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经济的区域生态化发展

3.3.2　具体因素

（1）区域内的经济状况。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格罗斯曼（Grossman）和克鲁格（Krueger）于1992年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在一国或地区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过程中，环境质量存在先恶化后改善的“U”形过程。当人均GDP达到5 000～10 000美元时，才能出现曲线转折点。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可以理解为经济发展水平在时间轴上的空间投影，因此，可以推出如下的结论：当地区人均GDP小于5 000～10 000美元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环境质量越低；当地区人均GDP大于5000～10000美元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环境质量越高，我们称之为环境质量“U”形分布规律。

当前中国各地区人均GDP均低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据以上理论可以推知中国总体上应呈现由东向西环境质量逐渐上升的分布规律。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区的资源环境支持能力明显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反，一般说来，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资源与环境的支持能力越低，资源环境的负荷越高。循环经济模式的目标可分解为经济效益目标和环境效益目标，而环境质量“U”字形分布规律正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质量关系在空间上的反映，因此，可以指导我们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2）地方政策、制度。地方政策、制度是区域发展模式创新的主导力量。当地政府对区域的控制力度和管理导向，对区域发展模式的选择和确立具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当地方政府希望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来增加财政收入，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时，就会采取多方面的有力措施，包括突破现有政策法规的框架，创新区域管理体制，制定经济激励机制，创造适应市场需要和经济发展的区域治理新模式。因此，现阶段地方政府是区域发展模式的设计者和实施主导者。

（3）区域内企业的支持力度。企业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力量，是循环经济实施的载体。不管是微观层次的循环经济还是宏观层次的循环经济，只有企业的管理者意识到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的严重性，调整发展思路，打破传统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管理理念，谋求在促进社会综合价值提高的基础上获得自己的利益，才能让循环经济真正落到实处。正如美国著名企业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曾说过：“利润是把工作做好所得到的副产品。”实施循环经济的企业必须把自己的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相统一，对资源利用、生态平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承担责任，对消费者的利益和员工的身心健康承担责任。

（4）区域内的资源状况。要因地制宜地选择基于循环经济的区域生态化发展模式，所谓因地制宜就是根据当地资源条件、气候条件、生产条件乃至生产和生活习惯条件来具体决定采用怎样的模式。资源条件包括自然资源，平原、山区、沙丘等地形、地貌、坡度、土层薄厚、土壤酸度不同或盐碱地、土壤肥力、水源有无等都是考虑的依据。广义地说，气候条件也是当地所拥有的资源，它对生态农业循环模式的影响显而易见。如：对农业模式而言，不同纬度地区和不同海拔地区有不同的温度资源，应该根据温度条件选择不同作物和种植制度，还可以加上动物生产，配合林果，这样就是很典型的综合农作制度，也就是选择不同的生态农业模式。

（5）区域内的技术力量。循环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需要相应的绿色技术载体，主要包括污染治理技术、再循环和再利用技术、清洁生产技术、产业链接技术以及大量的信息管理和决策支持技术。目前，很多技术问题尚未突破或缺乏经济适用性，例如产业链接技术尚未有效解决产业系统运行面临的刚性约束，技术载体的缺失成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现实障碍。

（6）区域内经济文化。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从竞争优势形成的角度，认为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的、最难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要加强国家的竞争力，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如何改变经济文化。尤其对于同在一定区域内的人群而言，他们因为长期共同从事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文心态、民族艺术、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构成了一个区域的文化，它是由特定区域的地理环境、人们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以及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一种地域性文化。区域文化力量在于它缓慢的渗透性，其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区域发展主体，并通过发展主体的组织整合功能，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各环节，构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底色和背景；通过区域发展主体的中介传导和渗透放大，参与区域经济循环，成为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当这种利于创新的文化和经济长期的融合、演进，就自然会产生一种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但因其经济效应模糊、作用机制隐蔽，易被轻视、忽视。如果我们不注意区域的思想观念、文化背景的差异性分析与合理利用，可能会导致“淮橘成枳”、“效颦学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