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自然观

形而上学自然观是与辩证自然观相对立的自然观，特点是以静止的、孤立的观念看待自然界。形而上学自然观的产生，与近代自然科学早期科学实践的内容与方法紧密相关的。

近代自然科学早期，主要开展自然知识的收集和积累工作，科学家一般都采用孤立的、静止的方法来研究自然界。他们的认识程序一般是：先分别独立地认识对象，然后再考虑它同别物的联系；先认识事物的静态，然后再认识它的动态。科学认识是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当科学家开始认识一个事物时，首先进入科学家感觉领域的是这个事物本身，而不是这个事物同其他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例如，科学家首先看到的是这个事物的颜色、大小、形状，是这个事物自身的外貌，而不是它同别的事物联系的方式；是事物的现状，而不是它的历史。恩格斯在谈论近代自然科学早期的研究方法时说：“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它的残余还牢牢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有重大的历史根据的。必须先研究事物，尔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尔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23]

人的认识是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一般先认识简单事物，然后认识复杂事物；先把对象看作简单的实体，然后再把事物看作是复杂的对象。显然，孤立地认识一个事物自身，要比认识它同别物的各种联系简单；认识现状、静态、存在，比认识历史、动态、演化简单。所以科学家在开始认识一个对象时，比较简易可行的方法，是把对象看作是孤立、静止的对象。这当然是把复杂事物简单化了，但这种研究在近代科学早期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富有成效的。可是这种研究方法必然会导致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流行。

生命现象是自然界最复杂的现象，因此近代早期生物学更需要采用孤立、静止的方法。分类学、解剖学是早期生物学的两个基本学科，体现了生物学早期研究方法的上述特征。林奈所言“分类和命名是科学的基础”，可以看作是早期生物学的研究纲领。在分类学的早期曾流行一种十分简单的二分法，把一个“属”分成两个“种”，“非此即彼”。而《圣经·马太福音》说过：“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然而，种与种之间当然有区别，但这种区别是相对的：一个种可以变化为另一个种，在相邻两个种之间会有中间的、过渡的形态，这些形态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生物学家在对物种进化分类时，必然要强调种的稳定性、物种界线的清晰性和确定性、物种序列的间断性，这就会自发产生生物物种不变论。林奈既是近代分类学的权威，又是物种不变论的重要代表。他说：“物种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创造的。最初创造了多少物种，现在就是多少。它们虽然遵循传种接代的神的法则有所繁殖，但是每种生物永远是那个样子，不会改变。”^[24]

在解剖学中，解剖学家关注的是生物体的部分，而不是生物体的整体。他们相信只要逐一认识了生物体的各种器官，也就知道了整个生物体。解剖学家又必须把生物体的各个器官看作是孤立的；他们要观察的是这些器官，而不是这些器官之间的联系。当解剖学家对生物体进行解剖时，生物体被看作是死体，而不是活体。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只有把对象看作是静止不变的东西，才能仔细地观察；要了解事物是怎样变化的，首先要认识它是什么；要了解生物器官的功能，首先要了解它的结构。因此，解剖学采用的是孤立、静止的方法，提供的是生物体的孤立、静止的画面，这同样也会导致形而上学的物种不变论。

形而上学自然观的中心内容，就是认为自然界绝对不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除物种不变论外，还有宇宙不变论。宇宙不变论不承认太阳系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认为宇宙一开始就和现在一样。关于太阳系的起源，牛顿接受了托马斯·阿奎那“第一推动者”的观念，提出了神的“第一次推动”的假说。他说：太阳、行星、彗星之这样的奇异布置，实在只有靠一个全知全能的主宰才能产生。

恩格斯在概括16—18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时说：“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这种考察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25]恩格斯的这段话表明，形而上学自然观在16—18世纪出现并流行，有它的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