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是什么主义

雷蒙·布东(Raymond Boudon，1934—)早年学过哲学，后来转向社会学，曾任索邦的教授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他也是索邦的社会学分析方法小组的主任。从1978年以来，布东一直担任巴黎第四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布东著述宏富，主要有《社会学方法》(1969)、《机会不平等》(1973)、《扭曲的效果与社会秩序》(1977)、《社会的逻辑》(1979)、《批评的社会学词典》(与F．Bourricaud合著，1982)、《说服的艺术》(1990)、《价值的意义》(1998)、《价值的起源》(2000)以及与亚历山大合编的《社会学的经典传统》(1998—2000)等。

布东社会学可列入行动理论的阵营，其特征是以解释行动的情境性和脉络性而独树一帜，其主要的分析框架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理性原则。布东相信从社会学的创始人到当代社会学，个人主义范式都构成为重要社会学传统的主干。但社会学中的个人主义传统的重要性常常被低估了。社会科学中主张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认识论著作常常依赖于抽象的范例或从经济学中借用的事例。至于社会学家本人，他们普遍地接受这种观点:下降到个体层次是一种适合于组织和小群体研究的方法。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拒绝承认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缩写为MI)在宏观研究中有任何用处，并且他们还常常把在这类研究中运用MI的提议视作一种对从经济学中借来的思维方式的不恰当模仿。

虽然经济学与社会学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都将个人行动视为理性的，但布东认定绝无理由将一个还原到一个，社会学比较经济学赋予理性行动更宽泛的含义。

首先，布东力图给出社会学个人主义范式的简明定义:假设我们想解释社会学感兴趣的任何一个现象——例如，像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一书中所讨论的，为什么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在某些方面有差别;或者，像桑巴特在其著名的著作中所论及的，为什么在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此类问题显然是宏观社会学性质的。根据MI范式，为了解释此类现象，就必须使之成为个人行动或行为的后果。当然，应该使这些行动成为可以理解的。通过将它们联系于行动者置身其中的情境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最后，社会情境本身也必须得到解释。

总之，假设M是有待解释的现象。在个人主义范式中，解释M就意味着使之成为一系列行动m的结果。用数学符号表达就是:M=M(m);用文字表达就是: M是诸行动m的函数。然后通过将它们联系于行动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即情境S，它们就在韦伯的意义上变得可以理解了:m=m(S)。最后，情境本身必须被解释为宏观社会学变量的结果，或至少是比S位于更高层次的变量的结果。让我们称这些更高层次的变量为P，那么S=S(P)。总括起来:M=M{m［S(P)］}。用文字表达即是:M是诸行动的结果，而诸行动是行动者的社会环境的结果，后者则是宏观社会学变量的结果^[63]。

为了具体说明社会学中个人主义范式的性质和外延，布东选择了两个经典范例。尽管他本可以挑选出更多的例子，但他认为这样两个就足够为社会学中的个人主义计划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了^[64]。

1．托克维尔的《旧制度》

考虑到该书的绝大部分都可以被看成是试图解释18世纪法国和英国社会之间的一系列差异，因此托克维尔的书可以被恰当地看作一部比较社会学的著作。一个差异是，当英国的农业变得现代化时，法国的农业体制却处于发展不足的状态。考虑到当时重农主义者在法国政治精英中拥有巨大的影响，这一差异就令人困惑了。

布东相信托克维尔对差异的解释遵循了他前面所描述的典型的个人主义范式。由于高度的“中央集权化”(P)，法国的地主们就同英国的地主们处于不同的境况(S)之下。作为P的结果，公共职位在法国的数量更为庞大。此外，因为这种集权，每一个公务员都可能将自己看成是这种中央权力的一部分。所以，在法国，权力、声望和影响力比在英国更大程度地附属于政府公职。考虑到政府公职都由国王出售并且代表着收入的主要来源，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螺旋形膨胀:对公职的供应和需求同时增长。总体上说，地主们都受到强烈的驱动去购买政府公职:他们有资源去这样做;公职可得;并且有报酬与之相联。因此，作为环境结构(S)的后果，他们购买公职，离开他们的土地并定居在邻近的城市中，留下佃户们照料土地。因为地主们没有受到驱动去增加其土地的生产力，又因为佃户们没有能力去这样做，作为一个合成的后果M(m)，法国的农业体制与英国的相比就保持在发展不足的状态。

另一个宏观因素，比如说P’，强化了这些效果:在国王加强其对社会的权力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城市长期以来成为抵抗的一极。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便能够保持若干特权——其中之一是税收上的特权。在18世纪的城市中没有所得税。这一条件强化了种种其他产生外住地主(landlord absenteeism)的因素。

因此，托克维尔将由英国和法国农业的不同发展所代表的宏观特征解释为地主们的行动合成的结果。他通过将这一行为与布东所谓的他们的情境结构相联系，而使它在韦伯的意义上成为可理解的;情境的结构由诸如城市的税收特权或中央集权化之类的宏观因素而得到解释。

总之，布东在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中看到了很好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各种宏观特征都被解释为行动的结果，如同依据韦伯的方法，当语境给定时，理想类型的行动者(例如地主、哲学家)的这些行动就被认为是可理解的，并且在这种意义上也是理性的(rational)。一如韦伯那样，托克维尔也暗中使用了一个比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性宽泛得多的理性理论。

2．韦伯的新教教派

马克斯·韦伯去世前写给奥地利经济学边际学派的著名成员罗尔夫·里夫曼(Rolf Liefmann)的信(引自Mommsen，1965)中说道:“社会学也应该使用严格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布东猜想韦伯渐渐意识到了曾在经济学中得到成功运用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对社会学的重要关系。在《经济与社会》的开头，这一联系得到了明确的强调。尽管它在韦伯的经验研究著作中并不总是明确地得到运用，但它却含蓄地运用于他的许多著作之中。在其一些著作中，他使用了被认为是典型的经济学理论的假设和程序:对高度简化的模型、方法论个人主义、理性行动假设的使用。为说明这一点，要分析布东是如何考察韦伯论述美国新教教派的。

坚持规律范式的社会学家如孔德和涂尔干，曾宣称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传统的宗教将失去其吸引力:工业化或现代化将产生一种世俗化效应。韦伯从总体上对社会学中规律性陈述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他当时很有可能是被美国的事例所吸引，这部分是因为它对于有关现代化对世俗化之影响的规律性陈述的常识是一个生动有力的反驳。在这样一个高度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社会中，新教主义显得同以往一样充满活力。

因此，在对其主题的选择中，韦伯表明探询独特性同寻找难以置信的规律性一样是令社会学家感兴趣的目标。换言之，对他来说，如同对托克维尔一样，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差异并非因为后者本质上是一门规律学科;相反，差异乃取决于这一事实，社会学家像经济学家一样，能够选择研究那些通过观察社会现实而向他提示的问题，这种观察是借助于高度简化和理想化的模型进行的。

韦伯对美国新教主义的生命力的解释有效地采取了一个运用了MI原则的模型形式。首先，韦伯以非常简约和抽象的形式罗列了美国社会和两个欧洲国家社会之间的宏观差异，他含蓄地通盘比较了美国社会与后两者:德国和法国社会。在美国，社会和地理的流动性更大;种族异质性也更大;而分层体系则不那么僵化;并且分层象征也不如法国或德国那么明显和醒目。例如，法国人有其荣誉军团(légion d’honneur)，而德国人则让他们的学术头衔派上了大用场。至于宗教制度，教会(churches)在法国和德国很兴盛，但在美国，由于可以历史地加以解释的理由，新教主义采取了宗派(sects)的形式。

按照布东的符号，这一系列因素描述了解释性的宏观因素P。设若美国的这些因素是P，德国或法国的则可以说是P’。按照布东对其分析的重建，下一步则是表明，对与分析目的有关的不同类型的相关行动者来说，P和P’将会分别产生不同的情境，即S(P)和S’(P’)。在韦伯的分析中，这些类型有两个:那些执掌清教宗派的人和那些愿意相互做生意的人。

就后者而言，因素P导致如下后果:在美国，对两个想做生意的人如A和B来说，要知道他们能不能信任自己潜在的合作者更为困难。首先，由于美国的流动性更大，他们不大可能相互认识;即使以前熟识，这种熟识也不大可能为其合作者的可信任程度提供些许指示。其次，因为地位象征较不明显，后者也不像在法国和德国那样方便有用。换言之，P造成了一种对象征和对标志的需求，借助这种象征和标志，A和B才能在建立一种生意关系之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对彼此有足够的信心——考虑到经济制度的复杂性，这种生意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包含着时间上延迟的效应。这种需求也存在于欧洲社会，但是因素P’却使之更易于得到满足，或者是通过以前的了解，或者是通过分层符号的运用。

这一需求现在自然将由新教宗派提供满足。首先，因为国家的精英们绝大部分是新教徒，以至于“是新教徒”就可以轻易地在许多场合作为一个肯定的标签(label)发挥作用了;其次，各教派之间的竞争是一个有利因素。通过强加很高的入教代价，那些掌管某一教派的人就能增加该派的资源，检验其成员的经济责任，希图提高他们授予其成员的荣誉证明的价值，并因此来增加该派的影响。换言之，普遍的情况P强化了各清教派别之间的竞争:那些能为他们的荣誉证明赋予很高价值的人更有影响力。韦伯不无诙谐地指出，如果加入路德宗(the Lutheran Church)的价码在德国和在美国一样高，那么在德国就不会再有什么路德教徒了。

这样，P造成了一种情境S(P)，后者则从想与别人建立生意关系的人之中创造出了一种需求m(S)。这一需求由行动者的供给而得到满足，这些行动者们在既定条件P下，可以被认为是天然的供给者，即那些掌管新教宗派的人。总的来说，P产生了成为分析对象的宏观现象;此即清教主义在美国的生命力。

换言之，这一现象可以通过使之成为一个演绎模型的结果来得到解释。与任何一个模型一样，这个模型也依赖于对假设的简化。因此，美国和德国或法国之间的区别被化约为不多的几个特征。此外，考虑的行动者的类型也不多，并且这些行动者的动机以一种类似经济学分析的简单方式被重建起来。他们被赋予简单的、先验的动机。最后，这一解释(新教在美国的生命力)被解释为这些个人动机的合成结果。

布东认为，与托克维尔的例子一样，韦伯解释的结构非常接近于现在被用于经济学分析中的那种结构。无论如何，其解释依赖于MI原则。

3．个人主义范式

布东确信上述两个例子定义了一种一般范式，即个人主义范式。因为这一范式符合一个重要而悠久的社会学传统，由此布东将这一范式的若干主要特征概括如下。

(1)就社会学的目标而言，它们包括对特殊性和规律性的解释，以及对各种社会制度之间差异的解释。与涂尔干传统的规律范式相比较，寻求类似规律的陈述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目标。因为在个人主义范式中类似规律的陈述被解释为诸行动的后果，所以它总是被视为一种临时的和脆弱的陈述，一旦使之有效的条件发生了改变，它就变成虚假的陈述了。因此，工业化常常产生一种世俗化效应，但它也可以不产生这样的效应。

(2)按照这一范式，对任何一个现象，比如说M，进行解释，就等同于要表明它是诸行动的结果，并且表明这些行动在考虑到行动者的社会环境(即他们活动于其中的情境的结构)之后，就能够变得可以理解。至于情境的结构，它必须被解释为是某些在系统层面上被规定的变量的产物。

(3)解释采取模型的形式，即一个依赖于对假设进行高度简化的演绎体系的形式。被确定的相关的行动者类型一般为数很少。这些行动者只被赋予简单的动机。行动的情境结构同样由少数几个特征加以描述。

(4)给定社会行动者活动于其中的情境，他们可以被假定是理性的，但这仅仅是在以另外一种方式说，任何一个知道行动者情境的观察者原则上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我处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会很容易做出同样的事情。”在这个例子中，理性与韦伯的理解(verstehen)概念的外延完全一致。这是一个依赖于情境的理性(situation-bound rationality)概念。

(5)在反对个人主义范式的意见当中，常有这样一种说法:即它不易用于宏观社会学分析。布东认为他选取的例子表明这不是事实;托克维尔和韦伯在这些例子中都关注宏观问题。只要个人主义方法被看作是使用构建成模型的高度简化性的假设，它就变得与宏观社会学的分析相容了。韦伯方法论的三个主要部分——模型(理想型)、行动的理性(verstehen)，以及个人主义——彼此间有着有机的联系。

(6)由于这些简化的假设，产生了关于模型的有效性问题。这一问题在个人主义传统中以一种布东“年代误置”地称之为波普的方式^[65]不言自明地解决了:如果一个模型能成功地解释大量观察材料，那么它就被认为是有效的。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中的分析仍然被认为是重要的和有效的，可能是因为，从“中央集权”这个简单的概念出发，他能以一种异常节俭的方式解释法国和英国之间的许多差异。此外，他的微观社会学假设符合韦伯的理解标准。因此，关于地主或哲学家的动机的假设就容易得到理解。总之，如果一个模型符合韦伯的理解标准和波普的标准，那么它就是有效的。

(7)个人主义范式是普遍性的。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它可以被用于不同规模的现象:小群体，组织，还有民族社会。并且，正如两个范例所充分说明的那样，它可以被用于任何种类的现象。从这些现象的某些方面来看，托克维尔的分析属于知识社会学;从其他方面来看，又属于经济社会学。它们也可以被用于任何类型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