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回面临的共同使命及回回“现实代”出现

回回面临的共同使命及回回“现实代”出现

“现实代”是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一个范畴，是指因社会的变迁而使得同时代社会成员的实际联系增强，使处于特定代位置的社会群体对社会变迁作出了强烈和一致的反应，从而使具有共同命运或参与共同命运社会群体的出现。曼海姆指出:“我们所称的现实代仅用来表示在代的成员之间的实际联系，这种联系的存在是因为他们共同受到动态变迁过程的社会和思想表征的影响。现实代的内涵比仅处于同一历史和文化区域要多，还需要更具体的联系来构成现实代。这种额外的联系被描述为对历史和社会单位共同命运的参与。……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节奏越快，处于特定代位置的群体越有可能通过产生其自身的实体而对此变迁环境作出反应。”[68]经过唐宋至明代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在中国的长期发展，到了明代中叶前后，回回已经有了固定的居所和可以依着的土地，回回同汉人等群体一样能够在中华大地从事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等经济活动，回回同汉人一样将汉语作为通用的语言并同样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也就是说，回回已不再像唐宋来华穆斯林仅仅停留于“蕃客”身份了，而已成为中华大家庭的一员了。与此同时，明王朝也加速了对回回“汉化”的历史进程，也正因为如此，回回固有的伊斯兰文化传统也因此面临生存的巨大挑战。因此，回回因社会变迁而引起的身份和地位的这一转变，使得回回面临改变伊斯兰教的生存困境和积极融入中国主流社会的共同使命。这一共同使命的出现，为回儒思想的形成和推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正如曼海姆在论述知识分子思想的形成和大众对公认思想模式的认同所指出的那样:“团体成员摆脱其社会地位(提升至较高的阶级或移民等)，整个团体的存在基础连同其传统规范与制度一起转变;在同一社会中，两个或不只两个受社会决定的诠释模式相冲突，而且在相互批判中，使得彼此更加清晰，并且彼此参照，建立观点。结果，经由发现相对立的思想模式概要，就在所有可能不同的立场中，形成了超然的观点，而后又成为公认的思想模式。”[69]

一、回回的历史境遇

明代，回回已改变了唐宋时期的“蕃客”身份，以“中夏之人”的身份在华夏大地生息繁衍并参与国家治理。回回这一身份的转变赋予了回回融入中国主流社会和保存回回本色的双重使命，如何很好地协调二者的关系成为了回回面临的共同任务。

明开国之初，最高统治者就开始将回回和伊斯兰教的活动限制在“敬天事上，益孝忠诚”上，要求回回服从明朝皇帝，对明朝皇帝效忠，并要求伊斯兰教职人员加以引导和劝化。明王朝除了用行政手段强制培养回回的“忠君爱国”的国家意识外，还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改变回回的部分风俗习惯。如前所述，明王朝用行政手段“阻止穆斯林自相嫁娶”、“禁止穆斯林胡语、胡服、胡姓”等。面对明王朝用中国传统的“忠君、孝亲”的伦理规范来强制规范回回伦理行为之时，回回群体就面临着在不与“认主独一”的伊斯兰最高信仰和封建帝王旨意相冲突的前提下如何协调“顺主”“忠君”“孝亲”关系的历史使命。面对明王朝对回回部分风俗习惯用行政手段强制予以改变时，回回面临着如何在对王朝的全局适应中保留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的艰难抉择。(www.guayunfan.com)二、伊斯兰教的生存困境

明代，由于明王朝“汉化”政策的推行，汉语已取代阿拉伯语、波斯语成为回回的通用语言以及回回的伊斯兰教育还主要靠“父传子受”的家庭教育来完成等原因，使明代伊斯兰教面临巨大的生存困境。

一是精通伊斯兰教教义教理的经师和传入国内的伊斯兰教的经籍大量减少。明朝中叶之后，由于明王朝采取了“片板不许下海”的锁国政策，西北陆路交通也因故关闭(闭关绝贡)，这样就使得无论把外国穆斯林学者请进来，还是把中国穆斯林派出去都遇到了极大困难，这就使得精通伊斯兰教义理的掌教人员普遍缺乏，经籍的传入存在困难。清代著名经师赵灿讲到:“初，吾教自唐迄明，遂有经籍传入兹土，而其理艺难传，旨义难悉，故世代无一二精通教理之掌教，以致多人沦落迷途，漫漫长夜而甘醉梦之不觉也。”[70]据“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载，当时伊斯兰教的状况是“吾教之流于中国者，远处东极，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71]

二是由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逐渐被淡忘，对经典能诵而不能讲，不解真义、甚至曲解伊斯兰教意旨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福建泉州《丁氏谱牒》“祖教”篇记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事说:“诵清(真)经，仿所传夷(阿拉伯)音，人即不解文义，亦不求其晓，凶吉皆用之。……夏(衍)稚年习见如此。”[72]据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浙江《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载:“真教之入中国，不详所自始，世鲜有通其说者;而习其说者，复不能自通。第以肤浅鄙理之见文之，故寝以失其初意，而承讹袭并，真派之埋且久矣。”[73]康熙四十九年谷旦江夏眷教弟定成隆在给刘智《天方典礼》的跋中表达了同样的感受:“故服习其间者，止知我为教中人，至教之所以为教究懵懵焉，而莫得其指归，即娴熟经典，亦不过记述讽诵而已。间有稍通教律，时亦讲论，又多曲为臆说，骇人听闻，不知者遂奉为典型，彼亦自以为是，而不知返于是，以讹传讹，真有不可使闻于邻国者，其意亦未尝不欲阐扬其教也，然而远于教也更甚”。[74]另据《清真指南》卷一记载清康熙年间事说:“康熙十八年己未，皇上狩于蠡城(今河北境内)，登清真阁，见架置天经，徘徊不忍去。诏寺人能讲者来，蠡人无有应诏者。二十一年秋，西域国臣以天经进，上谕礼部侍臣，即传京师内外，诏能讲者来。皇上登景山以待，时日将晡，次日欲幸五台，及诏至，乃教领之能诵而不能讲者。”[75]

三是因读儒书或入仕而不习伊斯兰教经典等原因，使伊斯兰教信仰“淡化”的现象逐步增多。据福建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载:“虽其先守教之家，今亦掉臂而叛去，此教之所以繇衰。”[76]另据马注《清真指南》记载:“子弟送入学堂，无拘清儒，若白练染绷，欲求复素，如移泰山。东土习儒为最，故好子弟多送读书，倘教门之家，尚存三分回辉气象。如无教门子弟，纯变为汉教矣。”[77]

四是回回生活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由于缺乏真才实学经师的引导，使部分回回面临着想诚信正教而又不知如何是好的窘境。据马注《清真指南·郁速馥传》载:“今吾教之人，杂于三教九流，百家诸子，若浮沉迟数，洪涩芤弦，杂于六经三部之中，而不使识者治之，殆无有日进教之人，失于指趋，南辕北辙，莫知所归。学者无真才而有妒心，首领为己而不为众，上不力行，下不率教，少凌长，贱犯贵，尊卑躐等，亲疏失次，顽惰之民，不儒不回，习为伪业，以伤风化，此不祥之道也。”[78]

五是由于精通伊斯兰教义哲理的经师匮乏以及缺少教外人士能够读懂的汉文译著等原因，使得伊斯兰教与教外人士沟通缺乏，使教外人士对伊斯兰教的猜忌和误解时有发生。据明万历三十年(1602)浙江《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卑鄙者流，墨守其师说，一而弗轨于理;第于饮食起居，纤细琐屑之末，排异教如寇仇，争是非如聚讼。”[79]另据东阳俞楷陈芳氏撰“天方性理图说·序”言:“然其学，入中国千有余年。历代圣王，凡大一统之盛者，皆已详译其书。而无如其国人皆真诚朴呐，不欲立言以自广。或有之，则又聱牙佶屈不能通中国之典，畅彼此之怀也。”[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