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马克思》出版的历史背景

第二节　《保卫马克思》出版的历史背景

一、政治事件背景

对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的了解，应该全面系统，要防止一些“原先”的阅读，应了解一下该著作出笼的各方面背景，其中包括政治背景。该著作收集并成册是在1961—1965年间。当时法国和世界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为许多政治事件的爆发。“一方面是由揭露斯大林罪行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标志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1956)，布达佩斯暴动和向苏伊士派兵(也是1956)，古巴革命的胜利(1959)，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最后几年以及阿尔及尔军事政变后戴高乐重新掌权(1958—1962)，经济合作组织的成立(1960)，柏林墙的修建(1961)。另一方面是美国对越南的干涉(1965)，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于1966)，法国及其他地方(墨西哥、德国、美国、意大利、波兰等)1968年的五月事件，‘布拉格之春’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也是1968)，社会党和共产党‘左’派联盟公共纲领的签署(1972)，70年代‘欧洲共产主义’的诞生，阿连德的倒台及其被谋杀(1972)，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1974)……”这些事件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国际事件，对其怎样认识，自然是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挑战，重新认识马克思就成了时代的话题和主题。

二、人才辈出和著作出版高潮背景

在1960年前后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许多哲学著作同时出版。这其中有梅洛·庞蒂的《符号》，让·保罗·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吉尔·加斯通·格杭热尔重要的认识论作品，加斯通·巴什拉的《梦想的诗学》和《人类的科学和形式的思想》，亨利·埃围绕拉康在邦维尔医院召开的有关无意识的研讨会，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的法文译本，亨利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的批判》，米歇尔·福柯的《癫狂的历史》，雅克·德里达的《〈胡塞尔几何学起源〉导论》，列维纳斯的《整体与无限》，海德格尔的《尼采》，等等。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著作期，事实上，这些著作对以后哲学的发展起了基础性作用。

“当《保卫马克思》仍然以非计划的形式，仍然依据‘介入’的情况在写作时，让·皮埃尔·韦尔南的《希腊思想和神话》(1965)，德勒兹的《尼采和哲学》(1963)，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1962)，汉娜·阿伦特的《论革命》(1963)，勒胡·古尔昂的《言语与姿势》(1964)，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第一卷(1964)，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1962)，维尔曼的《数学哲学》(1964)，科热夫的《牛顿研究》(1965)等出版了。”这些著作的陆续出版，实际上对阿尔都塞是一种启发和督促。

“而事实上，阿尔都塞正加紧出版自己的著作，以尽快推出自己的思想。当这部作品出台时，下列著作才公开发表，这就是:赫尔伯特·马尔库塞的《单面的人》，皮埃尔·沙费尔的《论音乐的对象》，杨克列维奇的《论死亡》，巴尔特的《批评和真理》，本维尼斯特的《普通语言学的诸问题》，福柯的《词与物》，拉康的《作品集》，康吉汉姆的《概念和生活》等。”

三、生活时代特征对阿尔都塞的影响

时代不得不使阿尔都塞站出来保卫马克思，同时又重新认识和审视马克思。阿尔都塞生活的时代是战乱后的多元时代。许多事情“前途未卜”，冷战转向了和平共处，非殖民化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的普遍反对，转向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出现了文化多元化和在经济上、政治上的激烈竞争与对抗，社会主义也向全世界推及。毫无疑问，阿尔都塞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和多元时代，对其思想和观点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思想领域和“哲学争论的对象及方式与战后直接相关而改变了的时候”，《保卫马克思》这部著作的出现，是及时的和有意义的。何况，“怀疑哲学”以尼采为代表而出现;弗洛伊德主义也出现;各种“结构主义”也出现。每个学说之间不仅争论不休，而且在争论中都在增强自己的科学性，其目标转向“社会实践和意义”。同时，各学科之间也在进行领地之争，如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分析学、政治学、哲学等，知识和权利之争成为当时时代的一个主题。各学科一方面需要内部完善，另一方面需要把自己的目光投向外部。而“哲学比以前更强烈地面对着其外部，面对着其无意识，面对着非哲学”，“要找到其自我批评和重建的各种手段”。阿尔都塞正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终生为完成这一使命而努力工作，《保卫马克思》就是实现这一使命的代表作，是适应时代需要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