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现实维度

二、“利”之所求：生存的现实维度

将技术的本性与人性联系起来，而人性的基本方面用“利”来解读，其根据何在？

许多思想家和哲人都探讨过人本性自私和求利问题。

按照休谟的解释，利己是生存的基本前提。在人的自然情感中，自私是一种最强烈最持久的情感。由于自身利益的驱使，由于现实利害关系的影响，每个人爱自己都甚于爱他人。没有哪一种情感能够压倒利己的情感，因为受利益驱使的利己情感是最强大的。“由于我们的所有物比起我们的需要来显得稀少，这才刺激起自私。”^[83]

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也认为：“如果说自然界是服从运动规律的，那么精神界就是不折不扣地服从利益规律的。利益在世界上是一个强有力的巫师，它在一切生灵的眼前改变了一切事物的形式。”^[84]

威尔逊从社会生物学角度，指出生物基因的行为天生就是利己和自私的，因为不自私就不能生存下去。“正是因为这样，个体以及个体之上的各种组织层次的行为都表现出自私性。一言以蔽之，在社会生物学的理论中，基因的这种自私性，决定了生物从本质上讲是自私的。”^[85]

“经济人”假设是亚当·斯密重要的经济学理论，一贯受到各方面的批判。但经济人属性确实如实地反映了现实的大多数人的本性，也是有现实依据的。“经济人”权衡利弊、求利而且追求利益最大化。羚羊的快速奔跑、斑马依靠身上的花纹隐身无一不是求生存的本能。人也是一样，无论精神文化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的基本物质需求却不能逾越，因此动物性又是具有永恒性质的人性，伴人类始终。人的动物性的本性决定基本本质在于“求利”。如果抛开利，人类就将无法生存。求利是人的本质，人不仅求利，而且永远不满足。市场经济充分利用了求利和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从这个角度说，市场经济也是符合人性的经济。“经济人”假设有着现实的土壤。

而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抛开人劳动的异化的形式，“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它们的真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因此，上面提到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也就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86]

当然，许多人不愿意承认“求利”是人的基本本性。实际上这种态度，隐含了对“利”本身的狭义理解：认为利只指经济利益。这种理解也不错，人的利益的基础部分就是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春秋时代的晏婴说：“凡有血气，必有争心”（《左传·昭公十年》）。争者，就是指人为获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本能。其中最主要的是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和享受。凡有血气，也就是说这是人与生俱来的，任何外力都无法将之泯灭。即使想否认和回避，这也是不可逾越的现实。“存天理，灭人欲”毕竟是受到批判的思想。孔子都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司马迁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韩非子对人之求利的分析可谓深刻：“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备内》）。这是人之错吗？非也。“人无羽毛，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着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欲利之心”（《韩非子·解老》）。人由于自身能力和外在条件的制约，必须靠追逐利益活下去，必须好利恶害。在这点上马克思的理论是简单的又是深刻的，最基本的假设是人首先要吃、穿、住，然后才能从事上层建筑的高尚活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也是简单的，但也直指人之生存实质，最基本的假设是人首先要满足本我的欲望（食欲，性欲），由此展开自己的人格，如本我、超我。

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旧译涂尔干）曾忠告：“欲望与满足欲望的手段之间的不平衡是一切生物痛苦的根源。动物的生理机制为其欲望划定了界限，而人的欲望却是无止境的。他占有的越多，欲求的就越多，所获得的未能满足需求反而刺激了新的欲望。”^[87]人要生存必须求利，而且要追求利益最大化，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才能不断进步。如果人如同动物一样只要求饱腹这么简单，人就不会如此进化。用斯密的语言就是：每个人都只是在实现自己的利益，但却在总体上实现了一种社会的普遍利益。

但仅此来解读“利”，必然无法全面解读人本身。如何看待“利”，利是人为自己生存需要的一切事物。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出现了“利”字。“利”是禾与刀的结合，是会意字。中国古代经济以农业为主，禾为主要农作物。以刀割禾，意为收获。

“利”是人生存发展一切条件的综合。不仅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利益。“利”有两个条件：一是必须以“刀”即工具做基础和条件，而工具必须锋利，引申为利器。二是必须有所获，借助工具带来需要之物。在中国古代“义利之辨”一直是个古老的话题。很多人把利引向了道德私利方面。实际上“利”既有人欲之需，又有获取之径。而获取途径借助各种“术”，重要的就是技术。人类改变如此之大，在于找到了技术作为自己谋取生存利益的工具。技术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是人的创造，如果说，某些动物也会借助工具生存，但对于动物来说只是一种本能，而真正的工具的创造和使用需要的是智慧。“从最初活动看，智慧是制造人造工具，尤其是制造用于制造的工具，以及不断改进制造的能力。”^[88]

当然，求利是人生存的基础，人之为人还要超越于利。而人文诉求是超越求利的重要表现，也是人控制技术、克服技术异化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