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学派的重要理论

关系学派的重要理论_公共关系学派：一种广域的视野

第三节　关系学派的重要理论

关系学派有许多重要的理论，其中一些与实践密切有关的理论是因经济实践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这些理论为解决现实公关问题提供了思维工具，也提供了运作的手段。关系学派理论散见于各个学科，我们很难在这里一一加以罗列，只是有选择地介绍其中的几个理论。

一、人际公关的进化论解释

1967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想要描绘一个连结人与社区的人际联系网，做过一次连锁信实验，结果发现了“六度分隔”现象。六度分隔（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现象又称为“小世界现象”（Small World Phenomenon），可通俗地阐述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6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25]根据六度分隔理论，公关社会交往通过6个中介人就可以达到任何一个你要到达的对象。但是，新的研究表明，在人际关系的六度分隔中，前三度属于强连接，后三度属于弱连接。强连接影响行为，而弱连接只能传播信息。

如果没有社会网络路径分析，基于人际交往的公共关系活动在理论上可以达到目标，但实践上却难以达到。社会学的人际网络路径分析可以提供到达目标对象的有效方法。社会学的“路径分析”可以帮助公共关系人员迅速寻找到关键人物，社交媒介已经可以向我们清晰地呈现不同人的人际关系网络图景。在中国世俗社会，人际关系经营往往都美其名曰公共关系，这种经营活动在关系学派的视野里，就是增加关系资本。社会的结构断层形成信息和资源的流动性障碍，通过公关交往，可以促进资源流动和整合，形成社会资源的综合交易。但是，社会资源是内嵌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因此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实际上是利用了社会网络的资源，这样的资源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公共性”。人际关系在港台地区一般称为“人脉关系”，这种表述方式，能够更好地反映人际关系的社会网络特征和资源的流通性。

对人际关系的公关化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作为基础理论的研究，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网络研究领域的权威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A.Christakis）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与詹姆斯·富勒（James H.Fowler）合作出版的《大连接》一书，因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价值，而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学界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该书用进化论的方法阐释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对人类行为的现实影响。进化改变了人们之间的彼此连接关系。尼古拉斯和詹姆斯把进化论的这一发现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在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展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揭示了三度影响力这一社会网络的强连接原则。“这一原则表明，我们所做或所说的任何事情，都会在网络上泛起涟漪，影响我们的朋友（一度），我们朋友的朋友（二度），甚至我们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三度），如果超出三度，我们的影响力就逐渐消失。”演化为只能传播信息的弱连接。“如果我们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相连接，并且最远能影响到三度分隔的人，那意味着:对地球上任何一个人来说，我们每个人对他的影响，都能达到半程。”这对公共关系的关系学派具有非凡的意义。人际关系的公关扩张在网络时代已经可以变为现实。我们的连接关系并不局限在我们认识的人。“网络社区是根据连接结构定义的，而不是根据某种共同的特征来定义的。”^[26]不仅如此，尼古拉斯等人还发现人际网络具有传染性:快乐的人连接着快乐的人，肥胖的人连接着肥胖的人，富人连接着富人。这意味着财富、疾病、情绪甚至幸福感都能够在网络传播。社会网络科学是关系学派研究的重要基础，这门学科研究的就是关系网中的人，研究网络中人与人的关系。传统的人际关系研究重点落在熟人关系圈中，而三度影响理论和六度分隔理论却把我们的视野延伸到陌生人的世界，实现了“人际关系”到“人际公共关系”的转化。

人际公关还受到邓巴数定律（Rule of 150）的制约。英国牛津大学进化人类学教授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发现，人类智力只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人数是148人，四舍五入大约是150人。这就是“邓巴数”。根据邓巴理论，人们发现，“好友”上千的社交网站用户与“好友”较少的用户实际交流的“好友”数量并无明显差别。人们可以拥有1500名社交网站“好友”，但只维持与现实生活中类似的大约150人的“内部圈子”。依照邓巴的定义，“内部圈子”好友指一年至少联系一次的人。人们希望拥有大量好友，但实际上，他们的好友不可能比其他人多。^[27]出于公共关系的需要，交往的人际关系网络可以有所改变，但是最大规模数是恒定的。社会学家还对人们广泛社交和社交核心进行了区别。这种区别在中国关系学派看来就形成了亲疏不同的关系差序结构。

二、强弱关系理论

强弱关系理论最早由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提出，20世纪70年代，他发表了《弱关系的力量》一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格氏认为“关系”有强关系和弱关系之分。并从互动的频率、情感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四个维度定义了关系强弱。认为互动的次数多、感情较深、关系亲密、互惠交换多则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28]他把研究的重点落实到“弱关系”上，通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他发现弱关系能够充当信息桥的角色，并且在职业流动过程中起到比强关系更大的作用。格兰诺维特指出弱关系在传递资源过程中更具重要性，这是由于强关系之间彼此很了解，其知识结构、经验、背景等相似之处颇多，因此相互交往并不能带来进一步的新资源与信息。而如果在弱关系之间搭起某种形式的桥梁，就可以传递多种多样的资源。现实中，公共关系协会和行业性组织，基本上承担了这种桥梁的作用。

但是边燕杰的研究却发现，在中国关系网络所起到的作用主要是人情网。人情关系的强弱与求职过程中获得的照顾是正相关的:人情关系强，得到照顾的可能性就大。而信息的获得只是人情关系的副产品。姚俊经过分析比较指出，上述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东西方二元思维逻辑:对职业流动，格氏假定决定因子是市场经济当中的信息，边燕杰假定的决定因子是再分配经济当中的权力资源，而市场经济与再分配经济就是典型的东西方对立思维模式下的分类模型，职业流动决定因子的不同自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关系在两个不同社会中的作用方式。在强弱关系的作用机制上，在前者那里关系的作用机制是信息的传递，而在后者那里关系的作用机制是中国人人际关系中的义务与信任。因此他认定“强关系假设”对格氏的“弱关系假设”而言是一种二元框架中的补充，而不是反驳。^[29]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文化更强调个人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和针对不同的人应采取的不同态度和行为，由此呈现出一种以己为中心，由近及远的“差序格局”，这种以人伦亲疏为尺度的人际网络，具有明显的关系强弱差异。基于这种文化的现实存在，在公共关系体系中，自然也存在着不同的关系形态。一些关系强度大，属于强关系；而另一些关系强度小，属于弱关系。传统意义上，中国的公共关系人际建构都是在寻找强关系带来的资源效应。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和陌生人社会的形成，这种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研究表明，当行为者的关系网络并不广泛时，也就是说弱关系相对较少，获得资源的可能性不大时为了获取不可或缺的帮助与资源，强关系可能会是其首先搜寻的对象，因为这种关系方便获得，是与外界发生联系的基础与出发点；而当行为者的社会关系网比较广泛、很容易从不同渠道获取信息与资源时，他对强关系的依赖程度相对就小，因为强关系的有效性相对较低，提供的资源也有限。^[30]但是，中国式的人际公关实践非常强调战略性关系的人际关系建构，这种关系运作模式总是力图把拥有重要战略资源的对象发展为强关系形态。

陈先红用战略性关系、日常性关系、强关系和弱关系四个指标，绘制了一张立体多维的传播分析框架图。并指出，从目的维度看，关系是一个从完全无意识、无计划的日常性关系到完全有意识、有计划的战略性关系的变化连续体；从关系强度看，关系是一个从弱关系到强关系的变化连续体。^[31]这种分析对理解中国式的公共关系是有价值的。

公共关系的发展，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组织希望通过关系创新来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强度。从一般的信息共享发展到利益共享和价值共享。比如，在传统的媒介关系中，既不是一种弱关系，也不是一种强关系，根据格兰诺维特强弱关系的四维度标准，它属于中等强度的关系。现在随着注意力竞争的剧烈化，公共关系公司和许多媒体都有一种增强互相关系强度的欲望。知识导向型媒体关系理论产生就是这种欲望驱使的结果。

传统的媒体关系被动化、简单化、货币化。这种关系是一种恶性循环。而大龙等公关专家倡导的建立在信息、利益和价值共享基础上的知识导向型媒体关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种状况。

在公共关系实践中，人们还在另一种重要关系形态中寻找增强彼此联系的方法，并把关系价值的开发建立在关系数据库开发的基础之上。关系营销和关系管理的发展基于近年来的数据库技术发展。客户关系管理（CRM）系统已经越来越完善。这种系统记录了客户所有与企业互动的信息数据。而媒体关系管理也开始往数据化方向发展。一些公关公司建有媒体数据库，记录媒体名单和每个记者跟企业的每次接触和联络的情况，信息非常详细。这些数据库成为建立、维持和促进媒体关系的基础。

根据格兰诺维特强弱关系理论，公共关系要发现新的机会，必须发展新的“弱关系”，即打破旧的关系圈，建立新的关系圈。强弱关系并举，公共关系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关系资源也才能得到很好的开发。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学者认为，在通常所说的强关系和弱关系之外，还存在着一种腐败手段建立的“超级关系”。这种非法的关系运作，给关系竞争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

“六度分隔理论”说明，社会中普遍潜在的“弱纽带”能够发挥非常强大的作用。通过弱纽带，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以变得更近。六度分隔理论也说明其实每个人的人脉网络已经非常强大，人们可以通过自己认识和信任的人找到足够丰富的人脉关系，在相对高效和诚信的环境中完成各种社会活动，包括开展公共关系活动。

六度分隔理论的启发意义在于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人际关系的扩张就理论上说并不困难。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会觉得自己缺乏人脉关系，拓展人脉关系也缺乏足够的手段和场合。这是因为我们缺少一个有效的媒介。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根据六度分隔理论，一些网络公司建立了社交媒介，为人们提供网络社交服务。这些社交媒介为人际关系通过熟人圈扩展提供了现实和技术上的可能。六度理论与社交媒介为公共关系提供了开发社会关系资源的广阔空间。成为网络时代公共关系中关系学派新的关注点和理论发展的增长点。

三、战略关系与关系投资理论

（一）战略关系理论

战略关系理论不少学者都有涉及。一个比较初级的观点认为关系网络是一种资源网。但是学者后来进一步研究发现关系不仅仅是资源。布鲁姆认为关系代表了一种信息、能量或资源的交换和转移，具有交易、交换或转移的等属性。

大卫·奴尔另辟蹊径，把关系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生活关系、工作关系和战略关系。生活关系是以生活为中心建立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你。除了血缘关系，生活关系圈主要就是那些朋友。工作关系则是在工作中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其目的和功能是解决日常工作的问题。该关系服从于工作职能，因此他认为这种关系的建构是没有远见的，只会让一个人忙于日常需要完成的工作。而战略性关系不同，它是超越时间、职责和地理限制的。这种关系会创造出捷径，提供长期的个人和事业发展的机会。战略性关系就其目的而言是解释未来可能的挑战和发展的优先次序，争取从多样性的、影响力深厚的利益相关方获得支持。而寻找并发现这些关系，进而与其发展关系并加以综合利用，是战略性社交的核心内容和关键行为。

战略关系规划是靠个人在关系发展中所投入的精力来推动的。战略关系与生活关系、工作关系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它需要规划。大卫·奴尔认为，包括公共关系公司在内的专业服务公司都有一个战略关系的规划问题。其内容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以关系为中心的目标——必须依靠关系培养和关系发展实现的目标。

（2）关系银行——各种社会关系的质量和数量。

（3）关键联系人——经验丰富、联系广泛的人。

（4）关系货币兑现——在互惠关系中承诺和实现的价值。

（5）30－60－90天的个人行动方案——分清主次，培养可计量的各种关系。^[32]

实际上，当我们回过头来，把自己的视野投向演艺界时，我们发现，把战略公关推向极致的并不是商界，而是艺术界。好莱坞流行这么一句名言:“成功，不在于你知道什么或做什么，而在于你认识谁。”

（二）关系投资理论

关系投资理论基于一个信念:“人脉就是财脉”。在关系投资理论中，大卫·奴尔把世人分为三种:给予型、接受型和投资型。

接受型只讲索取，只有在需要你的时候利用你。这是以“自利”为中心的人。其关系的功利导向很强。从本质上说，他们并不会经营社会关系。

给予型在社会交往中注重心理收获和道德的安宁。这些人所做的事情就是给予。不管是乐意还是不乐意，他们难以拒绝他人的要求。另一方面，在自己需要帮助时，他们又难以启齿。

投资型把每一次给予都当做是一种关系的投资，是往自己人际关系的银行账户上储蓄。而把每一次接受都当做是在人际关系银行中取钱。

总之，这一理论认为社会关系的价值是可以计量的，具有货币的特性。为了增加社会关系资本，在给予和获得的两极之间要寻找到一个恰当的“收支”平衡点。

我们一般都看重自己的学历、经验、智慧、技能和才干。但是关系学派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受地理位置、职位、公司和时间限制的社会关系。我们应该想办法在别人身上投资，或者储蓄关系货币，使自己成为关系资产的一部分，而且还要为别人的工作注入可以计量的价值。

关系学派认为当今社会是一个普遍的“惠赠经济”，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大家在市场的金钱交换模式之外，开发出许多“隐形的市场”。在这些市场中，关系网中的人相互给予对方不同的好处，形成一种没有金钱参与的利益交换活动。这种交换就是公共关系主张的互惠理念。在这里关系成为价值的通道，通过关系实现了各种价值在网络中的流通。关系就是价值的中介，就是货币。

成功的富人社会交往都相当广泛。因为他们意识到社会关系是一种重要的资产。与金钱资产不同，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资产还具有不可替代性。

社会关系作为一种软性资产，其投资回报有许多形式。大卫·奴尔总结了5种回报形式，即影响回报、整合回报、参与回报、形象回报和效果回报。对于这几种回报，他虽然做了一些解释，但是并没有表达清楚。不过仅仅从他给予的名称看，也足以给我们启发思路和产生想象。在这里，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新的阐述。

（1）影响回报

与等级制度鲜明的网络相比，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广泛性、开放性的特点，这使得这种关系在吸收外部资源、寻找发展机会方面要远远优于等级网。因为创造价值的能力越来越受到知识工作者的智力和社交风格的驱动。因此对关系的投入，带来的第一个回报是增加个人的影响力。

（2）整合回报

在当前环境多变时代，企业要适应环境的变化并及时作出调整，必须拥有高度集成的组织和分散性的关系。这种组织是一种关系模块的聚合，而不是传统的权力为中性的放射性的关系。分散性的关系更有利于组织与环境的整合。团队的多样化带来关系多样化，而关系的多样化给组织从战略整合资源提供了广大的可能性空间。

（3）参与回报

参与各种会议和社交活动是需要成本的，因此在决定是否选择参与一项社交活动时要考虑和分析这种活动的参与成本和回报的价值形态以及价值高低。另一方面，前期社会关系的投入往往也为后期的社会关系建立提供机会。因此关系投资的第三种回报形式是新的参与机会。

（4）形象回报

关系投资还带来个人与组织的形象回报。真正可信的形象通常通过直接的社会交往获得。如果把这种交往看做是一种投资，我们就会重视它在展示形象和提升信誉中的作用。

（5）效果回报

效果回报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交往的直接目标的实现。也就是说通过时间、精力等的投入，经由社会交往，把以前积累的关系资产和当下新增加的关系资产兑现。

（三）关系价值理论

要进行关系的战略性投资首先要确定不同关系的价值大小。在这方面有三种理论值得在这里做一个介绍。

（1）关系价值金字塔

无论是媒体、客户，还是政府，所有的关系都有一定的价值稳定性。根据价值大小，可以建立一个价值金字塔。如果根据同类关系排序，则可以比较客观地建立一个可信的关系价值金字塔结构。一般而言，最有价值的关系总是少数。他们居于金字塔的顶端。而相对多数的关系对象，则处在金字塔的下方。

（2）关键联系人投资矩阵分析

大卫·奴尔提出，在关系投资和关系资源开发过程，应该有一种方法来划分主次，而且这个方法应该简单而实用。他根据关系的深度、相关度、关系光谱、需要的投资和预期的影响回报率而制定矩阵。

在确定关系人主次顺序时，大卫·奴尔开发出一种“关键联系人矩阵”图。根据这个分析工具，他得出结论，关键联系人最具价值的是“相关度高、联系广泛”的那些通才式的人。而业内名人虽然相关性高，但是因为是专才，交际面通常局限在某一专业领域，对新关系的培育和关系体系的扩张作用有限，因此这种关系的价值被排在了第二位。而关系面广，相关度低的人群，属于第三位次。最不具价值的是相关性小、交际面又窄的专才，从战略型关系考虑，这种人不具备任何投资价值。

（3）关系光谱理论

这个理论是大卫·奴尔在描述战略关系体系扩张中所使用的一个解释图式。不同的人人际关系资源不一样，借助不同的人际中介，可以帮助个人或组织通达到自己希望到达的关键人身上。有些关键联系人可以帮助你在本地扩展关系，有些则可以帮助你把关系扩张到整个地区，而另外一些联系人可以在全国范围帮助你形成新的关系，还有一些人可以实现你在全球范围的人际关系扩张。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一旦与世界级的名人建立人际关系，你就具有了一种全球关系的扩张潜力。从根本上说，许多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都是与这种人际关系的扩张力有关。不同层次的关系，从本地扩张到一个战略所及的广大地区、甚至是全球，一环套一环，就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关系光谱。

关键联系人是个人尤其是一个组织领导人投资的重点。但是作为一个组织，关系体系全部仰仗少数几个领导还是不够的，因为关系投资还需要精力。因此不同部门的管理层也承担了关系建构的任务。在关系建构中，公共关系人员的责任尤其重要。但是就战略性关系涉及的关键人物，组织主要领导必须亲自出场，建立直接而有效的个人关系，这对组织的发展至关重要。有位企业家说过，企业家成长的道路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老板，第二个阶段是企业家，第三个阶段是社会活动家。这种认识有着普遍的现实性。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客观上往往要求企业家向社会活动家转变。因为关系制约、提升和主导着企业的战略选择和发展路径。

总　结

关系学派得以兴盛，从根本上说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互联网，特别是新媒体社交网络的发展；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在世界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文化借助经济强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关系文化和中国式的关系因此进入公共关系的学术视野。关系学派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不容怀疑。关系学派的理论已经成为公共关系学知识体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实践上，哪怕是著名的公共关系公司，在业务交往中如果没有强大的社会关系资源，也难以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当然也有一些来自不同方面的非议。对关系学派的指责主要来自四个方面，第一，认为强调人际关系改变了公共关系的“公众”这个重心。第二，关系学派的学说使得庸俗关系“合法化”。第三，关系学派忽视了大众传播手段的利用。第四，关系学派忽视了公共关系的战略地位。而这些指责，并不是都有道理的。有些是基于对关系学派理论的无知和偏见。关系学派实际上也是非常重视战略关系的。至于公共关系庸俗化问题，我们在上面已经作了澄清。关系学派的代表人物大卫·奴尔也说:“我十分反对特殊偏袒、任人唯亲、拉党结派……”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对于主流公共关系学派中的“公众”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利用方面，关系学派确实并不擅长。但是社交媒介出现以后。关系学派已经开始注重关系的媒介分析以及人际关系互联网络化对公共关系的影响。

【注释】

[1]［美］詹姆斯·格鲁尼格等:《卓越公共关系与传播管理》，卫五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1页。

[2]姚小涛、张田、席酉民:强关系与弱关系:企业成长的社会关系依赖研究，《管理科学学报》2008年第1期11卷。

[3]张依依:析论公关、营销、广告的融合与公关的侵蚀现象，邢颖主编:《中国公共关系二十年理论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4页。

[4]John A.Ledingham，Stephen D.Bruning，Public Relations As Relationship Management:A Relation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Public Relations，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Publishers.2000.

[5]王朝闻:公关核心概念的不同说法和现代公关核心概念的确定，邢颖主编，《中国公共关系二十年理论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页。

[6]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编:《公众关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7]方宏进:公共关系在中国的发展——历程、问题及前景，《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

[8]毛经权:《公共关系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7页。

[9]张雷:《公关理论精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10]于光远:关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关系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提出，《南方经济》1985年第4期。

[11]常娟:《中国式饭局宴会》，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12]廖为建、李江涛: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学，《学术研究》1987年第2期。

[13]［英］弗兰克·杰夫金斯:公共关系学，何道隆、朱欣民、晏世经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14]Harwood L.Childs，An Introduction to Public Opinion，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1940.

[15]张念宏:《公共关系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16]王乐夫、廖为建等:《公共关系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17]方宏进:《公共关系原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18]张念宏:《公共关系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19]［美］胡安·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劳里·安德伍德:《关·系:跨国CEO的中国经验》，孙达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20]Ferguson，M.A.，Building theory in public relations: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Gainesville，FL.，August 1984.

[21]Ledingham，J.A.，＆Bruning，S.D.，Relationship management in public relations:Dimensions of an organization－public relationship.Public Relations Review，1998，24（1），55－65.

[22]Hon，C.L.，＆Grunig，J.E..Guidelines for measuring relationships in public relations.Gainesville，FL:The Institute for Public Relations，1999.

[23]［美］大卫·奴尔:《关系经济学》，王震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24]胡春阳:论公共关系对大众传媒的影响力，《新闻大学》2004年第4期。

[25]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Stanley＿Milgram.

[26]［美］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詹姆斯·富勒:《大连接》，简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41页。

[27]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Dunbar’s＿number.

[28]M.S.格兰诺维特:弱关系的力量，《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2期。

[29]姚俊:“东西方差异”抑或“元概念”争执——关系概念再思考，《学海》2007年第2期。

[30]姚小涛、张田、席酉民:强关系与弱关系:企业成长的社会关系依赖研究，《管理科学学报》2008年第1期11卷。

[31]陈先红:以生态范式建构公共关系学理论，陈先红、何舟主编:《新媒体与公共关系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8页。

[32]［美］大卫·奴尔:《关系经济学》，王震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