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信应对境外媒体

第三节　开放型策略：以自信应对境外媒体

正如加拿大《世界日报》多伦多分社社长丁侃在2005年第三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上所说：“25年前，对中国来说是‘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No news is good news），因为那时候的中国新闻多是负面，没有新闻反而好。”^[10]

因此长期以来，“大事化小”、“捂盖子”，是我们在应对境外媒体时的基本操作习惯。这种做法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是，通过限制信息的传播和扩散来减小事件的影响范围和程度。

但是现在，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不仅密集，甚至还存在夸大中国实力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捂盖子”的操作习惯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表示，官员在互联网时代还试图“捂”住真相，无异于掩耳盗铃，“是比较天真的一种愿望”。^[11]

虽然奥运之后从理念到制度上，“开放”式的策略取代了“捂盖子”的封闭式传播策略，但或许由于习惯使然，也或许是担心以“开放”策略公开信息后，可能会使一些西方媒体出现更多对华负面报道或不实报道，因此我们的政府官员在面对具体问题时，有时仍然表现得过于紧张，谨慎不决。而这样做的结果，不管是对社会的管理，还是对国际舆论的管理都是不利的，并且可能会使很多事情变得更为复杂。

一、端正心态，学会接受批评

“捂盖子”、“大事化小”，只要正面报道，拒绝批评、质疑和指责，其根本的原因在于自身心态的不够自信。前荷兰驻华大使闻岱博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曾说：“对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和经济崛起的另一个后果，是国人必须习惯接受各种眼光的挑剔和评判。有人会视中国为威胁，有人会对中国迅速上升的能源和原材料需求大惊小怪。这是开放的必然结果。中国已经与世界经济水乳交融，有交流就会有碰撞和矛盾。”^[12]

因此，学会接受评判和挑剔，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各种不同的声音，并接受善意的批评与意见，是我们的政府首先应该具有的基本胸襟和心态。正如国内外许多学者指出的，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遭到的批评也越多，批评中国正在成为一种时髦。要消除这些误读，仅仅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可能还不够，中国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迎接世界的质疑甚至敌意。

“俄罗斯之声”的编辑瓦罗佳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麻烦。美国和法国总统不也到处遭遇抗议吗？中国正在腾飞，历史上中国曾是文明大国，但近代的衰落让它忘记了如何做大国。大国就应该有大国的气度，要坦然地面对各种批评和赞誉。一个大国，绝不可能指望只在掌声中前进，它只能在别人挑剔声中走自己的路。”^[13]

一味地期待别人的掌声，而拒绝挑剔与批评，既不现实，同时也是不成熟的表现。但目前的中国，似乎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去面对各种“品头论足、指手画脚、说长道短”。

在我国具体的政府涉外工作中，由于政府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一些政府官员出于怕说错话、怕犯错、怕承担责任的心理，往往对境外媒体的采访存在一定的惧怯情绪，不愿也不敢主动配合境外媒体的采访。

针对这种情况，在政策与管理上，政府应给予各级官员尤其是基层干部更加宽松的环境，鼓励其发言。对外国记者不要躲避，要敢于接受采访，并对各种问题予以回答。如果在采访中出现差错，该对外澄清的一定要公开澄清。

二、及时公开，引导媒体报道基调

谣言止于公开。在政府信息公开已经法定的时代，不管发生了什么、不管掌握了多少，政府都要及时站出来面对媒体和公众，否则往往会使自身陷于被动地位。

目前，中国还缺少积极应对国外媒体的经验，往往是在事发后才被动地采取应对措施。以2007年《纽约时报》对中国牙膏质量的报道为例，当时两个负责调查的记者在调查了巴拿马“毒牙膏”的危害和源头后，希望与中国相关机构联系核实，但是却被委婉地拒绝了。这些过程最终都出现在《纽约时报》的一篇头版报道中。一星期后，同样是这两个记者，发布了极尽夸张煽动之词的“中国毒牙膏惊现迈阿密市场”的恶性负面报道。其他媒体进而纷纷跟进，追查本地商场是否有中国产的“毒牙膏”，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这不仅对中国出口产品和厂家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伤害，而且对整个中国的品牌和中国国家形象，也造成了持久的损害。^[14]

在这一事件当中，中国相关机构拒绝媒体采访，未能及时注意与有效引导境外记者有关中国牙膏质量问题的质疑，是导致事件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虽说如果当时中国相关机构配合了《纽约时报》的采访，并不一定就能避免遭到攻击，但拒绝的结果却是使事态更趋糟糕。

因此，在大政策清晰的情况下，对外传播应采取授权制，若要第一时间公布信息，便不宜层层报批。消息发布层层报批是行政体系运作角色不清晰、官员免责弊端的体现，对外传播的时机就是这样丧失的。如果谁也不敢负责，谁也不用负责，最后就只好层层上报给最高领导层，但最终决策人没有现场感，对事情来龙去脉不一定完全清楚。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带来消极负面影响。^[15]

比如，长期以来“捂盖子”、“大事化小”的做法，导致了国外媒体对中国政府的言论习惯性地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正如中国体育方面的专家苏珊·布劳内尔在其出版的《北京奥运：奥运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一书中说，西方记者总以为中国对许多事都保密，并把这视为他们作出各种结论的借口。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及媒体所发布的信息往往不被国外媒体所直接引用，从而使对外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除了及时主动地公开信息、引导报道基调外，随着事态发展，信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面对不断变化的信息，如何把握和引导媒体，也是需要我们认真应对的问题。

2008年青岛浒苔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案例。在该事件发生之后，很多西方媒体的记者到青岛进行跟踪报道，担心青岛是否能够顺利举行奥运帆船比赛。在处理这一突发事件时，青岛市政府主动约请英国华誉传媒的高级专家，对此有的放矢地采取了开放和主动的媒体应对策略。

比如，政府每天向国内外媒体通报事件最新消息，降低媒体胡乱猜测的可能，缓和他们因无法获得相关信息而产生的情绪；每周组织一次记者采访团，安排他们现场参观清理浒苔的工作；创造记者与相关专家和政府官员一对一的采访机会，请他们讲述在处理浒苔事件中的亲身经历；编制提供浒苔事件相关资讯包，向记者提供一系列背景材料，等等。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应对举措，政府获得了境外媒体的信任与认可，从而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16]

因此，在第一时间主动公开信息、引导舆论基调的基础之上，根据信息的实时变动，及时追踪、了解、掌握事件发展，通过对外不断进行信息的及时更新与补充，才能更好地以准确全面的信息引导媒体报道。

三、真实公开，确保信息的客观真实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在面对媒体时，基本上都采取了“及时主动”公开信息的原则，以掌握传播主动权、引导舆论方向。但是在具体实施和执行过程中，有时忽略了确保信息真实、客观和可信的重要性。谎报、瞒报的结果往往比不报的结果更加糟糕。

以邓玉娇案为例。在事件爆发初期，客观地说巴东政府方对待媒体采访的态度还是比较开放的：5月12日、5月18日，巴东警方曾先后发布案情通报；野三关镇甚至把邓贵大3人的档案资料调出来给记者；巴东县公安局副局长宋俊曾多次接受媒体采访，局长杨立勇也曾接受媒体专访，详细分析案情。

然而是什么引起了网民对该事件的广泛关注与舆论哗然？在此案中，警方有四方面的行为成为邓玉娇案演变的重要原因：

1.起初的案情通报里，只提3人到梦幻城消费，刻意淡化其行为的前因。直到纪委做出对黄德智、邓中佳的处分决定，公众才得知是接受了福成矿业的“吃请”了，而不是简单的“酒后陪他人消费”。

2.隐瞒4000元的来源。邓贵大作为一名一个月只有1000多元工资的公务员，拿这么多钱去娱乐场所于情理不合。

3.对黄德智“放任自流”，不加控制。后来公众意识到黄存在问题时，警方已经非常被动。

4.否认第二次案情通报。

正是这四方面的行为引发了网络舆论广泛质疑。^[17]似是而非，看似公开，实则模糊的信息公开，不仅没有起到引导舆论、平息事件的效果，反而让事情越演越烈，直接影响政府形象与信誉。

由此我们看到，仅有主动公开信息的意识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在具体的贯彻实施程中，要真正做到信息的客观准确，不能为了某些其他目的，而故意模糊信息。然而在实际的贯彻实施过程中，出于习惯，地方政府官员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一方面总想要“澄清”政府形象，另一方面又想要“息事宁人”，平衡各利益。由于过多的考虑及利益的协调，在面对媒体时，不能将真实、公开的原则贯彻落实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