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上半期，当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时期，许多人还在为资本主义大唱赞歌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宣告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这是一个大胆而又科学的结论，是他们的突出的理论贡献。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资本主义必然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共产主义”(75)。
（一）“两个必然”理论昭示了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话，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76)。根据这句话的基本意思，也可以说成是：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或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由此学术理论界就将其概括为“两个必然”的理论。这一结论，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内容，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从根本意义上讲，“两个必然”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它构成了其他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坚实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都是围绕这一根本原理而展开的。
恩格斯曾清楚地阐明，在《共产党宣言》中始终贯彻了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证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77)。恩格斯认为，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78)
基于上述这一基本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从而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他们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贯穿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作用下，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求相对滞后的生产关系作出相应的变革，取得有利其发展的新形式。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但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社会形态都不免要走向灭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是私有制社会，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对抗性的，一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做法，都是作为手段服务于统治阶级对广大劳动群众压迫和剥削的目的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生产关系逐渐由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到变成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其结果必然是社会革命的爆发，彻底变革旧的社会制度而代之以新的社会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为“两个必然”作了深刻的论证。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了过去的小生产方式，把分散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使劳动者个人使用的生产资料变成了只能由大批的劳动者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即实现了生产资料使用的社会化。在这个基础上，生产本身也从单纯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互相联系、分工协作的社会行动，使整个生产过程融合为一个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社会化的过程。与生产资料使用和生产过程社会化相适应，产品也从过去个人劳动创造的产品变成了许多人劳动共同创造的社会产品，即实现了产品的社会化。恩格斯指出：对现在工厂生产出的产品，“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79)。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在客观上必然要求生产资料和产品归全社会所有，由社会进行统一管理和分配。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仍归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受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所支配。社会化的大生产虽然消灭了个体生产，即消灭了生产资料个人占有的前提，却并没有彻底消灭生产资料个人占有的形式，并且仍然又服从私人占有的形式。因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也就成了资产阶级加强对劳动者剥削的手段。马克思说：这是资本主义时期所特有的生产方式，是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特殊形式，“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只是表现为资本生产力的不断提高”(80)。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使社会化大生产具有资本属性，但是社会化大生产本身并不就是资本主义性质，恰恰相反，大生产的本性在于它的社会性。日益增长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地对它的资本属性进行反抗，要求承认它的社会本性。但是，资本家却不承认大生产的这种社会本性，所以大生产就要以盲目性的和破坏性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使资本主义生产呈现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爆发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又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代之以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雇佣劳动剥削制度，代之以劳动者平等基础上的集体协作劳动，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是资本主义自身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依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所表现出的阶级关系，进一步为“两个必然”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明。他们指出：在阶级社会中，“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81)。不过，过去的阶级斗争，无论是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的斗争，还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其目的都是要用一个压迫阶级代替另一个压迫阶级，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只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从根本上消灭一切压迫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无产阶级是先进的和革命的阶级，也是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阶级。“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82)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如果不起来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83)。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作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性结论，并不是出于痛恨资本主义的道德义愤，也不是源于向往社会主义的良好愿望，而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对无产阶级世界历史使命的深刻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讲，“两个必然”理论是运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深刻剖析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而形成的科学结论，这一结论体现了基本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实质。
（二）“两个决不会”思想深化了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认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出了“两个必然”的结论，指明了人类社会演化的趋势和进程，但“两个必然”的结论的实现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有条件的。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84)那么，实现“两个必然”的结论要具备什么条件呢？马克思在这一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前进，从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时深化了对“两个必然”的认识。他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85)显而易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揭示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历史趋势而得出上述结论的。学术理论界又将这一说法概括为“两个决不会”的重要思想。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提出了“两个必然”的结论，而且认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86)。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预期，1848年欧洲大革命就是埋葬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奏。显然，这种认识是过于乐观了，过低估计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生产力发展的余地及其自我更新的能力，过高估计了社会变革的形势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然而1848年欧洲革命相继以失败而告终，之后，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普遍繁荣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认真考察了欧洲各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及其对革命的影响后，于1850年1月得出了新的结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87)。尤其是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兴起，给资本主义社会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飞速发展，工业的普遍繁荣，财富的剧增，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还有较强的活力，还不会很快灭亡。他逐渐修正了以往那种过于乐观的看法，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重要思想。
后来，恩格斯再谈到他们在1848年前后的思想认识时，又作了深刻而明确的反思。1885年3月恩格斯在伦敦《公益》杂志上发表文章，不无感慨地说：“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和1850—1870年这二十年间的巨大产量比起来，和输出与输入的巨大数字、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诚然，这个进步和以前一样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1857年有一次危机，1866年又有一次；但是这些大变动现在已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事情是命中注定的遭遇，但最后总是又走上正轨”(88)。恩格斯晚年又进一步说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89)
“两个决不会”的重要思想对旧社会形态灭亡和新社会形态产生的条件作了精辟阐述，充分体现生产力是社会变革的最终决定因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说明，人们决不能不顾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盲目地进行社会变革；而要根据一定时代物质条件的发展状况提出社会变革的任务。所以，马克思进一步强调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资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90)。这告诉人们，资本主义只有在其所具有的发展生产力的能量完全释放出来之后，只有在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范围，在其内部生产力已没有发展的空间而达到了极限之后，资本主义才会退出历史舞台，而让位于一个能继续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社会形态；而当新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赖以产生的生产力基础在资本主义的胎胞里已经孕育成熟，这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才能成为现实的亟待解决的任务，“两个必然”才会真正显示出历史的必然性。
“两个决不会”的思想绝不是对“两个必然”的理论的否定。它否定的仅仅是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单凭主观意志和革命激情而急于求成地进行社会变革的做法，而没有否定“两个必然”所体现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趋势性。恰恰相反，“两个决不会”思想是对“两个必然”理论的深化和补充，使之更为明确和科学。由此，使人们清晰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越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物质条件就越是趋于成熟。换言之，资本主义的发达同它的必然灭亡并不是相悖的，资本主义越发达，就越是预示由整个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把生产成果转归整个社会共同占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因此，“两个决不会”思想与“两个必然”理论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是同一个科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两个决不会”重要思想的提出，显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轨迹和品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们也就是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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