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锻炼动机冲突

5.4　体育锻炼动机冲突

理论框架的提出

所谓动机冲突，是指在某种情景活动中，当同时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欲求目标引导的行为选择时，个体所产生的心理冲突。就青少年而言，体育锻炼行为的动机冲突主要表现在学习动机与锻炼动机之间的选择。因为，在有效利用的时间里，学习成就是欲求的目标，而体育健身也是欲求的目标，这样，学生可能会面临着一种行为选择的冲突。研究表明，这种行为动机冲突在青少年中普遍存在。所以，本节把青少年体育锻炼动机冲突作为体育锻炼行为的解释要素，讨论青少年体育锻炼参与行为的发生机制。由于青少年体育锻炼的动机冲突主要表现为学习与体育锻炼之间的选择，因此，学习和体育的“刻板印象”及青少年在这些动机选择中的“自我意识”可能是对体育活动参与动机产生的中介解释效应。

体育锻炼行为动机冲突，是指在体育锻炼的背景下，个体在行为前同时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机。体育锻炼动机冲突的结果造成行为实施部分或全部不能实现，并使动机所指向的目标实现受阻。当多个行为目标不能同时实现时，个体通常会面临行为的动机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任何一种行为动机的选择都要投入注意力、思维、判断及努力。所以，这种心理的冲突应发生在行为动机之间的选择上。Lens等（2005）和Peetsma（2000）分别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和体育锻炼行为进行了观察，结果发现体育锻炼行为的“动机冲突”在学生中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是，它们之间可以通过成就目标来建立平衡关系。Hofer等（2007）曾经对在校学生进行了多重动机冲突的研究，他们发现，学生的学习、休闲和工作等行为动机的选择主要是由个体的价值观所决定的。因此，不同目标形成的动机冲突会受到其他心理因素的影响，表现为对行为选择的变异性。

关于动机冲突的行为解释，早在20世纪70年代，Atkinson和Birch，就提出了一个“行为动力理论”（theory on the dynamics of action），解释人类追求不同行为的元动机。该理论主要解释为什么人类的行为会不断改变。从行为动机冲突的视角，Birch认为，在一个当前行为动机的强度减少或另一行为动机强度增加的情况下，当第二行为动机的强度超过了第一行为动机的强度时，行为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后来，这种行为动力现象被发展为“自主理论”（volition theory），并认为，个体在作出一个行为决定前，会产生抵御其他诱惑的意向。但是，这种抵御诱惑的意向要取决于动机目标的难易程度。Balasko和Cabanac（1998）的研究发现，动机目标最容易被意识到的是情感体验。他们称之为近期动机目标。这样，根据自主理论的解释，当个体面临多个行为动机选择时，近期的愉悦情感体验目标会强化抵御诱惑的意向。反之，远期的非愉悦情感体现会弱化抵御诱惑的意向。根据这个行为动机冲突的理论解释，体育锻炼行为在动机冲突存在的情况下，实际上是近期的愉悦情感体验目标对抵御诱惑意向强化的结果。

体育锻炼动机是锻炼行为的直接原因，而学习动机则是与锻炼行为相悖的驱动。对于青少年学生来说，体育活动可能带来的是短期的愉悦情感体验，而学习活动带来的则可能是长期的成功情感体验。所以，根据Hofer的研究建议，学生对体育锻炼行为的选择，要受到其体育价值判断的影响。也就是说，学生对体育的看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体育锻炼行为的选择，而这种看法从心理要素上讲，主要表现在个体的“刻板印象”和“自我意识”上。

“刻板印象”是关于事物或人群态度的心理定势，表现为固定的印象，它与某些特征、行为相联系。生活中人们常常根据已有的印象和社会特征对事物或他人进行知觉和判断，使思维与行为保持一致，从而可能会忽视认知对象的某些具体特征。刻板印象的形成与社会认知有关，受社会意识文化的影响。所以，对刻板印象的研究主要是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相关的研究试图解释这种导致知觉和判断出现偏差的现象，并逐渐形成了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内容。例如，意大利学者Maass，D'ettole，Cadinu等曾在2008年以刻板印象为研究概念，观察了智力比赛中的性别差异对成绩的影响。他们的观察发现，女性参加智力比赛的人数通常较低。以国际象棋为例，在全球锦标赛注册的棋手中女性运动员只占总数的5%。通过分析传统的性别定式，他们得出女性在智力方面一般不如男性的刻板印象。进一步，对智力比赛成功要素的分析，总结出4个要素：记忆、心理表象、攻击性和努力参与。女性在这4个方面与男性相比，似乎都不占优势。这种性别的弱势形成了对女性不适合智力比赛的认知定式。正是这种刻板印象解释女性在国际象棋表现不佳的原因。Maass等基于刻板印象威胁理论的解释，认为女性棋手可能特别容易受到刻板印象的威胁，使自信减少的可能性增大。由于智力比赛中的国际象棋是男女直接竞赛的运动项目之一，Maass等在研究中观察了国际象棋中女选手表现的刻板印象对比赛的作用，了解女选手一旦意识到刻板印象，是否在与男选手比赛时会更加主动地防守。同时，他们还评估了参赛者特定的国际象棋自尊心，以及心理旋转和位置记忆。Maass等的研究发现，当女性选手对阵男性运动员时，性别观念导致女性选手的成绩表现下降50%。而且，多数女性选手与男选手比赛时倾向于选择防守的策略。有趣的是，当女性选手认为自己是与女性对手比赛时，刻板印象的不利影响就会消除。另外，由于女性选手显示了较低的国际象棋自尊和更谨慎的防守策略，使得她们在比赛中表现不佳。同时，Maass等的研究还发现，女性选手并不缺乏认知或空间记忆的能力。相反，由于刻板印象引起的缺少信心和更加谨慎的态度才是比赛成绩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因此，从刻板印象的动机角度看，可能会更容易理解女性在智能运动中业绩不佳的直接原因。

研究表明，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学生对学习和体育的价值判断存在着不同的倾向。首先，传统的观点认为，学生以学为主，学习是第一重要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为社会认同的刻板印象，这种思想在大学生中形成了“学习刻板印象”。其次，社会对体育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具体来说，在过去，中国的传统意识对体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偏见，“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常常与体育产生关联。长期以来，成为社会认同的“体育刻板印象”。但是，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社会对体育的看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时期媒体的观点表现出诸如“运动员被看作民族的象征”、“唯金牌论”、“唯中国论”、“英雄主义”等社会意识的倾向。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学生中也出现了体育追星一族，并且更加重视体育活动的价值。所以，学生对体育的刻板印象表现了较强的现代社会意识。

刻板印象对体育锻炼行为的中介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动机冲突的行为选择上。Fries（2005）的一项研究表明，有88. 6%的学生表示他们体验过学习与体育锻炼的动机冲突。研究认为，当学生面临着学习还是体育活动的选择时，个体对“学习的刻板印象”和“体育的刻板印象”就会作用于行为的选择。因此，动机冲突解释体育锻炼行为的选择要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

学生在体育锻炼动机冲突的情况下，影响体育锻炼行为选择的另一个心理因素是“自我意识”。所谓“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对自身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状态的知觉和主观评价。包含个体在社会实践中自己对自己、自己对他人、自己对社会、自己对自然等关系的意识。Kurosawak和Harackiewicz（1995）认为，自我意识有明显的强弱之分，强者对自我内心的心理活动更敏感，更容易感受到自己的行为对自我、社会与集体地位的重要性。Wilson和Eklund（1998）的研究发现，自我意识强的个体通常比较关注公众对他（她）们的负面评价，表现为更倾向于迎合公众的想法，担当公众所期待的角色。根据Fenigstein，Scheier和Buss（1975）的建议，自我意识通常被分为个体自我意识和公众自我意识。个体自我意识是指注意朝向内部个人的自我方面，如个人的思想和感情等；公众自我意识是指注意朝向自我的社会方面，如知觉自我的社会印象等。基于此，青少年参加体育锻炼时，如果同时存在学习动机和体育锻炼动机的冲突，他（她）们对体育锻炼行为的选择，就需要参考“自我”的信息来帮助其作出决策。

实践数据的验证

我们最近完成的一项关于青少年体育锻炼动机冲突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案例。这个研究主要讨论了青少年体育参与动机冲突的中介解释模型。模型假设分为三个部分：

（1）性别和年级变量在动机冲突对体育锻炼行为的解释过程中，可能存在着调节效应的作用；

（2）在体育锻炼动机冲突的模式下，刻板印象可能是体育锻炼行为的中介变量；

（3）在体育锻炼动机冲突的模式下，自我意识可能是体育锻炼行为的中介变量。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完成一个800名大学生体育活动参与动机冲突的测试。动机冲突主要反映学习动机和体育锻炼动机的冲突认知，例如：“如果有时间，我会学习和体育活动两不误”。刻板印象主要反映学生对学习的态度，例如：“知识的学习是一个人成才的必备条件”。自我意识的测量基于Fenigstein，Scheier和Buss（1975）的自我意识问卷改编而成，包括个体自我意识和公众自我意识，例如：“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我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等。体育锻炼行为的测试主要反映体育锻炼的时间、频率和强度。研究的数据分析主要是通过确定各变量在体育锻炼行为动机冲突解释过程中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和三步中介效应验证法，结果发现，男女生体育锻炼行为对动机冲突的回归系数T检验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见表5-7）。因此，性别变量在动机冲突对体育锻炼行为的解释过程中不具有调节效应的作用。年级变量在动机冲突对体育锻炼行为的解释过程中，同样也不具有调节效应的作用（见表5-8）。但是，由表5-9得知，刻板印象表现了部分中介效应（c′＝0.37；p＜0. 00）。也就是说，动机冲突既可以直接预测体育锻炼行为，也可以通过刻板印象来影响体育锻炼行为。其中，刻板印象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值的比值为：effect _m＝ab/c＝0. 53×0. 16÷0. 28＝0. 30，即占模型解释总效应的30%，而且，动机冲突直接解释模型效应与刻板印象中介解释模型效应间的比较差异为sprt：0. 095－0.076＝0.02。模型效应的变异解释率为2%。

表5-7　本研究性别分类的体育锻炼行为对动机冲突的回归分析一览

注：^*表示p＜0. 05，^**表示p＜0. 01。

表5-8　本研究年级分类的体育锻炼行为对动机冲突的回归分析

注：^*表示p＜0. 05，^**表示p＜0.01。

表5-9　刻板印象中介效应的依次检验

注：SE表示标准误；^***表示在0.00水平上显著。

由表5-10可知，个体自我意识也是属于部分中介效应（c′＝0. 22；p＜0. 00）。由于动机冲突对体育锻炼行为有直接的效应，所以自变量对因变量不完全通过个体自我意识来影响体育锻炼行为。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effect _m＝ab/c＝0.34×0.18÷0.28＝0. 22，即个体自我意识的中介效应值占总效应值的22%。模型效应的变异解释率为2. 8%。

表5-10　个体自我意识中介效应的依次检验

注：SE表示标准误；^***表示在0.001水平上显著。

对于公众自我意识的变量来说，三步依次进行检验表明不具有中介效应的作用（见表5-11）。

表5-11　公众自我意识中介效应的依次检验

注：SE表示标准误；^***表示在0.001水平上显著。

如前讨论，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变量和年级变量在体育锻炼动机冲突解释模型中都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调节效应（回归系数T检验均出现p＞0.05）。这种现象的可能性解释是，当考虑动机冲突来预测体育锻炼行为时，无论是男女学生，还是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学习行为和体育锻炼行为的选择冲突方面并不存在差异。也就是说，在控制了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对于这些大学生被试来说，动机冲突对体育锻炼行为的选择效应可能表现出相同的特征。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年级变量的验证分析中，从分组回归系数R²值的大小看，尽管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被试的动机冲突预测体育锻炼行为的解释度基本没有区别，但大学三年级学生被试的动机冲突对体育锻炼行为的预测解释度增大。到了四年级时，学生动机冲突对体育锻炼行为的预测解释度又再次变小，而且R²系数在所有的组别中出现了最小值。这可能是对于大学四年级的学生来说，体育锻炼行为动机以外的选择会变得更加复杂，如就业动机、成就动机等因素对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尽管年级因素在体育锻炼行为动机冲突的解释模型中存在着微小的效应解释差异，但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并没有达到值得关注的程度。

刻板印象和自我意识分别被考虑为体育锻炼行为动机冲突解释模型的中介变量。由于动机冲突的操作性定义主要是反映学习和体育锻炼动机的认知冲突，如“我很喜欢体育活动，也很喜欢学习”，其中得分越高的个体，动机冲突也就越大。也就是说，既喜欢学习又喜爱体育的被试，由于在动机选择上存在着多样性，动机选择的冲突就会越大。从数据分析的验证结果看，刻板印象的中介效应假设得到了支持。这种因子解释关系如图5-8所示。从这个关系图可以看出，当刻板印象加入解释模型后，预测效应R²变为9. 5%（原来的直接效应为7. 6%），动机冲突与体育锻炼行为的关联度增加到0. 37（原来模型的相关系数为0. 28），且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刻板印象在体育锻炼动机冲突解释模型中扮演的是部分中介作用。

图5-8　体育锻炼行为动机冲突解释模型的刻板印象中介效应

然而，对于自我意识的变量来说，只有个体自我意识的维度在体育锻炼动机冲突解释模型中达到了统计学意义上的中介效应作用。公众自我意识维度并不具备中介效应的作用。在这个解释关系中，个体自我意识的加入使体育锻炼动机冲突解释模型的预测总效应增加到10. 4%（原来的直接效应为7. 6%），而动机冲突与体育锻炼行为的关联度从0.28减少到0. 22（见图5-9），但仍具有统计学的意义。说明个体自我意识在体育锻炼行为动机冲突的解释模型中起到的也是部分中介作用。

图5-9　体育锻炼行为动机冲突解释模型的个体自我意识中介效应

以上分析结果中值得一提的是，在中介效应检验过程中发现，当刻板印象加入到解释方程中时，尽管该变量的预测效应在模型的总效应中占到了30%，但考察其对解释模型的总效应变异解释率仅为2%。根据统计效应的大小值判断，这只是归在小的效应区间。其可能性的解释是，由于刻板印象的操作性定义主要反映学生对学习的态度，测试时注重学生对学习传统印象的定势。例如“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知识的学习”。刻板印象强的个体，表现为对学习的认同感也较强。这样，动机冲突与刻板印象应该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这种关系反映了被试在选择参与体育锻炼的同时，面临着对学习动机的选择博弈，动机冲突得分越高的被试，表现为越倾向于认同学习。但是，从动机冲突与体育锻炼行为的关系来看，呈现出的是正相关关系。说明大学生动机冲突的形成可能与体育锻炼动机逐渐增加有关。这种逐渐增加最终导致与学习动机之间产生矛盾，形成体育锻炼行为的动机冲突。然而，由于体育锻炼动机更符合近期的需要，所以更容易产生愉悦的情绪，最终选择体育锻炼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然而，当考虑把刻板印象作为动机冲突解释体育锻炼行为的中介变量时，这种关系的关联度是增强，而不是减弱。而且，刻板印象在这个关系式中，与体育锻炼行为的关系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反映的是阻碍体育锻炼行为发生的效果。换言之，刻板印象得分越低的被试越有可能选择体育锻炼。这样，在体育锻炼行为动机冲突的解释模型中，刻板印象所表现出小的关联效应，可以解释为其对动机冲突预测体育锻炼行为发生的“过滤”机制。也就是说，在该模型中，动机冲突得分过高的被试将通过刻板印象被滤选掉，使动机冲突与体育锻炼行为的关联度增加。

进一步，考虑个体自我意识的中介效应，其值在解释模型中占到了总效应的22%。然而，就其对模型预测总效应的提升来说，变异解释率仅为2. 8%。按照统计效应大小判断，也处在小的效应区间。通过对中介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动机冲突与个体自我意识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个体自我意识与体育锻炼行为也存在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个体自我意识越高的个体，其动机冲突也越高。同样，这些个体也越有可能参加体育锻炼。但是，如前讨论，本研究定义的动机冲突反映了大学生在学习行为和体育锻炼行为之间的选择博弈。实证模型反映动机冲突越大的被试越有可能选择体育锻炼行为。这样，由于个体自我意识较强的被试更多的是关注自身的感觉状态，如兴趣、爱好、健康等内在的自我诸因素刺激，从而更容易追求近期的愉悦，导致最终选择体育锻炼行为（从中介预测模型的总效应可以看出，即10. 4%，为中等效应解释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种行为关系是建立在个体对学习和锻炼冲突选择的基础上，当学校学习的大环境刺激达到一定的强度以后，个体可能会受到学习氛围的影响，如学习成就动机引起自我与他人的比较，从而降低体育锻炼动机的强度，使这个行为关系链的发生机制更加松散。具体反映在该研究中，则表现为个体自我意识与体育锻炼行为的关联度较低，当足以值得关注的中介效应。

最后，由于自我意识的公众方面显示了与动机冲突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介意自身公众形象和别人对自己看法的被试，可能会倾向于多动机的选择。但是，在解释模型验证中发现，公众自我意识对体育锻炼行为的预测没有统计学意义。在运用Sobel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了公众自我意识在体育锻炼行为动机冲突的解释模型中不具有中介效应的作用。这一结果说明，公众自我意识引起的多动机的选择，增加了体育锻炼行为最终发生的复杂性。例如，个体可能会担心体育活动带来的负面评价（如他人对自己的运动技术不够好或担心自身形体不够完美等），从而放弃体育锻炼行为，最终使公众自我意识的变量在这个解释模型中不构成预测解释关系。

总之，研究数据的分析结果只是部分支持了研究假设。在今后的研究中，仍然需要运用不同的被试群和较大的样本量，进一步验证自我意识对体育锻炼行为动机冲突解释模型的中介效应。同时，由于该研究仅仅是基于一个显变量解释模型的构建验证，还应该发展一个更为复杂的潜变量解释模型，考虑容纳一个多维度综合变化的解释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