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用于权力研究的方式

将中庸实践思维体系的构念图（杨中芳,2009）与西方关于权力的社会认知研究及前文总结的权力研究的核心问题进行对照分析。首先，权力差异可以作为中庸实践思维天然的个体差异来源。其次，中庸实践思维体系的各个层面都可以用来表征权力大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心理与行为。

6.3.3.1　权力差异作为中庸实践思维天然的个体差异来源

中庸实践思维着眼于东西方不同思维方式的研究，认为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体现了东西方在文化上质的差异。如果说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普遍具有中庸的思维方式，那么，“在中国人中间，会不会也有相似的个别差异？”（杨中芳,2008）这是中庸实践思维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之一。比如，中庸思维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学习和历练形成的，因此，年龄越大，社会经验越丰富的人，其使用中庸思维的程度也应越高。我们认为，权力差异是中庸实践思维个体差异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因为，在大我和小我之间进行权衡，处理好群己关系，是中庸实践思维最主要的运用场景之一。而与权力小的人相比，权力大的人往往居于高位，掌控的资源较多，其行为对他人和群体的影响更大。所以，中庸实践思维对于权力大的人来说更重要，表现得更明显，使用得更频繁。相反，如果一个权力大的人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没有或者不能很好地运用中庸实践思维，那么他的工作做得一定不好，社会适应一定较差。很多关于华人领导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研究发现，个人品德及对人际关系的恰当处理是评价华人领导工作绩效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例如，郑伯壎,黄敏萍,2005; 凌文铨等,1991）。

因此，中庸用于权力研究的一个基本思路是，权力大的人比权力小的人运用更多的中庸思维。同样，反过来，将权力差异作为考察中庸实践思维个体差异的一个方面，也可以为中庸实践思维这一构念的效度进行验证。不过，根据前文对西方学者权力研究的总结分析，将中庸用于权力研究要注意几个问题：①问责（实际的或潜在的）是权力产生责任的前提条件，必须将权力置于社会情境之中。②权力及其后果应具有社会含义，应给予被试面对社会事件反省的空间，仅使用启动和无意义刺激是不够的。③大学生由于年龄和经验的局限，未必适合用来研究中庸实践思维的被试，应结合社会被试来研究。可见，中庸用于权力研究，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也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

6.3.3.2　中庸用于权力研究的框架

结合西方的社会认知研究，将中庸用于权力研究，我们提出以下研究框架。如图6.2所示，在问责（或具有责任意识）条件下，权力激发个体的大我思考，进而产生为他人和集体利益着想的一套中庸思维及行为系统，如换位思考、大局思维、注重后果、先天下忧、助人动机、合作行为、自我控制，而不是西方学者认为的自我扩展的接近行为系统，如自我中心、注重目标、积极情绪（先天下乐）、利己动机、竞争行为、自我扩张的非约束行为。

图6.2　权力的研究框架

（1）问责对权力使用的影响

西方社会心理学受个人主义文化及社会认知研究范式的影响，忽视“问责”对个体行为影响的重要性（Tetlock,2002; 韦庆旺,2009）。最近，Gelfand等人（2006）在以往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如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划分），提出了一种“文化紧严－松宽的多水平理论”（a multilevel theory of cultural tightness-looseness）。“文化紧严－松宽”指某一文化中社会规范的强度（广泛性和清晰度）和社会对不符合规范行为进行制裁的强度。该理论整合了问责和跨文化比较两方面的研究，以问责的多少来区分“紧严－松宽”不同的文化，问责多的文化紧严（社会规范的监督和监控较多），问责少的文化松宽（社会规范的监督和监控较少）。按照这一理论，中国文化属于紧严的文化，不仅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常常处于被问责的情境，而且问责已经作为文化心理，积淀到个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把中庸实践思维看作问责的一个结果。因此，以中庸实践思维指导权力研究，首要的是考察问责对权力使用的影响。我们假设，在问责的条件下，权力大的人将唤起大我思考，产生一系列为他人和集体利益考虑的中庸思维。当然，问责不仅是一种情境设置，也可以是个体内心的一种责任意识。

（2）权力对思维方式的影响

权力产生刻板印象、自动化认知和抽象认知，这是西方研究的发现。站在中庸的角度，权力产生大局思维。表面上看，刻板印象和抽象认知都具有整合的含义，但更强调在知识论意义上对语词和事物特征进行概念上的抽象和归类，而大局思维主要是指对社会事件中不同人及情境要求等诸多因素进行周全考虑和衡量，不可化约为一般的逻辑抽象思维。对于权力产生的认知是否需要花费认知努力这一点，中庸思维认为权力引起的认知是反省式的，不仅需要花费认知的努力，而且是一种更高层面的元认知。这与西方学者对权力引起的认知是自动化还是控制性的争论有本质的不同。此外，权力产生观点采择（换位思考）是权力的中庸观对权力影响认知的另一个推论，这与西方学者认为权力大的人更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是不同的。

（3）权力与目标的关系

权力究竟产生与个体目标及人格特质一致的行为，还是产生与情境要求一致的行为？在中庸思维来看，这不是重点。如果说权力产生与目标一致的行为，那么权力的目标也不是个体满足自我内在需要的目标，而是以将他人及情境要求考虑在内的和谐为最终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权力大的人考虑的不是实现个体的目标，而是考虑行为的后果。

（4）权力与情绪表达及自我控制的关系

西方学者认为，权力大的人倾向于表达情绪，并且他们的情绪通常比较积极。同时，权力大的人较少对自我进行控制，他们总是表现出更多的接近、冒险等自我扩张行为。相反，以中庸思维观之，权力大的人由于考虑的是大局和整体，并且多反省，因此，他们的情绪表达将较少（即使表达也是将其作为一种工具来达到和谐的目的），较不真实，他们对自我也会实行较多的自我控制，以更谨慎、更稳妥地将事情处理好。

（5）权力对冲突解决及人际互动的影响

大量的西方研究发现，权力大的人在冲突解决中多采取利己的竞争行为，最终获得比别人更多的利益。权力的中庸观认为，在问责的条件下，权力大的人运用大我思考，能够考虑到他人的利益，因此也具有助人动机，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

以上权力研究的5个方面，是与目前西方研究最密切相关的部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揭示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与西方的研究进行对话，并弥补西方研究的不足。除此之外，中庸实践思维体系中的其他层面，如在个别事件处理中以退为进的执行方式，事后反思中对过与不及的反省，等等，也可以进一步放到权力研究中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