然,世莫知其所出也,或言生汉末。及魏受禅,常结草为庐于河之湄,独止其中,冬夏袒不著衣,卧不设席,又无蓐,以身亲土,其体垢污皆如泥滓,不行人间,或数日一食,行不由邪,径目不与女子忤视,口未尝言,虽有警急,不与人语。后野火烧其庐,先因露寝,遭冬雪大至,先袒卧不移,人以为死,就视如故。后百余岁卒。”显然,焦先乃一典型的隐士形象,而胡叟竟然夸耀其隐士形象更甚于焦先,由此可见胡叟十足的隐逸风范!

胡叟不仅无意于政事,且不治产业,虽常苦于饥贫,然不以之为耻。因其生活困穷,密云附近的父老乡亲皆敬仰其德,岁时奉以布麻谷麦,胡叟却随即分散,家无余财,毅然决然地摆脱了尘世之苦,正所谓“安苦节,甘贱贫,放情(于)宇宙之外,自足(于)怀抱之中”(《北史》之《隐逸传》)。

不仅胡叟自身颇具隐士风范,受其影响,其养子螟蛉亦不慕名利、清心寡欲,“以自给养。每至贵胜之门,恒乘一牸车,弊韦裤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斗,饮醉饱,便盛余肉饼以付螟蛉。见车马荣华者,视之蔑如也。尚书李敷尝遗之以财,都无所取”[7]。又:高闾“见其二妾,并跛眇年衰,衣布穿弊。”

综上,安定胡叟啸傲山林,纵迹江湖,如闲云野鹤,潇洒脱尘,其隐士形象的涵盖范围较为广泛,即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诸方面,尤其表现在精神世界的生活态度等方面,且直接影响到了其家人。对此,古人盛赞:“胡叟显晦之间,优游无闷,亦一世之异人乎?”[8]今人则更将其与同期的南朝著名隐士陶渊明相提并论(二人的生活经历颇有相似之处),进而指出他们二人共同构成了南北朝初期隐逸文化的一道景观,在整个中国古代隐逸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9]

【注释】

[1]《后汉书》卷83之《逸民列传序》,中华书局,1965,第2755页。

[2]《北史》卷88之《隐逸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907—2908页。

[3]《中华农耕文化与古代文士的隐逸情趣》,《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4]卢晓河:《中国古代隐逸文学研究》之《序一》,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年。

[5]《论隐逸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发展中的意义》,《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

[6]《北史·胡叟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263页。

[7]《北史·胡叟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263页。

[8]《魏书·胡叟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164页。

[9]刘治立主编:《庆阳通史》(上卷),商务印书馆,2011,第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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