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场所和方法

90年的时间序列中，清晰呈现出上海这座城市发展的三个历史性阶段:新中国成立后30年，上海成为一个典型的工商业城市;改革开放后30年，上海转向经济中心城市;未来30年，上海将迈向全球城市。

——周振华(2010)

阶级的形塑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受到了历史条件的限定，且先于任何被称作阶级结构的东西。而且，虽然一个阶级不断地再生其成员的群体认同、生活方式、品性和行为取向，但它自身也是在不断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当中。

——E．P．汤普森(2001)

文化是个工具箱(culture as a“tool-kit”)，人们策略地使用其中的各种象征资源以展开自己的行动。

——安·斯威德勒(Swidler，1986)

本书所要集中考察的是我国都市居民如何营造自己的家居。运用前一章所搭建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文化社会学的现象，它包括了某一都市居民群体的构成，他们的生活追求、轨迹和生存状态，他们对自己生活历程的讲述，以及由这些元素所标识的如今被人们冠以“中产”的阶层区隔。为了解那些可能被划归或期待归属于所谓“中产阶层”的个体如何营造自己的家居，并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并表达自我，我采用了人类学、文化社会学中常用的方法，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展开了一系列的深度访谈、现场观察。也就是说，在这一章，我的着眼点在于从前一章论述的理论背景下来呈现具体的研究方法，并对于方法背后所倚赖的理论作出必要的阐述。

考察地点选择在上海，多少有些偶然，因为我居住在上海，而且对她比较熟悉。但是，这个偶然中也有逻辑分析的必然:上海是我国一座很独特的城市，这不仅因为她今天正在迅速地走向“全球城市”(global city，萨森，2005;周振华、熊月之等，2010;周振华、于海，2009)，在全球体系中与伦敦、纽约、东京等相并列，而且因为她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命历程，并因此而具有独特的城市格局、风格和历史记忆。开埠之后，上海成为一个各种文化元素交汇的大舞台，一个异质文化交织而构筑的日常生活空间(熊月之，2006，2008b)，一个中西文化发生尖锐持久碰撞，并由此而留下了近代中国转型时期的“传奇故事”(罗苏文，2004)。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文化杂糅变幻，并有江南地域文化成分的复杂混合物，也由此锻造出这座城市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容纳百川、开风气之先、新奇变异、追赶时尚、通俗娱乐的特质(杨东平，2006)。这些独特之处的理论意义并非为本书的关注焦点，但它们构成了本书所观察的现象的舞台背景，赋予它们与宏观的政治经济机制的特定联结。

研究方法的选择，与我所采用的文化社会学的理论路径密不可分。文化社会学的理论路径，强调“意义生产过程”(Spillman，2002)，引导研究者从日常生活实践入手，考察作为符号体系的文本表达、表意过程中的符号的生产和消费，以及这些意义生产活动发生的场景。并且，本书所考察的人群是所谓的“中产阶层”，而关注文化与分层，这也是“文化社会学”^[1]的研究重点之一。一方面，文化社会学理论的建构建立于既定但又处于持续变动中的社会分层结构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这些理论又提出，阶级、阶层结构本身深嵌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并以其特有的意义、符号、语言和生活方式，表达它们各自不同的实体存在或是一个整体(周怡，2004)。

基于这些考虑，在这一章中，我将首先描绘上海都市空间的历史轮廓，侧重于住房空间的格局，然后讨论文化社会学对于阶层区隔的、从文化资本和消费形态入手的分析，再顺着这个理论分析的逻辑，介绍本书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我再概括性地描述访谈对象构成的样本，以呈现“中产阶层”这个群体所具有的特定标识。换言之，这一章从地理的空间和实践的场域这样两个维度来呈现本书经验考察的舞台背景。地理空间的维度是指上海，上海都市空间格局及其历史演变，以及其中对于社会阶层的呈现是怎样的;而实践的场域则是指消费，通过在消费领域的考察而呈现出阶层的文化意义和文化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