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卒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大约成书于3600多年之前的古埃及《史密斯外科纸草书》（Edwin Smith Surgical Papyrus）⁽³⁾中就有失语和脑外伤之间的关系的记述。该书的病例20记述如下：

如果你去检查一位伤口是在颞骨穿孔的病人的话……如果你把手指伸到伤口里，他就会剧烈发抖；如果你问他病情，他会泪流满面而什么都不对你说……（这是）一种无法医治的病。

接下来的病例22记述如下：

如果你去检查一位颞部受伤的病人……拿块亚麻布替他清洗伤口，直到看清他耳内（骨头）的碎片。如果你叫他，他默不作声。你不要去问颞部受到一击的病人。血从他的两个鼻孔和耳朵中流了下来，他不会说话，他的颈部僵直。这是一种医不好的病。

这大概是现在找得到的有关失语症的最早报道了，尽管此后在印度、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有失语和语言失常的相关报道。不过他们中的许多人把病因归之为舌头失常而不是脑失常。公元2世纪初古罗马以弗所的索兰纳斯（Soranus of Ephesus）把舌头麻痹和其他一些不能发声或说不了话的失常区分开来，他指出有些有语言障碍的病人的舌头颜色和形状都没有什么变化，也没有丧失感觉和运动。在他之后，西方医学之父盖仑强调指出失语不仅由疾病引起，也可能由头部受伤引起。

图6-1　《史密斯外科纸草书》第六、第七页。

随后是漫长的中世纪的黑暗，这一时期很少有病例报告，即使有大多也都语焉不详，人们只是重复先贤的说教而甚少进展。这种情况一直到17世纪才有所改观。其中最突出的是施密特（Johann Schmidt）和罗梅尔（Peter Rommel）的两个报道。

1676年施密特报道了一位脑卒中病人，这位病人在患脑卒中后右半身偏瘫，同时语无伦次。此外他还首次报道了失读症。他写道：“他连一个字母都认不出，他也不能区分不同的字母。”

和施密特的病人不一样，1683年罗梅尔报道了一名患运动性失语症的病人，他写道：

晚餐后她费力地走了一阵，接着她轻度神志失常，突发脑卒中并右半身偏瘫。她除了“是”与“和”两个字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连一个音节都发不出来，不过她能毫不犹豫地、一字不差地一口气背诵主祷文、使徒信经（Apostles' Creed）⁽⁴⁾、圣经中的某些片段以及其他一些祈祷文……她的记忆力极其出色。她对于所见所闻都能一下子就抓住要领，即使对于遥远的往事，她也能通过点头或摇头来回答问题。

威利斯与罗梅尔身处同一时代，他是第一位通过病例明确肯定脑是心智的藏身之地的英国医生。⁽⁵⁾威利斯也报道过两例脑卒中后右半身偏瘫并有语言障碍的病人。由于17世纪的医生并不知道失语症的原因，因此他们不知道该怎样进行治疗。发现心血管循环的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在1657年也失去了说话的能力，给他治疗的药剂师割开了他的舌系带使舌头放松，还用放血和水蛭吸血来进行无效治疗，这些做法一直延续到19世纪。1745年，瑞典医生林奈⁽⁶⁾报道了一例记不住名词，尤其是姓名的病人，此外他写不出他妻子和子女的名字，甚至写不出自己的名字。然而他却能阅读名字也知道这个名字指的是谁。1748年瑞典国王腓特烈一世（King Frederick I）在72岁时得了脑卒中，导致右半身偏瘫，并“失去了对臣下姓名的记忆”，唯一的例外是他能清楚地叫出首相特辛（Tessin）伯爵的名字，他把其他人不分男女都称为“医生”。

图6-2　颅相学中提出的一幅大脑的分区图。颅相学是第一个试图解释人类思维活动与其大脑布局对应关系的学科。

当时许多科学家都把失语症归为不能把思想和话语联系起来，但是没有人把失语症和脑的局部损伤联系起来。到了19世纪初，随着加尔所提倡的颅相学的兴起，脑功能定位的思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加尔本人也对语言的脑功能定位很感兴趣，除了他一贯的仅仅靠观察人的能力和他们的颅骨在哪儿特别突出这样一种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策略之外，他在语言的脑功能定位方面倒也引用了某些病例来支持他的猜测之词。因为一个同学的语言记忆能力特强，且这位同学有一双鼓起的眼睛，加尔就下结论说负责语言的脑区在额叶。以后他举出眼睛以上的额部为剑尖所伤的两个病人记不住朋友或家人的名字为例来支持他的上述论断。拿破仑的外科军医官拉雷（Baron Larrey）给了加尔第三个病例，这是一位名叫德·兰帕纳（Edouard de Rampan）的受剑伤的病人，剑尖从左犬齿附近进入，穿过鼻窝⁽⁷⁾和筛板一直刺到前叶（anterior lobe）。这位病人记不住文字，但是在图像和位置的记忆方面却没有什么问题。另外，他的右半身也偏瘫了。德·兰帕纳对拉雷记得很清楚，但是就是叫不出他的名字。

加尔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发现大脑左半球在语言中所扮演的特殊作用，但是他却错失了良机，他承袭了前人关于脑的两半球功能对称的错误观点，对于一侧损伤造成的特殊症状，他只是认为是由于破坏了两半球功能的平衡而已。

1828年，美国科学家塞缪尔·杰克逊（Samuel Jackson）的一位病人神志清楚，但是却说不出一个有意思的单词。他发现这位病人能运动他嘴部和舌头的肌肉，因此问题并不是出在瘫痪上。如果给这位病人纸和笔，他在书写方面也有问题。例如他曾写下“Didoes doe the doe.”这个莫名其妙的“句子”。很明显这位病人损伤的是专门负责文字记忆的脑区。后来其他科学家也发现了一些类似的病例，不过由于当时颅相学正在走红，他们都用颅相学来解释这些病例。

虽然到了19世纪上半叶后期，颅相学的影响已经江河日下，绝大多数有科学或医学背景训练的人都不再相信颅相学，但是关于语言可能定位在某个特定脑区的思想并没有随之消亡，只不过得经过艰苦斗争和颅相学中的错误思想划清界线而已。其中的一个突出例子是法国科学家布约（Jean-Baptiste Bouillaud），虽然他曾经是法国颅相学学会的创始成员，但是后来他转向用临床检查和尸检来研究皮层定位的问题了。和加尔仅通过一些特例就下结论相反，他在研究中采用了大样本，例如他在一生中搜集了超过500位语言有问题的病例。事实上他是第一位分析大样本的脑科学家。他把他的研究用下面一段话来加以总结：

语言器官的运动显然在脑中有特定的中枢，因为有些没有其他任何瘫痪症状的病人可能会一句话也说不了，而与此相反的是有些说话自如的病人偏偏四肢瘫痪。但是只是明白脑中存在某个特定的脑区负责产生和协调人们赖以交流思想和感受的奇妙运动还是不够的，最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这种协调中枢的精确部位。根据我自己的许多观察及我从文献中读到的大量材料，我深信我所提出的负责语言的主要脑区是脑中的前叶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但是遗憾的是，当时加尔的名声在科学界太坏，连和他在思想上有过共同点的科学家也被殃及，因此布约有关语言定位的思想不是遭到否定，就是不受重视。大名鼎鼎的克吕韦耶（Jean Cruveilhier）就不以为然地说过：

如果在病理上能表明前叶的任何损伤总是造成相应的语言方面的变化，并且脑中除了前叶之外的任何其他部位脑区的损伤都不会带来语言方面的变化，那么问题就解决了，而我也就立刻变成一个颅相学者了。……事实上，不会发声并不总是脑中前叶受损伤的结果；此外，我也能证明不能发声也可以伴随脑中其他任何部位的损伤。

1800—1860年，大多数人与克吕韦耶持同样观点，不过也有少数人支持布约的观点，并列举出了更多的病例。布约大受鼓舞而下了一个科学史上最著名的赌注：“我愿意出500法郎给任何人，只要他能提供给我下列病例——病人的前叶有深度的损伤，而又在语言方面没有任何问题。”1865年这笔奖金终于给了一位名叫韦尔波（Alfred Velpeau）的医生，他在1843年报道了一名脑癌病人，他相信这位病人的脑瘤“占据了双侧前叶”。然而这个病人不仅说话流利，而且还十分饶舌。后来的事实表明，这名病人的额叶组织有相当部分并没有受到损伤，布约白白损失了一大笔钱。布约未能成为科学上语言功能定位的开山鼻祖，除了当时科学界因对颅相学的反感，而把脑功能定位思想这一“婴儿”也随颅相学的“脏水”一起泼掉之外，也和他对语言中枢的定位不够精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