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我国不同种类的古代货币

简述我国不同种类的古代货币_文博耕耘录

简述我国不同种类的古代货币

李　彤

一、海贝币

在我国远古时期，大约四五千年前的原始社会，因为生产力低下，物质极不丰富，所以一个部落或者一个家庭还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以用来交换其他急需的用品，部落或家庭之间偶尔发生的交换活动也只是以物易物，当时根本没有货币也不需要货币。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社会物质财富也相对丰富了，人们物质生活中的需求不断扩大，以物易物交换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于是人们便把贝壳作为交换的中介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不知金属为何物的原始社会中，贝壳是最珍贵的物质。贝生长于热带、亚热带浅海，小巧玲珑，色彩鲜艳，坚固耐用，成为原始社会居民喜爱的一种装饰品。由于它具有大小适中、便于携带、便于计数等特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社会的形成，贝作为交换的媒介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天然贝逐渐充当起了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贝币的计量单位是什么呢？是“朋”。“朋”的古字本义是指一串或两串相连的“贝”，后来逐渐演化成计量单位。“一朋”到底为多少只“贝”呢？一直未有一致的说法，从两只到二十只，各说不一，一般多认为两串五个贝或两串十个贝为“一朋”。

海贝币

商代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易范围不断扩大，中国北方因不易获得数量众多的南方海贝，海贝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这时，人们又想出了以其他材料仿制贝形货币的方法，如陶、石、骨、玉、铜、金等，其中铜仿贝的发明是中国金属铸币的开始。天然海贝的品种也很多，有“货贝”（又名齿贝）、“拟枣贝”、“阿文绶贝”(又名大贝、虎斑贝)、“伶鼬榧螺”等，其中“货贝”比较常见，贝面上有一条长长的齿槽，称为“贝齿”或“贝唇”，正面较为平整，侧面稍微鼓突，人们为了便于携带，在货贝的背部多凿有小孔，早期孔相对小，称之为“小孔式货贝”，以后，穿孔逐渐扩大，称为“大孔式货贝”。春秋战国时期的“货贝”背部几乎磨平，称为“磨背式货贝”。

铜仿贝

“贝”作为历史货币，不仅为中国的古代经济立了丰功，而且还对中国文化、风俗具有深刻的影响。从现行的中国汉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与钱币发生关联的事物或行为都有贝旁，如货、贡、贸、贾、贿、财、贪、贫、费、赔、赎等等。在江浙一带的农村，家长将贝佩挂在孩童的身上以期望健康成长，驱邪生财，更有父母干脆把儿女直呼为“宝贝”。“贝币”虽小，却集经济、历史、文化多重含义于一身，颇受钱币收藏爱好者们的青睐，进而成为当今收藏的一大门类。

二、蚁鼻钱

“铜仿贝”一般仿货贝之形，早期者与天然贝形制相近，春秋以后，南方楚国地区又铸造出有文字的“铜仿贝”，是为有文铜贝，它的外形有的像蚂蚁爬鼻，有的像鬼脸的样子，所以俗称“蚁鼻钱”或“鬼脸钱”，其面文多达10余种，但形制却比较一致，均为上广下尖的瓜子形，面有文字，背部平整，它广泛行用于南方地区。“蚁鼻钱”铸行于战国早期（公元前5世纪），“鬼脸钱”则铸行于大约公元前4～前3世纪的战国中晚期，是当时比较先进的货币形态之一。除楚铜贝以外，春秋战国时北方地区的金属贝还有“金贝”“银贝”“鎏金铜贝”等。“仿铜贝”的出现是我国货币发展史上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把我国货币发展历程大大地推向前进了，并以其大小、重量、价值比较统一，而且能够大量地就地铸造等其他“货贝”和“仿贝”无法相比的优势进入了流通领域。

蚁鼻钱

鬼脸钱

有文铜贝是楚国的青铜贝币，称为蚁鼻钱或鬼脸钱。这种名称并不是楚国贝币原来的名称，而是约定俗成的一种称呼。最早记录这种铜仿贝为蚁鼻钱的是宋代洪遵的《泉志》，他说：“此钱上狭下广，背平，面凸，有文如刻镂又类字，也谓之蚁鼻钱。”这里并没有详细说明刻镂的是什么文字，大概是铸有“紊”字形和“咒”字的两种。“紊”字形贝，钱体上尖下圆，面凸，背平，阴文“紊”字形就如同一只蚂蚁爬在鼻子上，故称之为蚁鼻钱；“咒”字贝，钱体与蚁鼻钱相同。“咒”字仿佛是一个鬼脸，所以被后人称之为“鬼脸钱”。后来有文字的铜贝统统被称为蚁鼻钱。所谓“蚁鼻”，本喻轻小，晋葛洪《抱朴子》说“以蚁鼻之缺捐无价之淳钩（剑名）”，意思就是只因轻微的缺陷舍弃了无价的宝剑，可见蚁鼻钱就是小钱。

楚贝的铭文有紊字形、咒、安、君、忻、金、行等等，“紊”字，有人将其解释为“圣桼”（降率），也有人认为是“五朱”、“各六朱”等的合体字。“咒”字多解释为“贝”、“哭”、“贝化”，钱文的含义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论证。

新中国建立以来，蚁鼻钱多出土于河南、江苏。鬼脸钱则在湖北、湖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均有发现，1963年湖北孝感野猪湖一次出土鬼脸钱5000枚，面文为“咒”字，平均重约4.37克。从出土的地点墓葬和数量上看，蚁鼻钱铸行于战国早期（公元前5世纪），鬼脸钱则铸行于大约公元前4～前3世纪的战国中晚期。楚国疆土开始时并不算大，以后疆土逐渐扩大，蚁鼻钱和鬼脸钱的流通范围也随之扩大，逐渐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形成了独立的货币体系。

三、刀币

我国历史货币中还有一种刀形币，后世称为“刀币”。

春秋时期，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带的齐国，得渔盐之利，出现了商品交流的繁荣景象。伴随着经济往来的不断发展，齐国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铸行了一种形状像刀削（青铜刀）的青铜铸币，称之为“刀币”。“刀币”最初是在齐国行用，到了战国时期在燕赵等地也与“布币”并行流通，它是由手工业和日常生活使用的工具刀削演变过来的。

“刀币”正式称谓是“刀化（货）刀币”，由刀首、刀身、刀柄和刀环四个部分组成。刀之缘以外廓，刃不向外，向左而不向右，所说凹背凸刃，刀首近于三象形，刀身和刀柄是大小相近的两个长方形，刀环呈圆形，这几种几何形体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平稳周正、丰满、圆润的形象美和和谐美。据实际测量，刀环的直径与刀首的长度是1∶7.5，恰好是人的头部与身高的比例。整个“刀币”的长度（一般为18厘米）又几乎是人手的长度，如果将6枚刀币首尾相接，可组成一个圆环，这就是《周礼·考工记》中所说的“筑氏为削，长尺博寸，合六面成规”。这些精确的设计和巧妙的构想，是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充分体现。以后随着齐国疆土的扩大和与邻国交战，齐国的刀币流通范围逐渐扩大到燕、赵地区。此时的刀币因为铸地不同、形体各异而形成了“齐刀”、“燕刀”、“赵刀”三大系列。

（一）齐刀

齐刀，齐国铸造，主要流通在齐国，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半岛地区。齐刀比较厚重，以厚大精美而著称，基本形制是尖首、弧背、凹刃，刀的末端有圆环，面、背有文字或饰纹。齐刀分为“三字刀”、“四字刀”、“五字刀”和“六字刀”。目前已经发现并著录的齐刀有“齐法化”、“齐之法化”、“安阳之法化”、“节墨之法化”、“簟邦法化”、“齐建（造）邦长法化”等数种。其中“节墨”、“安阳”、“齐”均为地名，“节墨”即今山东即墨，“安阳”即今山东曹县一带，“齐”指齐国都城临淄。根据实测，齐之法化一般长18.3-18.5厘米，宽2.87厘米，重44.5～50.5克；节墨之法化一般长18.5厘米，最宽2.8～3厘米，重59～61克；安阳之法化长18～18.5厘米，最宽2.8～2.9厘米，重44.5～47克；齐建（造）邦长法化18.2～18.5厘米，宽2.6～2.9厘米，重42.3～47克；齐法化长17.8～18.7厘米，宽2.6～2.9厘米，重40.8～50.4克，后两种是战国田齐所铸的刀币，其特征是刀币的外缘不断，币面的文字没有“之”字，仅为“法化”。齐建（造）邦长法化就是六字刀，据说当时是一种纪念币，传世极少，非常珍贵。公元前378～324年之间，也就是在齐威王到齐宣王时代，齐国以齐法化统一了各种刀币。

（二）尖首刀

刀币进入了春秋战国之际，扩大了它的范围。首先在燕国境内出现了“尖首刀”（包括“针首刀”）。燕出现刀币形式应是受齐国的影响。燕昭王颇能接纳人才，在位时开拓疆土，建立了上谷、渔阳、辽西、辽东诸郡。燕国铸有“针首刀”“尖首刀”和“明刀”等等。针首刀（刀首呈尖刺状）刀身与尖首刀相似，但刀首尖端更长，刀柄有直纹，正面两条，背面一条，铜质不精，制作也很粗糙，文字也简单或无文，主要流通于长城内外，故又称“匈奴刀”。“匈奴刀”在日伪时期曾出土于承德、张家口一带，被日本人所得，现在多藏于日本。

“尖首刀”（刀首呈锐角）刀身通长15～18厘米，宽约1.8～2.6厘米，重15～16克。其形制与齐刀相似，弧背凹刃，刀身极薄，刀背极厚，但都因刀刃上尖首而得名，刀柄面背有二直纹，一端有刀环。先是两面都无字，后来多数仅单面有字，以单字为多。“尖首刀”过去知道多出于河间、保定及聊城等地。新中国成立以来，1974年辽宁省凌源县小城子公社修技大队出土了完整的“尖首刀”943枚，币铭文有一、六、日、七、八、九、已、亥、行、玉、丘、工、示、矢、年等等；1975年山东临淄原齐国之故城西东石桥村出土一批“尖首刀”，现存完整的80枚；1978年河北燕下都军营出土一批“尖首刀”计1845枚，最宽1.8～2.2厘米，铭文有大、吉、阳、日、行、丙、上、古、矢等130余枚；1979年战国中山灵寿城遗址勘查，在早于城址的春秋至战国早期遗址的文化层内出土的“尖首刀”，刀身外缘隆起，断于柄处，柄有两道脊线，个别为一道脊线，不伸入刀面柄首为圆环形，其铭文有一、三、五、八、工、壬、化以、以化、一化、上化、非、云等，其背平素，刀长16.2～17.4厘米，刀首宽2.2～2.8厘米，重11～15克。

根据地层判断，“尖首刀”币要早于城内发现的其他刀币，而尖首刀单独出土，并无其他刀币混杂在一起的现象。因此，“尖首刀”比中山国的刀要早些。从各地出土的尖首刀来看，“尖首刀”与“燕刀”的关系非常密切。“尖首刀”最终改变了形制，刀尖缩成斜坡状，由此可知，“尖首刀”不是燕国政府铸行的“法化”，而是燕国境内一些地方民族为商业需要而铸行的货币。晚期“尖首刀”上出现明字，是明刀的先导。

（三）燕明刀

燕国的主要刀币是“明刀”，由于在这种币面上铸有一个“0D”字符号，此字的形态变化很大，对于它的解释，诸家各异，有明、易、燕、召等，故而又称“易刀”“燕刀”“明刀”。

“明刀”背面常铸有文字或符号，现已有几百种，一般都是铸地或铸造炉次的标志。其中背文为“齐”者通常被认为是齐国铸造，而称之为“齐明刀”，其他种类的则多称为“燕明刀”。“明刀”可能早于燕之建国，而燕人铸币应该铸空首布或贝，也不会刚开始就铸“明刀”。因为燕人在关中时使用布、贝，到燕地后，燕昭王复国后才铸行“明刀”。其刀首较窄，刀尖较钝，刀背弧度小，中断，因文字以一个“明”字而著称，长14～17厘米，宽1.3～2.2厘米，重15～18克。曾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及河间、保定、辽宁省凌源等地出土，是燕明刀的早期形式。

“明刀”以其刀曲折的状态分为“圆折刀”与“磬折刀”两种。

“圆折刀”一般说来是一种体形较大的刀，长12.8～13.5厘米，宽1.6～1.9厘米，重约14克。其型式与“尖首刀”相同，只是刀的面纹有一个“燕”字，背文分别有左、右、内、外、中，并配以其他文字，这可能是纪范文。刀身与刀柄连接处呈圆形。背文比较复杂，多以易字及左、右字，如左、左一、左上、左易、易邑、右、右上、右六等。

“磬折刀”（又称方折刀），一般体形较小，长12.4～13.3厘米，宽1.5～1.7厘米，重12～18克，有的仅重1.4克，这是个别现象。刀身与刀柄连接处是方折，古钱家称这种方折为“磬折”。其字体长大，雄伟豪放，风格上近乎即墨刀的文字，背文有左匽下、右邑、匽八、匽邑外炉，外有工、行、化等单字。燕昭王派遣乐毅伐齐，占领其七十二城，达六年之久。在齐国所铸造的“刀币”也有圆折的，颇厚重，通常视作燕刀中的珍品。“圆折刀”有减重现象，相差可至三厘米以上，大约是惠王时出的，在此期间，一方面因为齐国的将领田单失败，齐国的领土尽失，另一方面又与赵国失和，连年战争，造成经济上的困难促成了货币减重现象。

此后，燕国可能推行了一次货币改革，废止了圆折刀，改用方折刀，款式仍旧，重量减轻。改革之后，好像安定了一个时期，又开始减重，末期的方折刀既窄又短，铸工粗糙，但数量反而不如初期多，学者们推断可能是燕王在辽地所铸，但不久就被灭亡，故而所出不多。这种外缘方折下垂特长的匽刀，出土多在山东半岛及济南、益都、肥城、莒县、昌邑等地，背文多有地名如莒、安阳、齐等，有的记数及干支字，出土的数量不多。

燕地使用“刀币”应当在千年以上，前后共经五次改革，比其他地区可谓安定得多。只是地处偏僻，工艺落后，其刀币略显粗糙，然而却具有一种深厚的乡土风格，率直生动，齐赵两国有所不及。

四、王莽钱币

西汉中期以后，社会进入大一统局面，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使用十分广泛。五铢钱币值高，宣帝时，“谷石至五钱”是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最低粮价。西汉时期，五铢钱铸造的数量也很多，史料记载：“自汉武帝元狩五年三官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中国古代的货币经济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

西汉元帝时（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有个外戚叫王莽，他凭借姑母在宫中的恩宠，官职连连升迁，西汉末年，他竟掌握了汉朝大权，进而自立为皇帝，国号“新”。王莽当政时，也多次改革币制。他改革币制，除了出于“托古改制”的目的外，还有削弱刘汉势力、搜刮民间财富之意。他托古改制，恢复了已废止200多年的布币、刀币的制度，变换形制，于居摄二年（公元7年）改汉币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铸大钱，下令铸造错刀、契刀和大泉五十。王莽所铸刀、布币完全不同于战国时期刀、布币的形制，他在刀币上加了一个方孔圆钱，并且明明白白地铸上刀币的名称和价值。如“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等，其身形如刀，材质为铜。一刀平五千的圆钱上以黄金镶嵌“一刀”两字，刀身铸有“平五千”三个字，所以又称金错刀。一刀平五千与原来的五铢钱并用，一刀平五千当五千枚五铢用。契刀五百当五百枚五铢用，大泉五十当五十枚五铢用，这几枚钱的钱文均属篆文。金错刀、契刀通长二寸二分（汉尺），实际测量长7.2～7.5厘米，金错刀重20～46克，契刀重16.4克。后来民间私铸减重，数量颇多，今所见大小不一，而且面文有二决文、四决文重轮、传形等，此外还有铁钱。

王莽建国二年（公元10年）行“宝货制”。“宝货制”内容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是金、银、铜、龟、贝五种币材，六名为金货、银货、龟货、贝货、泉化、布化六大钱币类型，二十八品是指不同质地、不同形态、不同单位的二十八品钱币。分别为金货一品，即黄金重一斤，直钱一万。银货一品，即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钱一千五百八十，普通银每流直钱一千。龟货四品，即元龟长尺二寸，直钱二千一百六十；公龟九寸，直钱五百；侯龟七寸以上，直钱三百；子龟五寸以上，直钱百。贝货五品，即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钱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钱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钱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钱十；贝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泉货六品，即小泉直一，直径六分，重一铢；幺泉一十，直径七分，重三株；幼泉二十，直径八分，重五铢；中泉三十，直径九分，重七铢；壮泉四十，直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布货十品，以大小顺序则有小布一百，幺布二百，幼布三百，序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壮布七百，第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黄千，即小、幺、幼、序、差、中、壮、第、次、大。这二十八品均为法定货币。在当时的流通领域中，大概只有其中的六泉十布所占比重较大。尤其以“六泉”制作精美、钱文秀丽。“十布”均模仿战国平首布钱形态，不同处是十布的头部铸有一圆孔，钱面中部自首部至裆部铸有一条直线，直线两侧为钱文，阴文，篆书；币的首部圆孔及币的边缘均有郭。

王莽此次实施的“宝货制”，换算复杂，币制混乱，结果民心大乱，商品流通不畅，民间却私自还用五铢钱来交易。王莽得知后大怒，于是明令城内老百姓接受，每个人出入城必须出示“大布黄千”钱来作为通行证。王莽治国无方，敛财有术，他篡汉15年，就曾四次改革币制。王莽频繁地更改币制，每次都是以小换大，以轻换重，钱越改越小，价越做越大，无形之中把老百姓手中的财富搜刮光了。王莽的横征暴敛，加剧了新朝的灭亡，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王莽和他的金银财宝都被一起焚毁。

王莽铸币的文字，有几种采用悬针篆。过去泉学家只着重谈论过布泉一种，其实，王莽的十布、货布和货泉的文字都有悬针篆。除布泉外，悬针篆比较突出的是货布和大布黄千两种，这两种钱的悬针篆很具典型性。

悬针篆是小篆的一种，也叫垂针篆，是篆书的异体，悬针是指“竖画收笔出锋”，锋就像钢针倒悬一样。南朝宋王愔的《文字志》说：“悬针，小篆体也，字必垂画细末，细末纤直如悬针。”宋朱长文《墨池篇》说：“悬针之书，亦出曹喜。”宋僧梦英《十八体书》说：“悬针、垂露曹喜所作。悬针篆，抽其势，有若针之悬锋芒。”看来，前人对悬针篆早有议论，而且上述二人肯定悬针篆是曹喜所创。

曹喜，东汉人。章帝（刘炟）建初年间为秘书郎，大概是掌管图书经籍的小官。他工篆、隶，有些名气。有人说他看见李斯小篆的笔势，“悲叹不已”。人们认为曹喜的篆书“小异于李斯，而也称善”，对他的评价不低。然而，要说悬针篆是他所创，则未必是事实。章帝晚于王莽六七十年，曹喜在章帝那里当小官时，王莽已经铸了好几种悬针篆的钱币了。可见悬针篆不是曹喜所创。

王莽留下来的书迹，除钱币外，尚有新嘉量铭文和砖文。莽量铭文的小篆，也堪称精美，结体呈纵势、长方，上密下疏，瘦劲厉悍。后人治印，多所借助，甚至有大书画家、篆刻家如齐白石、邓散木等的篆书、篆刻，都从它得益很多。

大布黄千

王莽货币的面文，也如布泉一样，是悬针篆。清代泉学家翁树培在《古泉汇考》中说：“货布二字细瘦如针，莽钱中之最精者。”

大布黄千钱文的书体，无疑也是精美的悬针篆。大布黄千有两种：一为四字悬针均不太明显；二是四字悬针均显著。另外还有异范一种，“黄”字和“千”字末笔悬针的尖锐程度则非常强烈而醒目。

王莽虽然被人民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王莽钱的艺术价值却远远超过了它的使用价值，它的文字、冶炼和设计都堪称中国古钱一绝，匠心独具，有着极高的收藏和欣赏价值。

五、两宋时期钱币的铸行

（一）两宋钱币

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建立了宋朝，年号建隆，是为宋太祖。宋朝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绘画、书法、雕塑、书籍雕版印刷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而作为科学技术和艺术结晶的宋代钱币，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也呈现出了色彩缤纷争妍斗奇之势。两宋的钱币制度，是以钱为主，绢帛等实物成了普通商品。白银日渐重要，纸币也已出现和流通，但铜钱仍占有重要地位。

两宋是中国钱币史上最复杂的时期，其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1.最早发行了记年钱。从南宋孝宗淳熙七年起，钱背开始记年，所铸钱“淳熙元宝”背上标有“七”字，表明此钱铸造于淳熙七年，比欧洲的纪年钱早了300多年。

2.最早发明了纸币。北宋真宗年间，由当时四川的富商首创“交子”，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3.年号钱最多。从北宋“太平通宝”到南宋“淳熙元宝”的300多年里，皇帝改元频繁，共铸行了49种年号钱。

4.出土量最大。宋朝的铸量不一定最多，但宋钱的出土量是最大的。在湖北黄石的西塞山，一次就曾出土了11万公斤的钱币。此外，在我国其他地区也有大量宋代钱币出土。

5.最先创造由皇帝亲笔书写的钱文——“御书体”。宋太宗赵匡胤开始自题钱文“淳化元宝”，而宋徽宗赵佶更是以独创的瘦金体书写了“崇宁”“大观”通宝等。

6.钱币的流通区域性明显。当时的中原、华南、华北的大部分地区通行用铜钱，四川则使用铁钱，山西、陕西两地是铜、铁钱并用，广东是兼用金银。此外，全国各地皆有流通纸钞，或限于某一地区，或可通行全国。

7.钱币的面额复杂，名称变化多。宋钱有小平、折二、折三、当五、当十、当百、当五百等不同的面额，经常是一纸命令就把当十钱改作当五钱使用，经常变动。宋钱的宝文名称不一，更是增加了混乱。其铜钱有元宝、通宝、重宝等，铁钱有珍宝、之宝、洪宝等一二十种之多。

8.钱文书法多样。宋朝的钱文书法多样，有创新、对称、复合等特点，且多出自名家，从御书体“淳化元宝”行书、草书入钱文始，篆、隶、行、草、楷等五体具备，篆书体中又有九叠篆文“皇宋通宝”，楷书中有徽宗的瘦金书，书法或秀丽妩媚，或苍劲挺拔，神采飞扬，气象万千，形成了宋钱书法艺术的特色。

宋元通宝

宋代的第一种铸钱是“宋元通宝”，铸于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51年），钱式沿袭“周元通宝”成规，为小平钱。钱文顺读，是国号加宝文的国号钱。后宋太祖传位于弟，宋太宗赵匡胤即位，于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铸“太平通宝”钱，钱式同“宋元通宝”。当时四川及福建出铁钱。福建所出铁钱，背郭清晰，铸工颇精，大受欢迎，于是又推出一种直径4.2厘米的当十大钱，书法铸工均不错，背穿上有一个圆点，可能是一种纪念钱，现存世不多。这两种“太平通宝”都为五代风格，而铸工精整，深厚淳朴可比开元钱。

“淳化元宝”是宋太宗改元为淳化元年（公元990年）五月时所铸，是最早的“御书钱”，钱文有真、行、草三种书体，均为宋太宗所书。此外四川等地所铸的淳化铁钱，钱文也有御书体的。五台山出土发现有金质“淳元元宝”供养钱，背上左右有佛像。在宋太宗至道年间（公元995～997年）又铸行了“至道元宝”，钱文也有真、行、草三体。

淳化元宝（金币）

宋真宗即位后，在咸平元年（公元998年）按例出“咸平元宝”铜钱，钱文楷书，直径2.4厘米，钱文旋读。有种大钱直径有4.2厘米，钱文也是正楷，旋读。此钱书法尚可，应为流通币。但此外还有一些阔边大、小钱，文字铸工粗精不一，未必是政府发行的流通货币，或许都有纪念性，数量较少。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铸行“景德元宝”铜钱，钱制同前，钱文为楷书，是御书钱。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铸“祥符元宝”，有背文星月及光背无文两种。另外有一种阔边钱，有当十、当五两种，也是分背星月和背无文。此外还铸有“祥符通宝”，为御书钱，有大小两种，是用来赏赐大臣的，故而铸量较少。从此也开始了“元宝”“通宝”同时流通的情况。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铸“天禧元宝”。

皇宋通宝（九叠篆）

宋仁宗在位40年，其间改元9次，也发行了9次年号钱。在这段时期里宋朝的钱监增多，管理上却不十分严格，各地钱监所出的钱，版式铜质差别颇大，铸工精细程度也相去甚远。天圣年间所出的“天圣元宝”，明道年间所出的“明道元宝”，以及景祐年间所出的“景祐元宝”，钱文书法皆有篆、楷两种，其直径轮廓也完全相同，为“对钱”。这一阶段的铁钱，仍有当五、小平两种。宝元年间，因为年号带有“宝”字，因为钱文不方便，便出了“皇宋通宝”，有铜、铁两种，铜钱版式较多，一般篆、楷成对。此外有一种篆书体钱——九叠篆“皇宋通宝”，或称之为“九叠皇宋”，应为一种赏赐钱，铸工精美，数量极少，为极罕见品。庆历年间，西夏王李元昊叛乱进攻陕西等地，宋朝派兵讨伐，因而铸行“庆历重宝”当十钱，以解军需之用，此钱直径2.9厘米，钱文楷书，有顺读、旋读两种；又有当十铁钱，直径3.2厘米。两国交战延续了三年，北宋国力大损，钱币不断减重，同时又大量地发行纸币，因而造成物价上涨，至战争结束时改当十钱为折三流通。至和年间，曾铸行“至和通宝”和“至和元宝”，小平铜钱，光背无文，有篆、楷两体成对，大小两种。此外有“至和重宝”折二、折三钱。嘉祐元年出“嘉祐元宝”及“嘉祐通宝”，皆为小平钱，铜质。

宋英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铸“熙宁元宝”，皆小平铜钱；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铸“熙宁重宝”当十钱，这是为经略西北边陲所出，后来不断减重，以致此钱版式较多。到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时改为折三使用，后又改为折二，从此每年发行折二钱。此外还有“熙宁重宝”铁钱，有小平、当五两种，钱文楷书旋读，熙宁小平钱中有背文记监的。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出“元丰通宝”，有小平，折二铜铁钱，钱文篆行成对。版式颇多，有传为苏轼所书的“东坡元丰”。神宗在位时期，平均每年铸钱四百多万贯，在宋朝是铸得最多的。

宋哲宗时期铸过三种钱，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铸“元祐通宝”铜铁钱。铜钱有小平、折二两种，钱文篆楷成对，小平钱中有背文“陕”者，较少见；铁钱有折三钱，钱文篆、行成一对。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出“绍圣元宝”及“绍圣通宝”。铜钱有小平、折二两种，篆行成对，另有隶书小平钱，较罕见。铁钱有小平、折二、折三，也都成对。通宝钱中有铜铸小平一种，钱文楷书，光背无文。通宝铁钱也仅见小平一种，此外有铁母钱，背有“施”字的极罕见。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铸“元符通宝”，有铜、铁两种，均有小平、折二，篆、行成对。此钱书法较精美，气势雄浑。铁钱有一种“元符重宝”，为折二钱，书体清秀，传世不多，极为罕见。

宋哲宗去世后，因其无子，由其弟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宋徽宗本人聪明绝顶，且多才多艺，书法、绘画、篆刻等皆精通。他在位二十五年，共出过七种钱，大都精美，为王莽以来最为精致的钱品，也被称为古今第二铸钱高手。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铸“圣宋元宝”和“圣宋通宝”铜、铁钱，圣宋元宝铜钱有小平、折二两种，皆篆、行成对；另一种隶书小平钱，书法清雅，乃徽宗御书。“圣宋通宝”铜钱，钱文行书，光背无文，传世较少。“圣宋元宝”铁钱有小平，但折二者较多，文篆、行成对，隶书者甚少，有大钱，直径3.2厘米，钱背上月，应为当三或当五钱。“圣宋通宝”铁钱仅见小平一种，行书光背，传世较少，颇名贵。崇宁年间（公元1102年～1106年）铸有“崇宁通宝”“崇宁重宝”“崇宁元宝”，都有御书体钱。大观元年（1107年）出“大观通宝”铜钱，为御书瘦金体钱。有小平、折二、当五、当十等。政和年间铸“政和通宝”，有小平、折二，文篆、隶成对，此钱版式较多。铁钱有“政和元宝”当三钱，钱文御书。“政和重宝”御书铜钱，甚罕见。政和钱、崇宁钱、大观钱很多铸成夹锡钱。所谓夹锡，即铜中夹有铅、锡的合成钱，是掠夺百姓财富的一种手段，以致社会动荡，民怨沸腾。后因徽宗再度改元重和，铸“重和通宝”小平铜钱，楷、篆成对，铸工较精良，铜料也纯足了，但不久又因更改年号而停铸了。宣和年间铸“宣和元宝”小平钱，有隶、篆两种，有多种版式，但存世较少。同时所出“宣和通宝”有小平、折二，有隶、篆两种，较罕见。

政和通宝

宋钦宗靖康年间所铸的“靖康通宝”和“靖康元宝”是北宋的最后一种钱。靖康是宋钦宗赵恒的年号。赵恒是饱受委屈的皇帝，登基仅仅一年多，就被金兵掠往北地，后死于黑龙江依兰，这就是“靖康之变”。赵恒在位时间虽短，但是他也没忘记铸钱，铸行了不同版别的靖康钱，“靖康元宝”钱文有隶、篆两体成对，有小平、折二、折三；“靖康通宝”的钱文有隶、篆、真三体，有小平、折二两种，皆有铜、铁钱。靖康钱因铸行时间短，皆为少见难得，“靖康元宝”小平钱仅有数枚传世，极为罕见。

建炎通宝

南宋建炎年间（公元1127年～1130年）铸“建炎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等，钱文有篆、隶成对，四川铸有钱文为瘦金体的小平钱，篆、隶成对，极罕见；“建炎重宝”当十钱，直径3.2厘米，钱文篆书，书法铸工均精良。绍兴年间出“绍兴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钱文楷书，另有一种瘦金体折三钱，旋读，较罕见；“绍兴元宝”有小平、折二、折三，钱文楷、篆成对，折二、折三数量较少。绍兴时期，铜材较少，价格昂贵，一度曾将小平钱收回改铸折二钱，故现传世的绍兴元宝小平钱较少，篆、楷对钱更是难得，其楷书体极罕见。

南宋孝宗隆兴年间（公元1163年～1164年）铸“隆兴元宝”。史书载铸有小平、折二两种，但传世未见小平钱，折二钱篆、楷成对，质料铸工均不精；铁钱方面铸有元宝、通宝。乾道元年（1165年）铸“乾道元宝”，传世有折二钱，楷、篆成对，有背文为星月文钱，楷书钱为孝宗御书；铁钱有小平、折二两种，背文有“松”“目”等钱监名。在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铸行了一种记年钱，是中国在世界史上铸行的第一种记年钱。从东晋“汉兴”铸行开始，钱文铸有帝王年号的钱不断出现。过了800多年，在我国南方出现了背铸有年代的纪年钱，这就是在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开始铸行的“淳熙元宝”。“淳熙元宝”钱背分别铸有“柒”至“十六”的字样，表明了淳熙七年至十六年，即公元1180年至1189年。这种钱一目了然，一看便知是哪朝哪代铸行的。“淳熙元宝”有背无文之小平、折二，篆、楷成对，有背纪年及背纪钱监名之折二钱；“淳熙元宝”铁钱有折二钱，背文有“利、邛、松、同”等多种。“淳熙通宝”铁钱也有背纪监记年纪值者。

以上是南宋第一期铸钱的情况，自淳熙七年以后，铸钱量逐年削减。

嘉定通宝（折十大钱）

光宗绍熙年间（公元1190年～1194年）铸“绍熙元宝”，铜钱有小平、折二，背穿下纪年铁钱有小平、折二、当三；另有一种“绍熙通宝”铁钱，篆、楷成对。宁宗庆元年间（公元1195年～1200年）铸“庆元通宝”，有铜、铁两种，都有小平、折二、折三，背穿下纪年，铁钱背上有一纪监。嘉泰年间（公元1201年～1204年）铸“嘉泰通宝”铜钱，有小平、折二、折三，皆背穿上纪年。“嘉泰通宝”铁钱也有小平、折二两种；还有“嘉泰元宝”铜钱当五钱。开禧年间（公元1205年～1207年）铸“开禧通宝”，有铜、铁两种，制式同前。铁钱中有当三钱的“开禧元宝”。在开禧年间，南宋派兵北伐金国，战争开始后，宋军却连战连败，此时四川又发生叛乱，经济上受到严重的打击，最后屈服求和。到嘉定年间（公元1208年～1224年）又开始了经济上的通货膨胀，铸行了“嘉定通宝”铜钱和当五铁钱，以及“嘉定元宝”铜、铁钱，铜钱有直径5.2厘米的折十大钱，此钱铸工颇精，较罕见；铁钱中有折三、折五，数量较多。此外还有一种“圣宋重宝”当五钱，书法精美，铸工颇精细，为南宋钱中的佼佼者。

理宗时，南宋政局不稳，百姓不安，北受金压迫，内受叛乱制扰，南宋的灭亡由此开始，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铸“大宋元宝”铜钱，有小平、折二两种。“大宋元宝”有折三铁钱。“大宋重宝”钱中有铜钱直径5.2厘米的当十大钱，此钱铸工书法都颇精细，版式也有两三种，都较罕见。绍定年间（公元1228年～1232年）铸“绍定通宝”钱，有铜、铁两种，都有小平、折二，又有“绍定元宝”铜钱当十大钱及铁钱。端平年间（公元1234年～1236年）铸“端平元宝”铜钱，存世仅有小平钱，铁钱存世仅有当三、当五两种。“端平通宝”铜钱只有当五大钱，光背无文；铁钱有小平、当五。此外还有“端平重宝”，大小同当五钱，钱文书法铸工都较精细，但极罕见。嘉熙年间（公元1237年～1240年）出“嘉熙通宝”，有铜钱小平、折二，及“嘉熙通宝”当五铁钱。此外，“嘉熙重宝”有当三钱。理宗淳祐年间（公元1241年～1252年），金国已亡于蒙古，蒙古帝国大举南侵，蒙古军队入侵四川，宋军在四川与蒙古军交战争夺多年，因此需铸钱以充军费，因而淳祐钱多在四川发现。淳祐钱铸有通宝、元宝两类，“淳祐元宝”铜钱有小平、折二。“淳祐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另有当百大钱，版式较多，有大样、中样、小样之分。中样者极罕见。宝祐年间（公元1253年～1258年）铸“皇宋元宝”小平、折二铜钱。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铸“开庆通宝”小平、折二铜钱，此两种都未见铁钱。因为四川为元兵所战，东南等地铁钱用的较少，流通不畅，也就没有铸铁钱了。

淳祐通宝（大钱）

宋度宗咸淳年间（公元1265年～1274年）铸“咸淳元宝”小平、折二铜钱。后元军攻入南宋，宋亡，其他的几个年号都未及铸钱。

除以上的一些方孔圆钱外，在宋朝还出现了一种长方形的钱币，叫“钱牌”。在南宋理宗淳祐年间，发行了一种形状奇怪的货币，是长方形的小牌，大小如现在存取自行车的小牌。这种钱是用铜铸的，两面都有字，正面文字为“临安府行用”，钱背则记为“准五伯文省”“准三伯文省”“准贰伯文省”等。钱文中的“准”字是“平”，“伯”是“佰”，“省”就是当“省佰”讲的，意思是在交易时支付小牌相当于×佰文铜钱。临安是现在浙江省杭州，是当时南宋的国都。“临安府行用”规定了这种钱牌只能是限于临安府流通的代用币，其铸造行与当时的钱荒和禁钱出城有关。宋代由于货币经济的长足发展，市场对铜钱的需求量大增，在铜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经常发生钱荒现象。为了维持正常的商业活动，当时城里的官员们明令禁止铜钱出城。《文献通考钱币考》曾说：“自国家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是以自临安出门有禁，下江有禁，入海有禁。”禁止铜钱出城后，进入城市的铜钱当然也会相应减少。城市内外贸易流通只得依赖纸币了。而大额的钱币投入市场，有不便找零之弊，于是就产生了钱牌这种代用币了。南宋的钱牌也多在杭州一带出土，但数量少，极为珍稀。

造成南宋钱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货币需求量大增。南宋偏安一隅，地处全国最富庶的东南沿海一带，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战事，政治上也相对稳定，再加上不堪金国压榨的北方百姓南迁，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技术，从而使南宋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据记载，当时临安府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已经是百万人口的世界级大都市了，仅米粮一项，“细民所食，不下一二千石，皆需之铺家”。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商品交易是多么的活跃，随之而来的是货币流通量的激增。二是铜钱外泄，大量流入北方和海外。南宋政府腐败无能，向金国屈膝求和，每年给金国赔款300万两，多数以铜钱折算；再则民间的铜走私十分严重，而对外贸易又十分发达，铜钱又通过贸易的方式流往海外一部分。《宋史·食货志》载：“南渡，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三是铜源不足，铸造钱额减少。南宋时，随着所占据州县的减少，铜矿资源相应匮乏，再加上铸造钱币的中心大都残破，无以恢复，所以铜量锐减。四是销钱为器，使铜钱退出了流通领域。由于铜源匮乏，铜器紧俏，相当数量的铜钱被人们销毁为器。南宋的铜钱需求量大，铸行却少，综上所述，造成了南宋的钱荒。

总之，宋朝的钱币以书法精美、制作工整、种类繁多而著称。但是在这些精奇悦目的宋钱里却浸透着当时无数的钱监役卒们的血汗，他们才是灿烂无比的宋代钱币文化的直接创造者。

宋代管铸币的机构叫钱监。钱监实行军事化管理，铸钱工匠被称作役卒。每个钱监的役卒多少不均。《宋会要辑稿》记载:“大观元年，永丰监有兵匠695人，较额定人数缺64人。”又载：“（富民监）见管工匠二百余人。”役卒的来源，除了从民间招募部分有特长的工匠以补不足外，绝大部分由犯人充役。人一旦进了钱监就如同进了鬼门关，每个役卒的脸上都刺有监字或军号。铸钱是一种劳动强度极高的手工活，役卒们常年遭受到炉火的熏烤，铅毒的污染和工头们的折磨，身体状况极差，其中一些年老体弱、丧失铸钱能力的役卒，便被发还关押。至于不堪苦役而逃出钱监者，则要遭受更严重的惩罚，甚至被打死。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国家将要灭亡之际，宋徽宗还曾制定过“钱监兵匠逃走刺手背法”（《宋史·兵法》）。宋代的钱监是役卒们的另一种监狱形式，在这里的人是会说话的工具，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更多的钱币。宋钱是美丽的，美丽的宋钱里去饱含着钱监役卒们的血泪。

（二）夏、辽、金钱币

和当时两宋政权前后相对峙的有北方的辽国和地处西北的西夏政权，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同宋朝的交往频繁，在钱币铸行方面虽有自己的特点，但也受到宋朝钱币文化的影响。

在今宁夏、甘肃、内蒙古一带割据的少数民族党项族，其政权更是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他们的国王接受宋朝的赐姓，请宋朝皇帝为他们书写字画，包括西夏的许多制度都模仿宋朝，西夏的文字就是西夏王李元昊命令大臣们结合了汉字、契丹字的特点所创造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西夏钱币史料存留不多，钱币学者基本上是以出土和传世的实物作为研究分析的依据。西夏钱币是仿宋钱铸造的。它采用方孔圆钱的形制，以小平为主，兼或铸造有折二钱，但数量不多。铜铁钱同时并用，文字有汉文钱和西夏文钱两种，在一种钱上只用一种文字，或西夏文或汉文，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一种钱币同时用两种文字的。汉文钱书体多样，包括隶、篆、行、楷各体，并有对钱等。钱文用西夏文的铸行应早于汉文钱文，最早称“梵字钱”，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用自己民族文字铸行方孔圆钱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夏文钱目前所发现的只有五种，宝文写作宝钱，与宋钱有区别。它们是夏毅宗李谅铸行的“福圣宝钱”，夏惠宗李秉常铸行的“大安宝钱”，夏崇宗李乾顺铸行的“贞观宝钱”，夏仁宗李仁孝铸行的“乾祐宝钱”，夏桓宗李纯祐铸行的“天庆宝钱”。以上五种钱正面为西夏文，旋读，小平，背无文，铜钱。这五种钱都非常少见，皆属极罕见品。由于这些西夏文钱币没有史料依据，只能用钱文年号与纪年结合的办法推算它们大概的铸行年代。西夏汉文钱则已发现七种，它们是夏惠宗的“大安通宝”，夏崇宗的“元德通宝”“元德重宝”，夏仁宗的“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夏桓宗的“天庆元宝”，夏襄宗的“皇建元宝”，夏神宗的“光定元宝”。以上除“元德重宝”为折二钱外，其余都是小平钱，书体都有楷书，“乾祐元宝”有行书，光定有篆书，可组成对钱。天盛、乾祐皆为铜铁两种，其他只有铜钱。天盛元宝钱背有“西”字，其他无背文。西夏钱币大都铸造较精美，且书法隽逸，形制精佳，但都罕见。其中的元德通宝、重宝，光定元宝篆书小平钱，天盛元宝背带“西”字钱，“乾祐元宝”楷书、行书铜钱都极罕见，是钱币中的珍品。

五代承唐朝末年藩镇割据之余绪，是唐末割据局面的继续。这时北方少数民族却渐渐强大起来了，并形成一种势力，威胁着中原国家。契丹族就是在这时崛起的。

天禄通宝

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契丹族归顺唐朝，从此与汉族经济文化相交流，并逐渐发展、提高，至后梁（公元916年），契丹领袖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称皇帝，史称辽太祖。契丹建国后制定律法，创造文字，四处征战，称雄北方。辽立国二百余年，共历九位帝王，最后一位天祐帝被金国灭亡。辽国社会经济发展至兴宗年间（公元1031年～1054年）最为鼎盛，粮食充足，物产丰富，冶铁、陶瓷等手工业发达，与周边国家民族交往频繁。在铸钱方面，辽国钱币由于史料记载不多，且记叙又简单，和西夏钱币一样大都依据出土、传世实物研究。辽国最早实行物物交换，后来贸易发展，需要钱币，但钱币也都来自中原，大多是汉唐钱币，辽太宗时设钱帛司，管理钱币流通。现发现最早的辽自铸币是辽世宗时的“天禄通宝”，其后辽穆宗铸行“应历通宝”，辽景宗铸行“保宁通宝”，辽圣宗铸行“统和元宝”，辽兴宗铸行“重熙通宝”，辽道宗铸行“清永通宝”“咸雍通宝”“大康通宝”“大康元宝”“大安元宝”“寿昌元宝”，辽天祐帝铸行“天庆元宝”。辽钱皆为小平钱，文字似隶似楷，由于辽国冶铸技术较差，所铸辽币大都较粗糙，不精细，素有“七扭八歪，拙劣粗糙”之名。辽国虽也创有自己的文字——契丹文，但在流通币中未发现有契丹文钱存世。辽钱中较罕见的有“天禄通宝”、“保宁通宝”，目前只各发现一枚，其他的也较罕见。

物以稀为贵，辽钱虽粗糙，但反而给人一种质朴之美，钱币爱好者也对其孜孜以求。

和南宋政权对立的北方金国是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女真族居住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很早就见于史书记载。但有准确年代的记载则是辽道宗耶律法基咸雍八年，宋熙宁五年乌古乃率众作战的事。经过长期发展，在辽天庆二年、宋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正月元旦，阿骨打即皇帝位，建元立国，国号大金，是为金太祖。随着国家的建立，确立了皇权，改革了军队，建立了法律，创造了女真文字，也铸造了货币。金朝的币制是钱、钞、银三种并行，虽有自己的文字，但在钱币中不曾使用。

正隆元宝

金国交易货物，早期不用钱，后来交易虽也用钱币，但皆依赖辽宋铜钱和前代的古钱，建国四十余年都不曾铸造钱，直到正隆二年（宋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才开始铸造，钱名“正隆元宝”。金熙宗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末海陵王完颜亮谋反，杀死熙宗，自立为帝，改元天德，史称金废帝，又称海陵炀王。完颜亮刚刚即位就大肆屠杀女真贵族，并扩建燕京城（今北京城），天德四年，正式迁都燕京，继而改革考试、车服制度。命令女真人南迁，加强了女真人同汉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贞元二年（南宋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开始置交钞库，以管理印制交钞，兑换交钞事物，交钞与铜钱并行。正隆二年，正值完颜亮踌躇满志、不可一世之时，铸行“正隆元宝”，此钱钱质较精良，边廓整齐，文字俊秀，可与宋钱媲美。该钱的“正”字有末笔出头和不出头之分。出头者称为五笔正隆，比较少见。海陵王是金朝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杀熙宗，杀大臣，甚至淫人妻女。但他又是个“中原通”，善绘画，能诗文，有“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的诗句。据传说当他读诗至“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时，为南国美景所动，欣然有投鞭渡江之志。正隆六年（宋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发兵六十万，南下攻宋。当时宋军主帅刘琦生病，副帅王权闻风而逃，丞相叶义问吓得不敢视察江淮守军，便派了个书生叫虞允文的前来慰劳官兵，这个书生便代替主帅率领宋军奋力拼杀，他利用金军骄横，在采石重创金兵，金军锐气顿挫，兵败如山倒，人心惶惶，思乡心切。完颜亮恼羞成怒，竟下令凡有“士兵逃亡的杀将领，将领逃亡的杀死主将”。金军哗变，由兵部尚书带领射杀了残暴的完颜亮，结束了他长达十五年的统治。此后金世宗完颜雍于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开始铸“大定通宝”钱。《金史·食货志》记载：“大定十八年，代州立钱监铸钱，所铸之钱斑驳黑涩，不可用，更令工部、吏部官员监钱，再出钱，钱文‘大定通宝’，钱文肉好，又胜于正隆之制。”现在传世的大定通宝钱，制作精美，就是这个原因。金章宗完颜璟于泰和四年（南宋嘉定四年）铸行“泰和重宝”“泰和通宝”。此外，金卫绍王铸有“崇庆元宝”“崇庆通宝”“至宁元宝”，金宣宗铸有“贞祐通宝”等。《金史·食货志》记载，金章宗完颜璟承安十年十二月改铸银，名“承安宝货”，每银一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现钱用。关于这种承安宝货的形制如何，曾是中国货币史上长期悬而未解的谜。很多的钱币书刊载都有一种铜质方孔圆钱“承安宝货”。但有人认为是伪作，因为史志上提到的是“铸银”而不是铜钱。但一直不见实物，又无法确定。1981年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在一次清库时，发现四枚兑上来的银锭上有“承安宝货”字样，但由于来历不清，仍让专家们怀疑。直到1985年，在黑龙江省阿城县（金代故都上京会宁府所在地）杨柳乡发现了第五枚“承安宝货”，这一枚是一位农妇在山上挖土豆时发现的。这两次发现的银锭一模一样，这就印证了此前发现的“承安宝货”，这两次发现在钱币界具有重大意义。在金代以前，白银作为货币，一直是作为称量货币，而金代这种一至十五两的银锭，标明了币值，取代了称量和碎银的麻烦，在中国货币史上有其重要地位。

承安宝货（银锭）

金代使用纸币，在其货币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纸币的印造比铜钱铸造还早，所以金代纸币在纸币发展史上也有较大影响，但是到了金末纸币的滥用也加速了金的灭亡。金宣宗被蒙古大军打到汴京后内外交困，财政开支大增。面对这种局面，金的统治者不是想着发展生产去解决，而是通过印制大额交钞（交钞是金代纸钞的概称，金海陵王贞元二年发行，成为通用纸币，与铜钱并用，交钞原以十年为限，后来不限年月，可以旧换新），或更换新钞的办法，把财政危机的恶果转嫁给平民百姓，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致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金宣宗统治的十年间，纸币急剧贬值，近于废纸。贞祐二年，开始增发二十贯到一百贯大钞，然后又发行了二百到一千贯的大钞。贞祐三年，又开始更换新钞，每贯已贬值到几千文钱，社会经济已呈崩溃之势。《金史·食货志》记载：“小民得钱则珍藏，而券则弃用之，唯恐破裂而至于废也。”民间交易已改用银等，纸钞已被废弃。而金朝也随着经济的崩溃而加速了灭亡的脚步。

由于中国货币文化历史悠久，对东方货币文化亦有较大的影响，尤其邻近的国家和地区，诸如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爪哇及东南亚地区，不仅铸造自己的汉文钱，还仿铸中国历史的某些年号钱，并且从形制、币材等方面亦与中国钱币雷同。这样就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东方货币文化体系。

以历史古钱币为内涵的中国货币文化，它不仅反映出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及铸造技术进程，从以钱文为主的古钱币，还反映出中国文字和书法艺术的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