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及其批评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已付出了许多努力来强调城市生活的某些面向，以便解释中世纪自治城市的兴起和繁荣。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保罗·施维茨（Paul Sweezy）和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代表了那些将城市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学者，虽然这些学者本身的视角差异甚大。在这三人中，只有布罗代尔才认识到（虽然他并未解释）自治城市在16世纪的骤然衰落。其他学者，例如弗雷德里克·C.莱恩（Frederic C. Lane）、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以及早期工业的研究者，只是指出了民族国家和乡村工业相较于城邦和城市商人不证自明（对他们而言）的优势。他们也无法解释，为何尽管有他们假定的这些劣势，城市政治家和生产者却还能继续兴旺发达到16世纪。

马克斯·韦伯是唯一发展出一个单一模型来解释城市商人的早期优势及其后劣势的学者。然而，尽管其论点具有很高的逻辑一致性，来自其他两个路径的学者们还是成功地削弱了韦伯城市理论的历史基础。对韦伯及其批评的回顾表明欧洲城邦需要一个新的解释，以及我的精英斗争模式如何能符合这一要求。本章的随后部分将说明我的路径对解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价值。

作为资本主义的城市

正如我此前所表明的[1]，韦伯的著作经常被错误地与一些将自治城市等同于资本主义源泉的学者联系到一起。皮雷纳（Pirenne 1925）将城市看作封建社会内部享有经济和政治自由的孤岛，因而也是中世纪欧洲企业家能在领主和落后农村惯例抑制的结构性限制之外追求利润的唯一场所。在皮雷纳看来，城市资本主义的动力在数世纪内逐渐支配了整个欧洲大陆，推翻了贵族阶层统治，并推动了仅能满足生存的农业经济转型。

皮雷纳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产生了影响。施维茨对多布的批评（［1950］1976）回应了皮雷纳对封建欧洲的农业领域内结构性变迁和经济发展可能性的悲观看法。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经济发展最具影响力的当代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则是如此确信资本主义就是（tout court）存在于中世纪城市之中，从而粗暴地驳斥了韦伯的新教伦理论点：

对马克斯·韦伯来说，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正是新教主义（或更确切地说是清教主义）的创造。

所有历史学家都已反对这一贫乏的理论，虽然他们还未能一劳永逸地摆脱它。但这很清楚地是不正确的。欧洲北部的国家取代了早先曾由地中海地区旧有的资本主义中心在那么长时期里占据的辉煌地位。它们（北部国家）未发明任何东西，不管是在技术还是商业管理方面（Braudel 1977，pp. 65-66）。

布罗代尔对韦伯的批评展现了对两种观点的最常见的不满：一是资本主义起源的社会心理学路径，例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二是那些强调阶级、精英和国家形成的结构模型——那是我在本书中所要提出的。布罗代尔声称，不管是在韦伯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资本主义都存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中，而意大利的北方竞争对手（基于汉萨同盟城镇和低地国家城镇）也同时在实践资本主义。马克思、韦伯及其后继者描绘为在16世纪英格兰的资本主义开端，只不过是“（资本主义）从地中海到北海的转移，表明一个新的区域对老的区域的胜利。并表现为规模上的巨大变化”（p. 67）。对布罗代尔（［1979］1984）来说，英格兰（和尼德兰）的兴起只是在既存的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一个主要转变。

布罗代尔既启发后来又借鉴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模型，他提出了一个此处必须谈及的论题[2]。他的著作之所以有分量，不仅由于他自己的历史学识及其理论模型的精深，也由于历史学家中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城市商人描绘成资产阶级的主流趋势。这场争论，部分是关于定义的争论。既然一些学者依照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中展现的特征来定义资本主义，而其他作者把16世纪或其后数世纪起始的实践或关系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本质，那么每个人都能通过强调合乎他或她偏爱的定义的那些例子来赢得这场论战。尽管布罗代尔宣称其对文艺复兴时期城市的研究揭示了马克思和韦伯所定义的资本主义，但他的定义显然更广泛[3]。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不管布罗代尔怎么说，马克思和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与布罗代尔及其观点相似的历史学家对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描述无疑在关键方面颇为不同。

布罗代尔提出了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主义观点：“我已经表明：从历史之初起，资本主义就是隐约可见的，并且它随着时代流逝而发展并固化了自身……即便在这整个巨大转变［工业革命］期间，资本主义仍保持其本质不变”（［1979］1984，pp. 620-621）。与此相比，马克思、韦伯以及我在本书中发展的模式则强调从14到18世纪横跨欧洲的国家和阶级、资本主义结构、关系和实践的发展中多变和断裂的特质[4]。

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中心城市的历史上，断裂尤为明显。在13世纪，数百个意大利城市，数十个日耳曼和瑞士城市，以及一些法国城市和其余各处散布的城市从贵族阶层统治下赢得了自治权（Blockmans 1978，Burke 1986，Friedrichs 1981）。500多年后，事实上所有这些城市都被置于贵族或国家的控制之下，尽管其中一些城市曾在数世纪、数十年、数年甚至数月时间里反复丧失或获得自由。在经济上，一如布罗代尔所认识到的，村庄和城镇被转变为商业和工业中心，有时又很快转而由于新的和更有前途的经济中心[5]兴起而遭废弃。欧洲中心城市人口的波动正是其政治、经济命运的反映。

布罗代尔将经济财富和人口集中性的不断转移描绘为资本主义动力的一部分[6]。遗憾的是，描述并不能替代因果关系。布罗代尔及其观点相似的历史学家们未能确定一系列导致中心城市兴衰的因素。所有有关文艺复兴时期城市商人中的“资本主义”的描述都无法为一个关键问题提供答案：为何中世纪晚期欧洲的第一批商业大城市没能变成此后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心？

布罗代尔（［1979］1984）列举了欧洲“世界经济”体发展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经济霸权所必备的要素，试图以此巧妙地处理这一问题。他的历史研究生动地描述了经济霸权如何转换：先从意大利城邦到安特卫普，随后转移到热那亚、阿姆斯特丹，以及伦敦。不过，当布罗代尔从描述转入解释，他的记述显得就事论事而非系统性的，因而不那么尽如人意。他缺乏对中心城市内在政治动力的关注，这使他无法解释为何已有的欧洲贸易中心无法适应欧洲世界体系控制产生和交易的新要求，从而在与敌对城市的竞争中抢占先机[7]。

韦伯的城市：“政治取向的资本主义”

直觉上人们往往会预期，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和低地国家已占据经济中心地位的城市因其所具有的更大资本累积和对现有贸易网络的控制，会比其假定的对手更具有利条件。那些城市最终丧失其优势这一事实，表明有必要系统地研究其内部的社会关系结构，以及（并与之互动）欧洲“世界经济”体内各单位之间政治和经济关系的转变。韦伯曾谈及这一欧洲经济霸权的转移，他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经济体贴上“政治取向的资本主义”这一标签，以对应清教国家“经济取向的资本主义”[8]。韦伯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商人因其对利润的政治取向而更适于在封建欧洲内看到获利机会。然而，当16世纪后由经济取向的清教商人开创新的经济趋势时，这一取向使得美第奇家族及其同类无法适应竞争。

“从经济视角来看（即从市场优势及预算单位的消费需求的取向来看），那种为政治资本主义提供发掘获利机会的政治取向的事件和过程是非理性的”（Weber 1978，p. 166）。基于政治过程的经济活动的或然性给资本家的决策带来了武断的、因而是不可预见和不可计算的因素。对韦伯来说，这是意大利人将竞争优势拱手让给北方的新教欧洲人的首要原因。韦伯进一步暗示，如果意大利人能采用经济取向，则他们本来可以成功地与新教商人竞争。然而，照他的看法，商人们的取向是非常不可通融和固定不变的。（因此，只有通过）新的结构条件在别处、非意大利的资产阶级中开创不同的经济取向。

韦伯认识到世袭国家被官僚制国家取代。前者是“通过维持现有的地产和贡赋来创造既得利益抑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后者“通过自己的官员来收税（而不包括经济活动）……［这］为理性的市场取向资本主义提供了最理想的环境”（1978，p. 199）。他将这一取代看作理性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要先决条件[9]。虽然韦伯在世袭和官僚主义国家之间，以及政治和经济取向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分是理想化的[10]，但这至少唤起了人们对16世纪欧洲经济发展大转折中政治层面因素的注意。

布罗代尔也许是对的：在解释16世纪欧洲经济霸权的转移时，心理因素并非必要。不过，要挑战韦伯的社会心理说，必须提出这些转移的某些内在因果机制，介于经济霸权的形式和政治权力的形式之间，并且必须确定经济和政治体彼此影响的机制。

民族国家以及城市的衰落

民族国家的兴起恰与自治城邦的衰落同步：先是军事力量的衰落，然后是城邦作为生产和贸易中心的衰落。弗雷德里克·莱恩（Frederic Lane 1958；1979）将城邦和民族国家定义为收取赋税以提供维持疆域内治安和垄断力量费用的组织。一个国家越是能有效地提供那些服务，它就越是能从其赋税收入中保留较多的利润。在莱恩看来，欧洲从公元700年到1700年的政治史就基于“使用暴力的机构与剩余价值的数量和分配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1958，p. 412）。因此，民族国家更高的效率确保其在与城邦和自治的乡村领主的竞争中胜出。

查尔斯·梯利深化了莱恩的模型。梯利发现欧洲政治单位从1490年的“500个国家、将要成为国家的政治体、刚获独立的小国及类国家组织”，到1990年合并为“仅仅25到28个国家”（1990，pp. 42-43）。他辨别出欧洲不同地点资本和强制力的不同组合，并描绘了政治行动者占有这两项资源的多少，决定了他们能够建立哪种类型的国家。

在梯利看来，城邦资本富足但无法获得足够的强制力，除非购买雇佣军。城邦因16世纪的两大变迁而走向没落。首先，大西洋贸易和相关生产得到发展，而“地中海城邦……的水道却受到穆斯林势力的限制”（1990，p. 190）。其次，当控制更多人口的国家发展出从广阔的疆域内汲取资本和强制力（即便这一能力仅及城邦的几分之一）的手段时，其巨大的规模使得他们比城邦更富有，军事力量更强大。当“战争在规模和开支上增长”（p. 190）时，这些资源变得十分关键。对梯利而言，当规模较大的民族国家开始合并且建构税收体系、组建国家军队之时，[11]城邦的全盛期就结束了。

我在第四章里将更全面地评估莱恩和梯利的国家形成模型。不过眼下，就算我们认可梯利完全解释了资本和强制力的可得性如何形塑了国家结构的发展，他的模型仍无法解释为何资本和强制是在民族国家内部，而不是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发展起来的领土不连续的城市和地区网络之中被组合起来的。

从当下或19世纪的后见之明出发，我们能认识到，将连续的领土和人口塑造成一种共享的国民性，有助国家收取赋税、征募军队、保卫边疆。然而，16世纪那些在军事和经济方面胜过城邦的国家，却常常并非是领土连贯，或在族群上、语言上同质。事实上，16世纪最成功的国家往往为了攫取不连贯领土，并统治异族的目的而战。19世纪成熟的民族国家的优势不能用来解释为何基于农村的贵族阶层在16世纪支配了基于城市的商人，而非相反。这是明显的时代错置。

在我们转向国家形成（第四章的话题）之前，我们必须回答两个反事实的问题：为何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大城市没有成为随后资本主义发展和国家形成时期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为何城邦的精英在16世纪之后被敌对的乡村精英压倒，以及为何这些精英能筑固在广大乡村地区的统治，并把城市收入囊中？

任何人要回答那些问题，就必须同时解释城邦的衰落和民族国家的兴起。韦伯曾试图这么做。但他的模型，正如布罗代尔和其他研究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学者所表明的，夸大了中世纪和宗教改革之后欧洲人在观点和行动上的差异。韦伯的观点也同样错误地表明，个人、企业以及也许还有不同的社会要么是政治取向的，要么是经济取向的，而由于他们一成不变的取向依赖于环境，在心理上无法互相转变或兼有政治与经济理性。事实上，个人的政治和经济计划常常根据在特定时间、特定场所下特定而有限的结构性机会而作出调整。城邦和民族国家的组织结构内部都有获利的机会，这些结构，正如梯利的全部作品所展示的，自身也是长期历史（变化）和集体行动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