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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和交往形式

时间:2022-09-3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是影响和平的根本性因素,这是从马克思、恩格斯所阐发的唯物史观出发,对和平这一人类社会现象考察得出的必然结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首次得到了较为系统完整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生产、交往和分工出发,着力阐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现实基础。[4]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表明了两层意思。

一、生产力和交往形式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是影响和平的根本性因素,这是从马克思、恩格斯所阐发的唯物史观出发,对和平这一人类社会现象考察得出的必然结论。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根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首次得到了较为系统完整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出发,围绕着物质生产与社会交往这两种活动特定的历史显现——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角度来理解整个人类历史,第一次明确阐发了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市民社会”决定上层建筑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视为自然历史过程,这种自然历史过程运行的内在机制就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生产、交往和分工出发,着力阐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现实基础。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基本前提就在于生产和交往。因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1]。生产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同时在改造外在的自然界、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同时,也使人自身受到改造,生成新的品质,这又会引起新的需要,从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交往则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2]。交往的意义在于,一方面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生产得以实现,另一方面通过人自身的增殖使生产得以延续。生产和交往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方式,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3]

具体到生产和交往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二者是相互作用的:“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4]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表明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交往是物质生产的前提。因为人们的物质生产从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5]。最初的交往是人们在劳动中为了战胜强大的自然界以实现自身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而发生的,“他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于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6]。因而劳动要在交往中形成,交往是人的劳动的最基本形式。交往的不断扩大还会促进新的生产部门的产生和保存并传递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而且,“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7]。第二层意思是说生产活动决定交往形式,即生产力对交往形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活动作为个人(们)与自然打交道的物质活动,是个人社会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一切其他的活动,如精神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取决于它”[8]。交往同样是物质生产实践的产物,物质生产实践决定了人类的全部交往活动(无论是物质交往还是精神交往),也决定了交往形式。交往形式是现实生产的要求与交往的结合,代表着个人与他人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是交往关系、交往方式的显现状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9]。“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0]他们还把所有制形式、战争等也看做是交往形式。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视角第一次阐述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11]。一方面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12]。一定时代人们进行交往的社会形式总是与一定时代人们的活动方式特别是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存在着“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交往形式”[13]。另一方面,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同现存的交往形式发生矛盾,促使交往形式进行变革。“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14]因而“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15]。也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变成桎梏的原先的交往形式会被一种新的、与更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交往形式所取代。这种新的交往形式一旦不再适合发展着的生产力而成为桎梏,就又被另一种更进步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旧的交往形式被新的交往形式代替具有历史必然性。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是:“凡是共同体以主体与其生产条件有着一定的客观统一为前提,或者说,主体的一定的存在以作为生产条件的共同体本身为前提的所有一切形式(它们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但同时也都是历史过程的结果),必然地只和有限的而且原则上有限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它们的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某种发展。”[16]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17]。此后,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表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并将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都纳入“交往形式”这一更广泛的概念中来。他们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低到高、先后相继的自然历史过程,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生产力的发展是基础性、决定性的力量,包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思想关系等在内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和要求。“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8]此外,马克思通过对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的考察,指出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人类交往全球化趋势的必然联系,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交往必然越出狭隘地域的局限,在资产阶级所开创的世界历史和全球普遍交往中得以体现。

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就是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揭示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也指明了“历史冲突”的最高斗争形式——战争发生的最终根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交互活动,产生了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结成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而“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19]。物质利益即经济利益是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它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人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决定的。物质利益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物质动因。在原始社会的公社中,由于单个人离开群体就无法生存,因此尽管存在着个别利益(特殊利益),但共同利益居于首位,原始公有制占统治地位。到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相继出现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分工的发展不断推动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导致了生产资料及劳动产品归不同所有者占有即私有制的出现,“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20],“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21]。在利益分离和对立的基础上,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由于“个人利益总是违反个人的意志而发展为阶级利益,发展为共同利益,后者脱离单独的个人而获得独立性,并在独立化过程中取得普遍利益的形式,作为普遍利益又与真正的个人发生矛盾”[22],因此,各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如集团、阶级、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从根本上来说是基于经济利益的政治上的矛盾和斗争,而这种斗争的最高形式就是战争。所以,战争归根结底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源于在特定生产力条件下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矛盾和对抗。

作为战争对立面的和平,同样是由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决定的。归根到底,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状况决定了不同利益主体间矛盾冲突的状态、层次与程度,决定了它们之间是处于非对抗性的和平状态还是对抗性的和平状态,抑或是小规模的武装冲突状态还是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的战争状态。当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冲突不剧烈,能够运用非暴力的和平手段进行交往、调整彼此间的利益关系时,社会处于和平状态;反之,当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冲突加剧至诉诸武装战争的方式加以解决时,社会处于战争状态。和平与战争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决定它们之间谁占主导地位以及相互转换的决定性因素就是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因此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是影响和平的根本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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