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历史

发源于云贵高原的珠江，滔滔江水穿越无数峡谷奔腾入岭南，流经粤中腹地时，有大山屹峙其中，名曰西樵，于是江水环山南北东流而去，水流夹着有一片绿洲，宛如镶嵌在珠江三角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其中有江河东西贯通、蜿蜒若游龙者名曰龙江，有山峦盘垣起伏者名曰龙山。两地紧靠，史称“两龙”。今天的龙江镇，除了“两龙”以外，还包括了古代甘竹堡辖地。

龙江成村不迟于汉代，村址位于龙江之首，故曰龙首。村人除古粤人的后裔外，还有因逃避战乱南迁成为“与粤杂处”的中原人。由于龙江有着独特的水道交通条件，往来于番禺（广州）与苍梧（广西梧州）的艚船可以停泊龙江，龙江较早就融入了中原文明。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龙江地处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光照充足，温暖湿润，对农业生产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龙江自古以来水道纵横，河冲交错，特有的水乡环境决定了龙江经济发展与农耕文化的特征。

有汉以来，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和“金田铁器”不断影响和渗入岭南，当时的先民已从传统的渔猎经济向农耕生产过渡，他们在山坡上挖垌开田，种植农作物。到了唐代，龙江除了有垌田之外，还有“潮田”的种植，以果菜和粮食种植为主体的农业经济也初成规模。

汉晋以降的近千年来，北方边患日趋严重，战火不断，最后北宋被金所灭，宋室南渡，建都临安。为了逃避战火的洗劫和蹂躏，无数随宋室南渡的军民迁徙岭南，暂止于保昌。南宋朝廷为了安置徙民，决定对珠江三角洲实行全面开发。一批批优秀的中原农耕男女由官府接引落藉后，成为开发珠江三角洲的一支生力军。珠江三角洲在朝廷和地方官府支持下，广筑堤围，兴修水利。当时，两龙在九江、沙头、西樵等地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成功地修筑了著名的“樵桑园围”。先民门结合堤围修筑，“挖洼为塘、叠土成基”，以基六塘四的比例，实行“基种桑，塘蓄鱼，蚕矢饲鱼”，塘泥又作为机肥育桑的良性生态循环方式，使种桑、养鱼、育蚕三者在生产上紧密联系，互相促进，全面发展，从而创造了桑基鱼塘这一科学的农耕方式。可以说，珠江三角洲农业生产发展有史以来最显著的成就之一，就是经过不断改造而成的桑基鱼塘和果基鱼塘经营格局。

明中叶以后，岭南已发展成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其规模超越江苏的扬州及福建的泉州，接着葡萄牙人入占澳门，开通了新的海上丝绸之路，蚕丝出口急增，丝价上扬。龙江、龙山、甘竹首先把握机遇，掀起了大规模的基塘开发和改造高潮。

同一时期，龙江民间的家族组织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一种以封建道德为标准的宗法制度的形成与完善，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整合的同时，也起到了维护地方稳定的作用。再者，在开拓土地方面，宗族组织有能力分派和发动本族男丁去对洼地进行改造，也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承担开发的风险。开发而成的基塘成为宗族产业，这些宗族产业以租赁形式分租，所得收入又再去开发新的洼地。如此不断地扩大和积累宗族物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开拓动力。应该说，在龙江桑基鱼塘的成功开发和荒废土地的高效利用方面，强大的宗族力量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经过不断地开拓荒地、扩大耕种面积、弃果种桑，龙江率先成为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专业性生产区域，出现了“民舍外皆为塘，乡无耕稼”的现象。鼎盛时，龙江有机器缫丝厂30多家，丝织厂10多家，成为全省蚕丝业和丝织业的重要生产基地。随着生产经验和技术的不断总结、不断积累、不断进步，产品质量得到不断的提高。当时龙江丝织品“玉阶”和“柳叶”两个品牌被列为朝廷的贡品，其质量连生产蚕丝历史久远的苏杭“皆不及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国际市场丝价再次攀升，丝蚕业进入了巅峰时期，曾一度出现“一船蚕丝去，一船白银归”的繁荣景象。

妇女们在摘取蚕茧

另一方面，桑基鱼塘的经营包含了手工业、商业贸易等经济成分，在推进地域性专业化、集约化和商品化的经营过程中，不但哺育了龙江人的多元价值取向和浓厚的经商意识，同时也哺育了大批闯南走北的两龙商贾，成为了当年粤商的重要一脉，为以后龙江商品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取得优越的经济条件后，南移人不忘宗祖，广建祠堂（鼎盛时龙江有祠堂近1000间），同时修桥铺路，建文塔、筑苑囿、修豪宅。这些建筑体现了明清建筑精湛的工艺水平，成为了岭南建筑文化的一朵奇葩，使龙江从原始的水乡风貌向典雅的水乡集市风貌迈出了一大步。在自然环境的映衬下，龙江历史上就出现过龙江八景、龙山八景、甘竹八景的自然人文景观。

经济兴而文风盛。明清时期，佛、道两教在龙江的发展也进入了成熟阶段，寺庙、庵堂分布于两龙各地。此外，在既有中原文化传统，又有古越遗风的影响下，经过整合发展而成的赛龙舟、唱南音、唱龙舟、观音开库、庙会、演戏、自梳女及节日、婚嫁、饮食等习俗也逐步形成。

20世纪80年代，全国首届“屈原杯”龙舟赛在龙江举行

唐宋以来，不少官绅富户入籍龙江后，建社学、兴教育。随着龙江的经济崛起，不少宗族为了使子侄读书成材，在乡村大力普及一系列的奖学、助学机制。书院、义学、书塾就在此时频频面世，培养了一批批先贤俊彦。据史志记载，龙江、龙山、甘竹三地开村以来荣登状元、进士者凡一百多人、举人四百多人。

一千年来，龙江哺育过不少优秀的文化人、政治家、教育家、民族工业家，他们在历史上为民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由于受封建社会的制约，龙江的经济结构明显带有被动性和脆弱性。明清两代及至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堤围缺乏合理的加固和管理，时有崩溃，基塘民居尽为泽国。加上政局经常动荡，匪盗猖獗，群众生命财产无法得到保障，种种社会因素也成为了历史上龙江发展的阻力。

20世纪30年代沦陷时期，在日寇蹂躏下的龙江，经济、文化受到了严重摧残。由于龙江当时没有生产粮食，饥馑特别严重，不少人卖儿卖女，妻离子散，甚至因缺食外逃、饿殍街头。

新中国成立后，龙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铲除积弊，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关系，积极兴修水利，有效地控制水患，创造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环境，在经济发展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龙江人民紧握机遇，积极发展市场经济，发扬“纳四海之新风”的传统，树立“工业立镇”基本方针，实行内联外引，引进人才、资金、设备、技术，以发展工业为主导，推进其他产业全面发展。

进入21世纪以后，龙江在文化教育、三大产业集约、城市化浪潮等方面都迈进了现代化、信息化的新里程。

龙江与过去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水电、能源、交通、通信措施日臻完善，城乡建设也取得瞩目的成就，一批医院、学校、幼儿园、文体中心、公园、广场等福利设施平地崛起。

20世纪90年代末，龙江镇的国道两侧改建成现代经济走廊

龙江的历史，是一部贯通着开放、包容、创新、务实的历史。一代代龙江人，经历了漫长的生产实践和文化融合，培育出一种逐利与务本的实用价值观念，一种敢为人先、不断创新、不断开拓的创业精神，这些都推动着龙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