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学的实证主义

我们此前讨论的法国社会学主义属于广义的社会学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的思潮主导了社会学发展的第一阶段，19世纪末，实证主义受到来自德国的历史主义、人文主义思潮的认真系统的批判。这一批判加速了早期实证主义的解体。

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并非始于德国学者，第一代实证主义的粗陋的自然主义遭到批评是不足为奇的。以往的批评所以未能克服实证主义并提出一种替代的研究方案，主要原因在于批评者实未超越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社会学中整体主义与原子主义之争、社会学主义与心理学主义之争也未触及这一基本立场问题。也就是说，在英法的社会学传统中，对于关于自然界和社会之间存在着基本的一致性的世界统一观，以及关于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也适用于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科学统一观的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产生不出深刻而有力的怀疑。对实证主义真正构成颠覆性威胁的批判来自一种与英法知识传统十分不同的哲学精神、科学思想模式或知识传统。

社会学史上所称“反实证主义的突破”勃然兴起于德国，并终成蔚然大观之势，形成古典社会学又一主要传统: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传统，这并非偶然。德国是浪漫主义运动与历史批判的故乡。浪漫主义的灵魂是诗的性灵，是情(炽情)意(意志)哲学与人主体哲学。按罗素的观点，浪漫精神隐伏于人性与社会精神的最深处，是孤独本能对社会束缚的反抗^[1]。浪漫主义反对整齐划一、普遍性的框格、可计算的简单性;反对把生命现象机械化;对标准化抱着美学上的反感;力图冲破对主体心灵的一切束缚，渴望个体生命的充溢、飞扬。浪漫精神有着强烈的非理性主义情绪，这是很自然的。极端的浪漫主义哲学家尼采批判了源于苏格拉底的西方主智主义传统把一切本源于诗的东西都变成了一种技术性的概念推演，变成了逻辑系统。其恶果是“不知餍足的发明兴趣的膨胀，是挤入别人宴席的贪馋，是对现在的轻浮崇拜”^[2]。浪漫主义强烈反对主体生命的沉沦、意义世界的实证化;突出了人主体的不可还原的独特性、人格的至上性与性灵的原创性。

历史精神同样是德国知识传统中最基本与最深刻的要素，将“自然”与“历史”看作“在某种意义上各有其特征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一观念是属于德国从她伟大的哲学时代、康德和黑格尔时代继承下来的传家宝”^[3]。认为自然科学概念和方法就其本质而言不能反映人类世界历史的复杂性的那种呼声在19世纪的德国思想中从未沉默过。19世纪后半叶，以狄尔泰为代表的生命哲学与以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哲学的兴起，不仅复活了浪漫主义，形成新的历史主义学派，并且就社会科学的性质、对象、方法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批判实证主义的论战。

德国历史主义学派明确反对实证主义的世界统一性原则与科学的统一性原则，反对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文德尔班区分了旨在总结普遍规律的自然科学的立法的(nomothetic)方法与旨在描述个别事实的历史科学的表意的(ideographic)方法。狄尔泰、李凯尔特等以不同的方式贯彻了这一区分，要点是唯一适于历史(科学)的方法是个别化方法。实证主义力图到处揭示一般的、重复出现的、同样的事物，但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人类历史范围的东西，“从最广泛的意义说，就是那种仅仅出现一次的、件件都是个别的、属于经验范围的实际事物;它既带直观性，又带个别性”^[4]。

德国学者明确反对实证主义把社会生活看作是无个性的社会因素和社会力量在不同层面上的自发的运作过程，反对丢开人主体的行动、主体间的互动来谈论社会过程。他们在行动者、行动者的动机、谋划、赋有意义的活动及与其他行动者的相互作用中寻找社会生活的动力本源，强调社会生活的互动性、主体性与价值性。

既然人主体的自觉参与是社会过程的内在因素，这样从外部获得社会事实的知识的思想就被抛弃，认识主体与客体、科学意识与常识的实证主义二分也变得毫无道理。社会认识是从属于特定时代、国家、文化、社会团体的人主体的自我认识，其本身即为生活的表现而非对独立于观察者的外部实在的反映。德国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不仅对人的行为感兴趣，而且关心行动者想象这些情景的方式。这样，对人的活动的认识，需要求诸一种身临其境或设身处地的“理解”活动，这意味着拒绝客观主义的解释方法。

实证主义认为“概括性的”社会学于社会科学可称“后”，而“描述性的”历史则至多是一门辅助的学科。相反，在德国历史主义那里，一切社会的与人文的科学都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之上。历史主义原则对德国学者来说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不仅组织了文化科学的工作，而且还渗透到日常的思维中。历史是最重要的，历史的社会学在狄尔泰看来与历史无异，因此是多余的。但这一点是齐美尔和韦伯所不能同意的。

总之，德国思想家与实证主义的方法之争，代表了社会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人文主义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社会行动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