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认知心理学的问题和困境

西方关于权力的社会认知研究，向我们描绘了一幅权力如何塑造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的丰富图画。从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来看，不同的人仅仅由于权力的不同，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过程也不同。我们知道，中庸实践思维也是探讨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过程的。如果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在运用中庸实践思维时，存在个体差异，那么权力的不同就是个体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不同的权力引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过程和中庸实践思维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研究范式和理论预设的层面分析西方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整体存在的问题。

Tetlock（2002）从元理论的角度分析了西方社会认知研究对人的两种隐喻，即直觉的科学人（或直觉的心理学家）和直觉的经济人。直觉的科学人追求在认知上把握环境的因果结构，关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知觉者是什么样的，他们在认识行为原因过程中表现如何，在形成假设，根据证据检验假设，以及遇到与假设相反的证据放弃假设等方面都做得怎么样。直觉的经济人生活的首要目标是实现主观期望效用（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的最大化,关注人们作为直觉的经济人是否在理性上是有效的。Tetlock（2002）认为基于这两种隐喻的社会认知主导的西方社会心理学过于重视隔离状态下个体内部的认知过程，忽视了行为发生的社会背景。因此，当人格与情境、自我与他人（社会），以及情绪与理智发生矛盾时，西方社会心理学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困境（杨中芳,2008）。

相反，中庸实践思维正是试图超越西方社会心理学的这一困境，将个体放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中，考察其行动的意义。这样的思路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

“（1）把当事人与其所处的生活场景（包括其中涉及的其他人）看成一个单位、放在一起思考；（2）全面审视当事人在做行动选择时所涉及的众多及多重互动因素，包括自身内心感知的表达欲望，以及想与外界相关他人融洽相处等等推力；（3）探研其对可行的行动与其后果之间关联的感知与预测，以及寻求会有最佳效果之行动方案的考量；（4）追查及事后检讨及修正自身行动的反省过程。（杨中芳,2008,p.437）”

用这一中庸实践思维框架所得的社会心理学知识，必然与西方社会心理学不同。

根据以上的对比分析，回过头来看西方关于权力的社会认知研究，存在两大方面的问题。首先，由于不同研究者对社会情境的考虑程度不同，因此在西方学者内部，对权力的认识存在争议。例如，权力产生对他人的刻板印象，还是产生对他人更清楚正确的认识？权力产生的认知是自动化的还是更深思熟虑的？权力大的人更多做出目标一致行为还是更受情境限制？等等。其次，用中庸实践思维来审视西方权力的研究，可以看到，它受到个人主义文化的局限，其内部的争议自己无法解决。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对“权力”的概念加以重新界定和认识，才能走出西方研究面临的困境。下面就这些问题逐一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