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一节　基本认识的引导：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国当代舆论的特征具有各种“问题”性质，造成这些“问题”虽然各有许多具体的原因，但总的原因则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动摇了公众长期以来形成的某些固有信念，而新的信念又没有清晰而正确地建立起来。舆论的意见层、态度层变化即使较大，通常不会根本触及舆论的深层结构（信念体系），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就不同了，这是一次巨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大变动。当人们的利益意识被唤起而又缺乏逐利秩序之时，许多当年被固定化的信念遇到了挑战，这就如同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造成舆论的种种非常态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大众媒介要对舆论进行引导，那么根本的任务是提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认识。这一点做好了，其他方面的引导才可能巩固已有的成效，否则，许多细致的引导工作会由于一两次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偏差而一风吹掉。

面对市场经济：历史认识的偏差与媒介热昏的头脑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利益集团不很明显，无论个人还是自为群体，几乎不存在追求利益的可能和机会。由于受到严厉的政策、政治化的道德规范的约束，人们不知逐利，也不敢逐利，蔑视金钱是一种时尚，逐利会使人自然产生“负罪感”或内心的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也是歪曲的，极力当作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加以排斥，将它描绘为金钱至上、巧取豪夺、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和无政府主义经济等。以这种对于市场经济的基本信念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新的环境认识会自然地产生很大的偏差。

由于长期对利益追求的压抑，一旦承认追求自我利益的合法性，认识上的反弹会较为强烈，它一方面激发了人们勤劳致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也激发了强烈的追求利益的欲望。所有这些都是在人们对市场经济知之不多或曲解认识的情况下发生的。于是在急于致富的公众头脑中，所谓市场经济，无非就是我们长期误解的那种无政府、无规则的经济，人们“只知逐利，不知规则”。虽然当时我们的主要媒介抽象地讲到市场经济需要规则，但是更多的地方和行业媒介（以及读者群庞大的各种文摘报）上却是大量依靠投机迅速致富的消息，仿佛一夜之间水可以变成油了。

本来关于市场经济的舆论就有不少曲解成分，媒介导向的偏差无异于火上浇油，1992年以及以后一个短时期内的某些媒介的倾向，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当时一本报告文学的豪迈宣言：“大潮起了，让我们下海！”

于是，“‘教授卖馅饼’，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以作为时代精神的一个典型。在后来的深度采访中，电视记者还持着话筒询问那些正在吃馅饼的学生味道如何，更表明此事确凿无疑。……还有县长带头下海、利用业余时间练摊的报道。说的是河南某县城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鼓舞下，解放思想，搞活流通，县长率先在八小时之外摆小货摊做生意……”，“某个大款花30万元摆一桌宴席，以夸富斗胜，另一大款一掷千金地住进总统套间，尽得风流；这种花边新闻，被记者们炒了又炒”，“‘电视商场’的主持人，不动声色地向观众介绍着数百元一件的T恤衫，数千元一件的时装，上万元一件的首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出自一部电视剧的台词，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金钱也是万万不能的，风行于全国，表明了舆论的一边倒，只知道要重视金钱的现实作用”（知非，1996：314 315、40、322）。即使讲“知识”，似乎也是一种机智而非学理，“有一段时间，‘点子大王’多如过江之鲫，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梁良良，1996：34）。一家电视台推出了一个系列专访节目，邀请的嘉宾是20位下海后短期内成为百万富翁的人。记者告诉人们：他们“拣了条捷径到罗马”，“他们的未来不是梦”，“朋友，你没有理由与频频闪现的机遇女神擦肩而过”（高小康，1995：99-100）。

如果说上面所涉及的还仅是一些社会新闻之类的东西，是一种媒介追赶时髦的现象，那么当“市场”这个词汇在媒介的普及下变得流行的时候，被赋予的内容同样相当成问题。首先是将市场经济等同于办个具体的市场、圈一块地皮，各种市场和开发区的剪彩报道随处可见，似乎这种十分狭义的“市场”一抓就灵。第二，市场经济成了政府部门办公司、国家垄断的服务机构额外搞“创收”的口实，这类官与商结合的“经验”竟一时成为众多媒介的重头新闻予以报道，诸如“社会主义的皮包公司是一种信息产业”、“文教卫部门搞创收可以增强事业单位后劲”等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观念”也常见诸报端。第三，各种形式主义的“市场热”现象升温，即使落后的偏远地区也不惜集中仅有的财力去建高级商场、宾馆，这与媒介的渲染不无关系（姚俭建，1994：174-176）。

问题在于媒介工作者自身并不比公众更多地了解市场经济，而他们的不清醒却加剧着舆论的惶惑与浮躁。知非在分析那家首先报道县长练摊的报纸时写道：“上面这条消息，从采写新闻的记者，到安排版面的编辑，签字发排的总编，都以为是在通过这一事例鼓吹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但是，在热昏了头脑的时候，有没有略动一下脑筋，做些简单的思考呢？”（知非，1996：43）高小康分析那家报道20个暴富者的电视台时，进一步谈到媒介工作者的认识偏差：“他们被电视台和报纸归在一起当作成功者加以介绍，这表明在这些传播媒介和相应的受众眼里有一种关于‘成功’的实利主义概念，就是‘发财’。”（高小康，1995：100）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的伦理，也仅把发财作为确证和完善自己的方式。知非谈到的各种迅速暴富消息的总体效果同样值得思考：“新闻媒介‘爆炒’此类新闻，在使人们都错误地判定社会经济状况的同时——某一著名老学者，就写过一篇《我们都成了大富翁了吗》，以指正此类错误和错误的舆论导向——还加剧了社会心理的失衡，使处于社会的另一极、生活水平中下的人们，或者投入对社会财富的疯狂追逐，红道黑道正道斜道一起走，或者陷入愤怒的绝望之中，酿成一种偏畸而危险的社会心态，潜在着极大的破坏性。”（知非，1996：310-311）

先声夺人，这类对市场经济认识的偏差，虽经以后几年的悉心引导，但根本扭转认识的偏差将颇费力气。直到1996年8月，某直辖市的一家行业报纸的头版还出现了这样一条消息《老板青睐1.18活期存折》，文中说：“邮储人员深入界内各商贸中心、批发市场向个体户老板推出1.18的活期存折，此折迎合了老板们‘想发、要发’的心理，受到老板们的青睐。”同时，还配了一幅漫画，老板们一个个咧嘴笑着，一手拿着1.18存折，一手翘着大拇指（陈力丹，1996）。这种导向显然是成问题的，当事的记者和编辑却真诚地将它作为成功的经验推广，他们头脑中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图像竟是这样！

不需要深入的分析就可以看到，如果媒介对于市场经济发生认识偏差，那么这将是引发舆论震荡或持续惶惑、浮躁的基本信念上的原因；而纠正各种引导的偏差，需要从扭转对于市场经济的基本认识入手，这是个纲，纲举目张。

什么不是市场经济

大众媒介面向公众，以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形式说明什么是市场经济，对于媒介来说是困难的，鉴于业已存在的不少关于市场经济认识的偏差，引导宜于从“什么不是市场经济”开始。首先要说明：“市场经济不是没有秩序，不是不要秩序，相反，它本身就是一种秩序，是一套制度，是一套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行为规则。”（樊纲，1996）经济活动越是无序，“交易成本”（相互防范、尔虞我诈、不讲信誉、履约的成本）越大，归根到底对哪方都不利；竞争的无序和无度可能会导致个人及群体间的对抗。

接着要说明，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只能在既有的财富分配格局下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几乎无法对现有财富分配格局作出符合于社会目的的改变。于是便出现‘市场失灵’的区域”（吴敬琏，1993）。“市场经济中，的确有一只无形之手在调节财富并满足着人们追逐私利的愿望，那么，至少还应当有一只同样重要的价值观念上的无形之手，通过一种公正意识来维系这种社会秩序”（王列，1993）。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公正的标准不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收入均等程度”，而是市场平等、社会平等。“市场平等意味着，在现存经济价值所有权的分配中，决定一个人获得相对份额的主要是个人的努力和机会选择等‘自致’（achieved）因素，而不是出身、地位、身份等‘先赋’（ascribed）因素，只要存在资源的稀缺性，这种‘平等’就有其‘福利最大化’的‘工具合理性’”。“社会平等是对市场缺陷的一种补偿和对竞争过度的一种制约。……不是竞争和效率的对立物”。它以社会对人生存、发展基本权利的共识为基础，是保障社会群体生活下去、免受社会冲突的破坏和瓦解的生活原则，社会秩序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李培林，1995）。

营造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舆论氛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确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还应是一个形成现代经济精神的过程。这种精神来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实践，也需要大众传播媒介营造一种良好的舆论氛围。现代经济精神，按照孟宪忠的说法：“包括经济行为合理的高尚动机，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经济交往中的信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意识，健康、文明的精神追求。”（张玉来，1995）根据现在我国舆论的特点，大众媒介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多做转化舆论的工作，造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经济精神。

第一，把对财富的贪欲冲动、单纯的牟利动机转变为一种社会成就感和社会责任感。市场经济需要调动人们追求利益的积极性，但是单纯的利益联系容易使人们更多地以个人的成本—利益计算方式从事，而置个人的义务和责任、公共利益于不顾，个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并不能自动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然而，存在着另一种情况可供媒介利用于对舆论的引导：“市场欲望有着很大的发散性，它可以在同一时刻兼容若干欲望的指向，并且每一具体方面的欲望力不时地向四周投射。”（张雄，1995）在这些欲望中既有对私利的疯狂追求，也有对成就感的不懈追求，还会有更高尚的社会责任感意识。我们的媒介完全可以运用媒介特有的议程设置功能，以及对舆论的社会控制机制，正面扩大这些欲望中的成就感追求和社会责任意识，抑制对于私利的过度追求，从而营造一种良好的现代经济精神。

第二，把投机风气和追求虚幻的泡沫经济意识转变为一种实业精神。任何社会财富的增长归根到底都依赖于生产、科技的创造，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变得十分活跃，促动各方面全面发展，人的素质得到提高，从而培植起新的民族创造性精神。商业流通是生产和科技创造的延续，或是它们最后实现自身的必要环节，它并不能创造实际的财富，而是实现已有财富的价值。流通领域的利润如同切一块大小相对确定的蛋糕，得到的一块便是其他人未得到的一块。市场经济变化万千，带有一定的投机特征，但它的基础是实业，是不断开拓新的生产领域。如果我们的媒介把报道重心集中在商业流通和经济投机领域，过分催动公众对于股票、期货投机的期望，着力宣扬各种商业促销手段，这种大力哄炒往往会造成一种虚幻的泡沫经济，使舆论变得浮躁不安，暴富导致奢侈挥霍，暴穷导致精神崩溃。一旦泡沫破灭，舆论发生震荡，不仅威胁社会稳定，也不利于培养稳健的民族精神。在这里，孟宪忠谈到的经济活动的主导取向，值得媒介在引导舆论时谨记：“必须把庸俗化的重商主义转变为一种实业精神。对于我们来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有务实精神。这关系到经济活动的主导取向问题。”（张玉来，1995）

第三，把你死我活、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经济交往观念，转变为互惠互利的经济交往观念。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生命所在，但这种竞争并非政治军事的战争，只有你死才有我活，战胜对方才能保存自己。经济交往活动各方都得到一定利益，才可能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交往得以顺利进行。当类似“你死我活”的经济交往观念成为一种舆论时，各种不正当的经济行为，诸如欺行霸市、敲诈勒索、逃税漏税、假冒伪劣等会发展起来，加剧社会精神环境的紧张化，人人没有安全感，防范意识格外强烈。我们的媒介虽然对于各种不正当经济行为予以了揭露和批评，但同时又在有意无意地传播着各种以传统“兵法”为圭臬的商战经验，影视中也有不少这样的情节，忽略了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这个基本特点。因而，营造一种互惠互利的竞争与合作的经济精神氛围，对于整个社会的舆论保持稳定和理智，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把对财富的挥霍和单纯享乐意识，转变为对文明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追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对于“提高”的理解也需要引导。公众有了享受生活的权利和能力，本身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是需要借鉴一些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教训，即一旦生活好转，即发生社会普遍追求生活享乐的倾向，舆论变得轻佻而少责任感，社会呈现“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况。经济的增长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的发展。公众的精神文明程度是社会发展诸指标的综合表现。因此，这里又给大众媒介提出了一个引导舆论的具体问题：赋予与媒介相关的享受和娱乐以一定的人文内涵和健康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尤其要注重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同步，“没有人文—文化内涵和价值取向的经济增长，不是文明的经济增长，也不再是现代社会追求的目标”（张玉来，1993）。

第五，把对自然资源的单纯占用和消耗的意识，转变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意识。这个问题似乎与引导舆论关系不大，然而正是舆论中潜在的对于这个问题的轻视态度，日益导致人们生存环境的恶化，而恶劣的生存环境又间接地催动着舆论呈现情绪化与浮躁状态。1995年京沪两大城市关于环境意识的调查表明，人们由于媒介的大力引导，六成公众已经多少意识到环境问题，但是绝大多数人把环保仅视为政府的工作，只有1.1%的人有主动保护环境的行为意识（袁方，1995）。现代社会里，一个国家的环境状况是这个国家的舆论文明水平之镜，在这方面营造一种良好的舆论氛围，亟待提到媒介引导的议程上。

《人民日报》讲述了一个关于环保的小故事：一位下乡扶贫后充分认识到塑料“白色污染”的女基层干部，坚持提篮买菜，不用商贩免费提供的塑料袋。事情很平常，但是其意义就如文章所说：“把它与消除‘白色污染’的绿色革命联系起来，就是一件关系到人类生存环境的大事。更何况，真要做好这件小事并不容易，因为不仅需要真正的觉悟，还需要执著的追求和默默的坚持。提篮买菜体现出一种可贵的情怀，现代人需要这种情怀。”（阳跃余，1997）可惜，这类关于普通公民环保意识的报道（正面的环保道理已经讲得很多），目前在我们的媒介上较少，给予的位置也较低，尚形不成引导舆论的力度。

为了强调这方面引导的意义，这里不妨讲述两个故事。一位作者1993年冬天在德国一个普通百姓家里住了两夜，每天夜里12点房东太太将所有房间的暖气一一关闭。暖气费极为便宜，她的理由是：您知道全球气候变暖（global warming）吗？您睡下后暖气所放热量对您是无用的，但它却增加了地球的温度，而且烧暖气也会消耗地球的资源。另一个故事发生在我国南方一家化工厂，因为车间里的酸雾对人体有害而每月发给一线工人14元营养费。该厂行政后勤部门为“享受”到这笔钱，拆了原来的办公室，而在紧靠有污染车间的地方盖起一排新房，由于吸到了酸雾他们也体面地得到14元钱（王奋宇，1995）。后一个故事的起因中也许有“穷”的因素，但大肆挥霍的“款爷”中又有谁想到过地球资源的有限呢？舆论在环保方面的愚昧是十分可怕的，有必要对此提起充分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