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知识、信息、观念及人口流动的背景下，不仅离开母国的人群的流动，经历异文化生活以后回到原出生成长国的回归者的流动问题也同样值得关注。美国人类学者George Gmelch将跨越文化边界的回归者（the returnees cross cultural boundaries）称为国际回归移民（international return migration）（Gmelch，1980：136），并梳理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之间的国际回归移民研究，以回归移民分类、回国的原因、适应和重新适应的问题、对母国的影响以及当地人对新技术、投资的态度、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等为线索进行归纳，总结作者们的主要见解（Gmelch，1980：135-159）。Gmelch的研究可视为关注国际回归移民的先驱研究，提供了一些回归移民研究的切入点，但其研究没有摆脱回归线型模式。
“回国”、“回归”（return）一般被理解为出生在A国，后来出于某种理由移居B国，然后再回到A国的这种线型模式，因此通常被作为“回乡”的同义词使用。在此意义上说，它是个人层面上感情的、主观的概念。另一个方面，“回国”、“回归”无法脱离国民国家以及世界全球化的框架，因此“回国”、“回归”在某些层面上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回国”、“回归”究竟是不是表示从B国回到母国A国这种线型的、完结的概念呢？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Ley和Kobayashi的观点值得参考，他们指出在跨国主义的发展下，“归国移民”的概念本身含糊不清，并认为这种移民的适应已经由线型模式转变为循环型（圆形型）模式（Ley，Kobayashi，2005：4）。
本研究将探讨国际归国移民如何在跨国语境下横跨两国（或两国以上）建构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主要围绕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从日本回厦门和广州的归国人员（即所谓“海归”群体）展开议论。本研究直接、主要的研究对象限定为在日本接受高等教育（本科、硕士、博士阶段）且曾在日本至少居留3年以上之后回国的中国人。他们当中既有获得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后直接回国的，也有获得学位后留在日本的高校或企业里工作一段时期后才回国的。后者中更有一部分人是留在日本工作，获得日本永久居留权之后才回国的。本文采用的资料来自2007年9月至2008年4月之间，在厦门和广州进行的共37人的访谈。[1]
中国学者关于“海归”的先前研究，总的来说，主要使用问卷调查方法以理工科和创业人员的事例为主展开议论，侧重于经济方面（张宝华，2005；于洪璋，2006，等）。多数研究国家的“海归”优惠政策、“海归”的创业情况和归国后的就业问题等。也有一些关注归国人员在高等教育领域现状的研究成果（李成［著］，许嫣嫣［译］，2004；陈昌贵，阎月勤，2000ab，等）。笔者认为这些研究倾向于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讨论“海归”对国家的贡献，其视角带有“中国社会”与“海归”（归国留学人员）的二元论色彩，没有站在“海归”行为者的立场进行考察。所谓“重新本土化”之说法，也表明研究者要求“海归”单向适应中国社会的立场。
通过以上定量调查，我们可以把握归国留学生共通的客观因素，却无法深入了解他们主观的看法和建构自己社会和生活方式的过程。基于这些情况，笔者放弃使用整体社会的二元论视角，改由行为者的立场出发进行民族志式的主位性考察。以同样的立场关注越境人群的相关研究，已经出现一定的成果。首先，日本社会学者广田康生以20世纪90年代以后跨越国界来到日本的日裔巴西人和日裔秘鲁人（即所谓的归国移民）及其在日本社会中的“互动者”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探讨他们主体性的“生活方式”。广田在城市共同体理论的视角下，不认为这些人在日本社会处于边缘状态或夹缝中，主张他们已经意识到自身的异质性，具有通过“跨越国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活方式的意图，并建立了独特的“移民族群网络”，发挥了其主体性以改变自身存在的意义（广田，2003；中文版，马铭译，2005）。
日本人类学者川上郁雄关注在日越南移民（主要是越南难民），反思人类学的难民研究。他认为难民研究与国民国家的存在形态有关，可以从政治学、法学角度批判国民国家的虚拟性，或者可以视难民本身为国民国家这种近代制度的批判者。川上并没有采用这种议论视角，他重视难民现象主题之行为者的立场及难民的主观生活世界，认为关键是阐明难民在日本社会环境下的“生活世界”以及难民的生活态度。他还从跨国主义的理论角度对从日本再移民到澳大利亚和美国等的越南移民进行追踪调查，探讨难民生活的动态以及跨境行为与心理（川上，2001）。
奈仓京子以广东台山海宴华侨农场的印度尼西亚归侨和越南归侨为主要对象，从行为者的立场出发进行民族志式的主位性考察。至于越南归侨，与其说其以“归侨”身份作为周边群体融入中心的“当地社会”，毋宁说他们主体地利用个人的网络移动到国内别的地方去，或者再移民到第三国。印度尼西亚归侨则以国内印度尼西亚归侨群体为中心逐渐扩大跨国群体关系，可以看到“中国系印度尼西亚系移民”形成的萌芽（奈仓，2007；2008）。
以上研究的共通点是摆脱在国民国家的框架或局限的社会文化单位的分析视角，站在从个人生活的角度展开研究议论。这与提倡跨国主义的观点有一定的联系。尤其，美国社会人类学者Nina Glick Schiller和Blanc Szanton等（Glick Schiller，Blanc Szanton，1992；1994；1995，等）从个人日常生活和文化变迁的角度，“从民间跨国主义和跨国移民的概念将‘跨国主义定义为一个各种结构的构筑过程，移民在这种结构中培育和维系了把祖国和移民国社会连接起来的各种关系。它也是一个在当今社会中多数移民跨国地理、文化和政治上的边界建立社会性领域过程”（Basch，Glick Schiller，Blanc Szanton，1994：6）。[2]Nina Glick Schiller等还指出“跨国主义被强调其日常生活依靠于一个以上国家在内的连续性（ongoing）和经常性（continuing）的互动联系”（Glick Schiller，1995：48），以及“跨国性的过程在于日常生活活动、关心、恐怖、得到等以纬纱和经纱而织成的个人或家庭生活经历中”（Glick Schiller，1995：50）。席勒等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展开跨国主义的概念，可以说是“从民间跨国行为”（transnationalism from below）（Smith，Guarnizo，1999）的概念展开的，这些观点给予笔者莫大启发。[3]
基于以上观点，笔者以跨国主义为指导思想，从个人生活的角度探讨从日本回来的归国者如何建构自己的生活方式。本文尤其聚焦于跨国家庭的事例，暂将跨国家庭定义为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的家庭：由一对夫妇及其孩子组织而成的核家庭；具有永久居留证或已经归化的、成员可以随时移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的家庭；家庭成员分散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者虽暂居住于同一国家但存在不久之后会到另一国家居住可能性的家庭。按照这样的界定，即便家庭成员分散于不同国家，要是没有获得移居国的永久居留证或国籍，那么还是不能称之为跨国家庭。笔者进行的37人访谈中，满足条件的跨国家庭有6个。
许金顶在福清对从日本回来的归国者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从“家”和“跨国亲戚关系”的角度讨论改革开放后新移民与福建历史人文背景的相关性，认为通过福清可见“一家两地”、“一家两国”的延续性、跨国社会网络的形成等（许金顶，2005：268—327）。他的分析概念给笔者提供了启发。但该研究中“跨国亲戚关系”只是由旧移民史造成的一种状态，并没有赋予动态、互动的色彩。换言之，这样就无法了解正往来于中日之间的当事者的主观看法与生活方式。
本文基于笔者访谈的6个事例，尝试剖析以下几个问题：其一，为何及如何产生跨国家庭？其二，跨国家庭的成员如何构建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跨国语境下，如何在学术、事业、家庭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其三，跨国经验对个人有何影响？中日文化背景下的生活经历中，哪方所占比重更大？体验异文化前后是否存在变化？其四，跨国家庭今后将如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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