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把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

二、务实：切实把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除了要求真之外，还必须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要确切地了解和把握各国的实际情况，认清各国国情，做到务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强调共产党要有“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理论优点，而且强调党还要正确地对待和运用这一理论。马克思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⁸⁾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⁹⁾恩格斯批评有些人以教条主义态度去对待科学社会主义，指出：他们的错误就在于“只把理论当作一堆应当熟记和背诵的教条，象魔术师的咒语或天主教的祷词一样”⁽¹⁰⁾。可见，一个党拥有再好的理论，也必须把它与各国实际相结合，否则，就不能发挥先进理论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在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为了避免人们把他与恩格斯强调暴力革命必要性的思想绝对化，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¹¹⁾19世纪70年代，美国成立了社会劳工党，但其成员大多数是德国移民。他们不太了解美国国情，又不肯同在美国本土上成长起来的工人打成一片，甚至嘲讽他们落后，因而活动效绩不大。针对这种情况，恩格斯曾多次去信提出批评，他曾在一封信中说：“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¹²⁾。恩格斯要求美国劳工党，必须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完全脱掉外国服装，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这样，才能真正推动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曾给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查苏利奇去信，指出俄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应持的正确态度。他首先表示，得知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人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而感到自豪，接着告诫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¹³⁾。

列宁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实际成功相结合的大师。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他曾经同考茨基等第二国际领袖们既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做过坚决斗争。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卡尔·考茨基、奥托·鲍威尔这类‘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按此行事。”⁽¹⁴⁾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认清了俄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辩明了俄国的阶级状况，由此创建了布尔什维克党并为其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革命策略，从而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是颠扑不破的，但是，“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把它应用到俄国革命的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去”⁽¹⁵⁾。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还对有些人把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绝对化到处套用的做法提出过尖锐的批评，认为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除了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全面、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具备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之外，还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清楚地认识中国的国情，切实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认识中国国情主要是研究、弄清中国的综合国力、社会性质、发展阶段、主要矛盾、根本任务、阶级状况以及所处的世界环境和时代特征等等，由此来决定我国的发展道路、战略策略、发展速度、奋斗目标等问题。基本国情的判明，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否则，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而认清中国国情，又是奉行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的物质条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带领下，进行艰苦探索，对当时的中国国情有了正确的把握，很好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走出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从而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又根据变化了的国情，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经过一番努力，在成绩与失误、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终于在邓小平的带领下，走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实践表明，什么时候我们对中国国情有清醒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得好，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搞得好；什么时候我们脱离实际，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在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就会出现挫折，马克思主义也会流于空洞的词句而显得苍白无力。

要正确认识中国国情，首先要立足于中国自身，要透彻地分析中国的历史变革和现实情况。但是，我们的眼光又不能仅仅囿于中国，还必须做好三方面的比较分析：一是要把中国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剖析的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他们所预测的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相比较，以此来认识中国社会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剖析的西欧资本主义的不同，从而来决定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和发展前途；进而认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测的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哪些区别，由此来决定我们的建设方针和发展进程。二是要把中国同其他国家尤其是先于中国而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并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相比较，分析相互间的差异和共同点，从而决定它们的哪些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哪些做法不适合于中国，哪些问题应由我们独立自主地去创造性解决。三是要把中国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弄清双方究竟在哪些方面是根本对立的，哪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我们应坚定不移地保持并同它们挑起的各种颠覆和破坏活动作坚决斗争；也要弄清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哪些方面有利益的一致性和发展的共通性，因而可以互相交流与合作。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经过以上三方面的比照认识，我们就能对中国国情做出贴切的把握。

对于必须务实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邓小平都曾作过非常深刻、精辟的论述。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的重要论著，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¹⁶⁾。1938年10月，毛泽东做出了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这一著名论断后，接着又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¹⁷⁾。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又严厉抨击了脱离实际而夸夸其谈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态度，同时形象地提出要持“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¹⁸⁾邓小平在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拨乱反正、系统地纠正过去的极“左”错误、迈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初，就果断地否定了两个“凡是”的说法，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并发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伟大号召。他明确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¹⁹⁾后来，他又强调指出：“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²⁰⁾。毛泽东、邓小平的话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规律性揭示，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