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的历史发展

如果我们把先秦两汉看作是茶的探索期，那么，茶的起源应当从魏晋南北朝始，至唐代陆羽《茶经》既出，则标志着茶事之兴，茗饮之盛，已达到较为普及的阶段。唐德宗始兴茶税，南唐时设立茶官，宋代是茶事发展的崭新阶段，上至皇帝，下及百官文人雅士，无不“雅尚相推，从事茗饮”，宋徽宗作《大观茶论》，称近世“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自唐以下，即有茶马之政，即以官茶换取北方之马，史称“以马易茶”“大为边助”。宋神宗在青海、甘肃、四川、西藏等地行茶马法，明洪武间置茶课司，特设茶马司。清代延续其政。

正如魏了翁所言，“古者賔客相敬之礼，自享燕食饮之外，有间食、有稍事……有六清以致饮、有瓠叶以尝酒、有□蓄以御冬……见于《礼》见于《诗》则有挟菜副□烹葵叔苴之等，雄葱芥韮、蓼堇枌滫、瀡深蒲菭筍无不备也，而独无所谓茶者，徒以时異事殊，字亦差误。”所以前代记载茶事均极少。张淏《云谷杂记》有云：“饮茶不知起于何时，欧阳公《集古录跋》云茶之见前史，盖自魏晉以来有之。”^[17]当然，魏晋以前也非绝无，如《晏子春秋》载“婴相齐景公，时食脫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汉王褒《僮约》，有前云“炰鼈烹荼”，后云“阳武买荼”之载。三国时吴主孙晧毎飨宴无不竟日，大臣韦曜不能饮，或密赐茶荈以当酒。从这些零星的记载可知，当时虽知饮茶，亦仅少数人为之，远未若后世之盛。所以，比陆羽略晚的裴汶也著《茶述》，谓“茶起于东晉，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

唐代是中国饮茶史上一个创造性的时代。其标志有三，一是历史上第一部《茶经》出现，天下益知饮茶，遂至尚茶成风；二是形成了茶肆茶铺等市场，并与北方游牧民族茶马交换；三是国家初步形成茶法茶政，征收茶税。《唐书·陆羽传》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畧、之图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陆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复州竟陵人。他一生跑遍了江南各地，于德宗贞元初（公元785—786）从江南太湖之滨来到信州上饶隐居。之后不久，即在城西北建宅凿泉，种植茶园。《广信府志》载“陆鸿渐宅在府城西北茶山广教寺。昔唐陆羽尝居此，号东冈子。刺史姚骥尝诣所居。凿沼为溟之状，积石为嵩华之形。隐士沈洪乔葺而居之。《图经》羽性嗜茶，环有茶园数亩，陆羽泉一勺为茶山寺。”因井水清澈，滋味鲜纯，素有盛誉。后人为纪念“茶神”陆羽开井品茗的功绩，遂命名为“陆羽泉”。

陆羽一生著述甚丰，而独《茶经》三篇，盛传于世，自此以后天下益知饮茶，遂成风气。如《膳夫经手录》云：“茶古不闻食之，……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又载当时人“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18]

茶马交换是指从唐代兴起的以茶换马贸易活动。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乾元元年，在蒙古的回纥地区驱马茶市，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先河。封演《封氏闻见记》谓：“（饮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蒙古人驱名马换茶，是出于生活的需要，而中国茶叶输人外蕃，亦开始于唐。蒙古人嗜好中国之茶与食肉的生活习俗有关。《宋史·职官志》云：“（宋哲宗）元符末，程元邵言，戎俗食肉饮酪，故茶而病于难得，专以蜀易上乘。”《明史·食货志》谓：“蕃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因此，从唐代开始，境内的茶叶便以马帮运至塞外，从而形成茶马古道。

德宗建中间，赵赞始兴茶稅，茶之法始讲。^[19]又《封氏闻见记》：“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太山灵巖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倣效，遂成风俗。起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色额甚多。”^[20]这些记载，说明茶禅结合也始于唐代，唐代饮茶风气之盛，于此可见一斑。

如果我们把唐代称作茶文化的自觉时代，那么，到了宋代，茶文化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级阶段和艺术化的新阶段。宋太祖赵匡胤就是嗜茶之士，他在宫廷设立茶事机关，用茶已分出等级。茶仪已成为礼制，赐茶成为皇宠仪节。在文人士大夫阶层，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及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干人社”等，文人品茶斗茶、写诗作画，并著《茶录》《品茶要录》《宣和北苑贡茶录》《东溪试茶录》等专著多部。在下层民众中，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邻里迁徙要“献茶”、宾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祭奠时要“点茶”。民间斗茶风起，形式高雅、情趣无限的斗茶，是宋人品茶艺术的集中体现，是以竞赛的形态品评茶质优劣的一种风俗。

宋徽宗著《大观茶论》，把饮茶品茗推向高雅的时尚，曰：“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锺山川之灵禀，袪襟涤滞，致清道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闲洁，韻髙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又于诸茶品中独推出建溪贡茶，谓“龙团、鳯饼，名冠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又称“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徳化，咸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故近嵗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可见，宋代茶风已进入上层社会，成为文人士大夫高雅的象征。

另一方面，社会需求的增加自然带来茶叶生产的发展，李日华《六研斋笔记》说，茶事于唐末未甚兴，不过幽人雅士手撷于荒园杂秽中，拔其精英，以荐灵爽，所以饶云露自然之味。至宋设茗纲，充天家玉食，士大夫益复贵之，民间服习寖广，以为不可缺之物，于是营植者拥溉孳粪，等于蔬蓛，而茶亦隤其品味矣。^[21]其实，营植者用农家肥料种植茶叶，并不会降低茶叶的品味。近世施用化肥，尤其施用农药，才带来茶品的下降。

宋代的茶马互市得到进一步完善，并形成定制，朝廷设置了“检举茶监司”，专门管理茶马交易事务。北宋初，内地以铜钱向羌胡少数民族购马，而羌胡则以卖马的铜钱铸造兵器，这必然威胁到宋朝边境的安全。因此，太平兴国八年，宋朝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物交换，为使边贸有序进行，专门设立茶马司，其职责“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在当时，茶马互市也是制约羌胡的一种重要方式。由于羌胡以游牧养殖为主，以肉食为生，因而对茶叶十分依赖，茶能解毒去病，可以消解油腻、有助消化。因此，茶叶的供给，就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他们的生活。所以，茶叶自宋以来不但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藏族之间的大宗经贸产品，而且也成为与藏族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物质手段。“茶马互市”对维护宋朝在西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起到重要作用，是两宋王朝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治边政策。其次，通过茶马贸易，还满足了两宋王朝对战马的需要，为朝廷巨额的军费开支开辟了有效途径。

元代疆域扩大，蒙古族入主中原，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元世祖至元六年始立茶场使司，十七年又置茶都转运司于江州，总江淮荆湖福建之税。十九年于江南官为置局，令客买引，然其法屡变。成宗元贞元年罢其税，元统元年江、浙、湖南、江西、湖、广皆复立茶转运使。

明代继续实行茶马交易政策。记载这一时期马政的，有杨时乔的《马政纪》十二卷。时乔字宜迁，号止庵，江西上饶人。嘉靖乙丑进士，官至吏部侍郎，諡端洁。“是书纪明一代马政，上起洪武元年，下至万厯二十三年，分十有二门：一曰戸马，二曰种马，三曰俵马，四曰寄养马，五曰折粮贡布盐纳赎战功等马，六曰兌马，七曰挤乳御用上陵出府并附给驿马，八曰库藏，九曰蠲恤，十曰政例，十一曰草塲，十二曰各边镇行太仆寺苑马寺茶马司马。于因革损益，各悉原委。马政莫详于明，亦莫弊于明。时乔目击其艰，身亲其事，故虽裒集案牍之文，而所言深中时病，其条理悉具。”^[22]

明制茶政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官茶间征课钞，商茶输课畧如盐制。初，太祖令商人于产茶地置茶纳钱请引，明朝规定茶商先向朝廷纳税，领取“引票”，凭引票来安化采购，按规定重量压成包，再运往西北销售，所以称之为“引茶”，又称官茶。而这时代产茶之地已经遍布江南，如南直隶之常、庐、池、徽、浙江之严、衢、绍，江西之南昌、广信、饶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广之武昌、荆州、长沙、宝庆四州。成都之重庆、嘉、定、夔、泸，皆盛产茶叶。明政府于这些地方设置茶局批验，所称较茶引不相当即为私茶。后复于诸产茶地设茶课司，定税额，其禁私茶之法自每年三月至九月，月遣行人四员，巡视河州、临洮、碉门、黎雅，往来旁午。至宣宗宣徳十年，乃定三月一遣。又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主以茶易马之政。又于成都诸处置茶仓，令商人纳米中茶。后至专遣御史巡察，竟与盐法同云。世宗嘉靖三年，御史陈讲以商茶低伪，悉征黒茶。地产有限，乃第茶为上中二品。^[23]

清代，尤其是乾隆以后，“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淡出，取而代之出现了“边茶贸易”制度。由于交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汉藏交流的增加，进入茶马古道沿线的商品已不止是茶叶。虽然藏族对茶叶的需求仍有增无减，但对其他产品如丝绸、布料、铁器以及生产生活资料等商品的需求也开始大幅度增加；而内地对藏区的皮革、黄金以及虫草、贝母等珍贵药材也有更大需求。于是，汉藏之间的贸易范围大为扩大，由“茶马古道”开辟的民间贸易更加繁荣。尤其到清咸丰间，地方马场奉命裁拆，各地军队所需马匹统归自购，官府设置的茶马交易随之中止，延续400余年的茶马互市交易自此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