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灾民粮食问题的解决，唐朝主要采取了移粟就民、移民就粟、平粜、漕运、和籴及入粟受官等若干办法。
（一）移粟就民
唐朝地域广泛，往往此处灾而彼处丰，当诸灾并发，饥民数巨，或灾害连年时，往往采取移粟就民的救灾方式。总章二年（669）十一月，发九州道人夫，转发太原仓米粟入京。[190]咸亨元年（670），天下40余州旱及霜虫，百姓饥乏，关中尤甚。高宗诏令任往诸州逐食，仍转江南租米以赈给。[191]贞元二年（786），右丞元琇判度支，以关辅旱俭岁饥，请运江淮租米以给京师。朝廷以浙江东西道入运米每年75万石，更令两税折纳米100万石，委两浙节度使韩滉运送100万石至东渭桥；其淮南濠寿旨米、洪潭屯米，委淮南节度使杜亚运送20万石至东渭桥。其年秋初，江淮漕米至京师。[192]可见，随着唐朝经济重心渐趋南移，江淮粮食逐渐为朝廷所仰赖。元和某年冬，越中大饥，浙江东道团练观察使杨於陵“奏请度支米三十万斛，又乞籴他道以赈救之，民得生全”。[193]此为江南道受灾请求朝廷赈救，同时还要籴买他道粮食才使灾民存活之例，这一方面可能是朝廷储备粮食不足，另一方面向邻近道籴粮方便运输，能较快送到灾民手里。
（二）移民就粟
中国古代的因灾移民主要包括政府组织与灾民自发因灾异地就食两种。《周礼·大司徒》中已有遇凶荒疾疫而移民的记载：“大荒、大札，则令邦国移民、通财、舍禁、驰力、薄征、缓刑。”[194]若遇严重灾荒，移灾民就食于丰稔之地是当时的首选救灾途径。如果说《周礼》是出于后人伪托，对其是儒家描绘心目中理想政治或是一部实际的政治典范尚有争议的话，那么，至迟战国时期，因灾移民作为一种思想已经产生。《孟子·梁惠王上》记梁惠王曾说：“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195]汉魏时期移民就粟渐成定制，两晋南北朝已不乏因灾移民的实例。有学者曾指出唐代移民与社会的变迁特征，并提到唐代灾荒时有移民就食之举，[196]惜未详细展开。其实，因灾移民是唐代的一项最基本的政策措施，并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实施。
开皇十四年（594）七月，关中大旱，民饥。八月，隋文帝“帅民就食于洛阳，……男女参厕于仗卫之间”。[197]唐太宗论曰：“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198]言下颇不以其为然，对隋文帝惜粮令民逐食之举深表惋惜。认为隋朝虽然仓储甚丰，但“炀帝恃其富饶，侈心无厌，卒亡天下。但使仓廪之积足以备凶年，其余何用哉！”[199]因为历经隋末战乱，唐太宗深刻认识到君民的舟水关系，认为惜粟并不可取。唐初“每岁水旱，皆以正仓出给，无仓之处，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饥乏”。[200]由于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唐太宗即位后，实施因灾移民作为社仓赈给的补充，“其凶荒则有社仓赈给，不足则徙民就食诸州”。[201]贞观二年（628），天下诸州并遭霜涝，关内六州、河东蒲州、虞州及河南陕州、鼎州（今灵宝）等地复遭大旱，禾稼不登，令分房就食。由于邓州独免灾害，当年多有储积，于是蒲、虞等州户口，“尽入其境逐食”，邓州刺史陈君宾还令“逐粮户到，递相安养，回还之日，各有赢粮”。[202]太宗下诏慰劳，升其为太府少卿。贞观三年（629），关中大霜，民无所食，朝廷敕令道俗逐丰四出，玄奘“幸因斯际，径往姑臧，渐至敦煌”。[203]魏征曾上书提及此事：“贞观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携老扶幼，来往数年。”[204]据《资治通鉴》，贞观元年至三年，连续发生饥荒、蝗灾和水灾，由于太宗“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至贞观四年（630），“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205]证明贞观时期灾民经常性的因灾就食它地。在政府组织关辅灾民逃荒工作中，李世民秦府典签柳保隆时年34岁，组织安排救灾十分得力。其墓志言“关辅流离，颇资宁辑。朝廷藉甚，实赖夫君”。[206]朝廷论功行赏，封其为同州司户参军事（正七品上）。其在贞观十五年去世时46岁，为从五品上的工部驾部郎中，已迈入清贵高官之列。《通鉴》所载或有溢美，但表明贞观时期灾民的四处逐食比较有组织，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有助于解决当时饥民的粮食问题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对“贞观之治”的形成起到了良好作用。
高宗时期灾害仍时有发生，多次移民就食。总章二年（669）七月，剑南道益州等19州大旱，百姓乏绝达36万余户，许灾民往山南道荆、襄州等州就谷。[207]咸亨元年（670）八月，天下40余州旱及霜虫，关中尤甚，诏雍、同、华、蒲、绛等五州百姓乏绝者，听于兴、凤、梁等州逐粮。[208]永隆二年（681）八月，河南、河北大水，仍诏百姓乏绝者，任往江、淮以南就食。[209]永淳元年（682），西京大水，米麦昂贵，关辅大饥，[210]高宗令关内诸府兵于邓、绥、商等州就谷。雍州长史李义琛恐怕管内百姓流转不还而加以反对，被出为梁州都督。[211]可见，移民就粟在高宗时期得到有力贯彻，甚至不惜采取严厉措施。应该提及的是，上述唐代灾荒移民之处包括河南的邓州，湖北的荆、襄二州，江淮，陕西的兴州（今略阳县）、凤州（今凤县）、梁州（今汉中市东）等，这里多为山区，深山林茂，地多旷土，人烟稀少，直到明代仍是灾民主要流徙之地。[212]
高宗还仿效隋文帝，带头幸东都洛阳求食。咸亨元年（670）三月，因旱赦天下，改元。八月，关中旱饥。九月，诏以明年正月幸东都。[213]永淳元年（682），关内旱饥，“米斗三百”，高宗因此仓促幸东都，[214]“扈从之士有饿死于中道者”。就食之途并不安全，高宗“虑道路多草窃，使监察御史魏元忠检校车驾前后”。[215]中宗时，也曾因京城饥荒，出现幸东都的建议。景龙三年（709），关中饥，米斗大涨。朝廷命运输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由于转运困难，牛死什八九，群臣提议“请车驾复幸东都”，只是由于韦后家本杜陵（今陕西长安县），不乐东迁而止。[216]可见唐代长安因灾害而带来的粮食危机是异常严峻的。陈寅恪指出：由于经济供给原因，即“关中之地农产物虽号丰饶，其实不能充分供给帝王宫卫百官俸食之需，而其他水陆交通不甚便利、运转米谷亦颇困难”，唐初关中地区粮食生产不能充分供应官僚集团消费，“自隋唐以降，关中之地若值天灾，农产品不足以供给长安帝王宫卫及百官俸食之需时，则帝王往往移幸洛阳，俟关中农产丰收，然后复还长安”。[217]直至开元二十三年（735）后，玄宗曾言：“朕亲主六合二十余年，两都往来，甚觉劳弊，欲久住关内，其可至焉？”三问群臣而辞以“江淮漕运转输极难”，不知为计。[218]
玄宗即位初期灾蝗不断。因灾害频繁引发关中饥荒，玄宗多次带领大臣就食东都，以解决京师的粮食缺乏问题。京兆尹裴耀卿开元末曾这样解释当时东幸洛阳之举：“关中帝业所兴，当百代不易；但以地狭谷少，故乘舆时幸东都以宽之。臣闻贞观、永徽之际，禄廪不多，岁漕关东一二十万石，足以周赡，乘舆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广，运数倍于前，犹不能给，故使陛下数冒寒暑以恤西人。”[219]玄宗幸东都，也可能有其他原因，但不可否认，灾害肯定为重要原因和直接因素。姚崇曾言玄宗幸东都，是因为“陛下以关中无年，输饷告劳”，是“为人不为己也”。[220]元代马端临曾指出：“开元以前若岁不登，天子尝移跸就食于东都。”[221]关于唐代前期皇帝东幸与关中灾荒的关系，有学者分析指出：灾荒是高宗每次行幸东都的背景，而西返长安往往是无灾之年，认为关中自然灾害加剧了经济上的供求矛盾，迫使高宗东幸，[222]所说不无道理。因灾害直接导致玄宗幸东都就有两次：开元五年（717）正月，“关中不稔”，玄宗与苏颋、宋璟商议赴东都洛阳之事，二人加以反对，又问姚崇，得其赞同，竟“大喜”，“从之，赐崇绢二百匹”。[223]从司马光的用字，可见玄宗就食东都的迫切心情和当时经济形势的严峻。开元二十一年（733）九月，关中久雨谷贵，玄宗与京兆尹裴耀卿谋划幸东都之事。[224]
高宗、玄宗就食洛阳，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形势的发展与变化。当时北方经济发展势头减缓，而京师长安作为国家中心，需要大量物质才能维持和供应庞大的开支。遭遇严重灾害时，长安粮食供应的紧张就更趋明显。据《新唐书·食货志》：“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到唐中后期，长安每年需从东南运漕粮数百万石，“至东都输含嘉仓，以车或驮陆运至陕”。但运输十分艰难，成本极高，“水行来远，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而陆运虽“才三百里，率两斛计佣钱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陆之直，而河有三门底柱之险”。[225]因此，皇室和中央政府机构官员常临时移往陪都洛阳就食。而在武则天当政时期，洛阳更成为唐朝实际上的都城[226]，改称神都。这个问题一直到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才暂时得以解决。当时，彭果接受牛仙客献策，请行和籴之法于关中。而李林甫度玄宗“厌巡幸”，“与牛仙客谋增近道粟赋及和籴以实关中”。[227]当年九月，“敕以岁稔谷贱伤农，命增时价什二三，和籴东、西畿粟各数百万斛，停今年江、淮所运租。自是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228]而到开元、天宝之际，唐代经济发展到最为鼎盛的时期，粮食可称家给人足。长安“蓄积稍丰”使玄宗开始懈怠，天宝三载（744）从容谓高力士曰：“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李林甫，何如？”[229]长安粮食供应状况的缓解，和籴的成功与屯田都起了很大作用，牛仙客也平步青云，从河西“鹑觚小吏”[230]被提拔为宰相。玄宗不必异地就食不足十年就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这种心态也可能是他不再像他执政前期那样勤于政事的原因之一。天宝时期，华南县“大水，它县饥”时，县令李崿为民“具鬻，及去，糗粮送之”，[231]即为异地就食的百姓提供粮食，助其离去。
由上可见，唐代前期一直推行移民就粟，所谓“常年不稔，则散之邻境”。[232]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灾区经济压力，一些官吏也身体力行。直至安史乱后若干年的大历时期，扬州岁旱人饥，有亡去他境者，吏拘之。刺史张延赏曰：“夫食，人之所恃而生也，此居而坐毙，适彼而可生，得存吾人，又何限于彼也。”并“具舟楫而遣之”。[233]这也反映出安土重迁的百姓遇灾流离他境是不得已的。白居易贞元年间所作《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于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一诗就反映了灾民的这一心理。其曰：“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根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234]
同时，唐前期也有灾民自发逐粮的现象。神龙中，河北饥，肥乡令韦景骏“躬抚合境村闾，必通赡恤，贫弱独免流离”。[235]这说明河北其他地方当时贫弱流离众多。开元十四年（726）七月，河南诸州水，十一月，诏：“近闻河南宋、沛（当作汴）等州百姓多有沿流逐熟，去者须知所诣，有以安存。宜令本道劝农事（当作使）与州县检责其所去及所到户数闻奏。”[236]由于百姓不时因灾大批走亡他境，朝廷用度渐广而漕运不支，唐后期江南经济又逐渐发展，开元末裴耀卿进行漕运改革，采取分段运输方法后，极大地改善了关中粮食不足的现状，朝廷的政策和官员的行为也有所转变。在唐后期，百姓因灾转徙流亡成为不受鼓励而遭受惩罚的行为，而地方官员能够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灾民因灾流离转徙则受到提倡与奖励。百姓没有因灾流徙，被作为其功绩载之史册。舒州“濒江傍山，群盗所聚”，[237]由于刺史独孤及悉心以抚，“属岁饥旱，邻郡庸亡，什四已上，而舒人生聚悦安，不知凶年”。[238]代宗优诏褒异，由舒州刺史（上州），擢拜常州（望州）刺史。贞元十四年（798）夏旱谷贵，人多流亡。京兆尹韩皋以政事不治被黜。[239]大和三年（829），郓州旱俭，人至相食，刺史令狐楚“均富赡贫，而无流亡者”。六年，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等职。楚练并州风俗，“因人所利而利之，虽属岁旱，人无转徙”。[240]上述事例中所体现和奉行的政策，已经与唐前期因灾移民之举截然相反。个别官员接纳、体恤自发逃荒的灾民的做法亦可间接证明此点。大中时，“河曲大歉，民流徙，佗州不纳”，独晋州刺史王式“劳恤之，活数千人”。[241]这暗示了安史之乱对唐朝的巨大打击，朝廷实力和财力急转直下，当再次面临严重灾害或饥荒时，连大规模的政府组织的灾民移食也无力进行了，百姓只能自谋出路，各自逃生。这时期的唐朝已显示出盛极而衰的趋势。
应该强调的是，唐朝虽然一直执行灾荒移民政策，但实际上百姓因灾荒而不得已自发流移就食的往往更多，即使在唐前期自发逐食也是很多的，政府组织的移民就食与百姓自发流亡逐食在唐前、后期只是各有侧重而已。所以，百姓灾年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当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吕思勉就认为“人民自行迁徙者，以避乱及逃荒为多”。[242]这是因为灾害引发的大饥荒，往往危及百姓的生存，其时饥民根本无暇他顾，只能抛弃安土重迁的观念。
（三）平粜贱粜
平粜指在谷贵人饥的荒歉之年，政府将若干储备的粮食，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给百姓，以遏制粮价猛涨，达到救济饥荒、稳定社会秩序、防止灾民流亡转徙的目的。平粜是常平仓的两个基本功能之一，官仓粮多时也由太仓粜米，也是赐粮的形式之一，前代王朝多有实行。历经安史之乱，唐朝国势由盛渐衰，每遇灾歉、谷贵人流，朝廷常平粜粮食与百姓。永隆元年（680）十一月，洛州饥，减价官粜，以救饥人。[243]开元十二年（724）八月，诏以蒲、同两州自春偏旱，令太原仓出15万石米付蒲州，永丰仓出15万石米付同州。减时价十钱，粜与百姓。[244]天宝十二载（753）八月，京城霖雨，米贵，令出太仓米十万石，减价粜与贫人。[245]天宝十四载（755）正月，以岁饥，下诏于太仓出粜100万石分付京兆府与诸县粜，每升减时价10文；河南府畿县出30万石，河内郡出米10万石，陕郡出米2万石，并每斗减时价10文，粜与当处百姓。[246]大历四年（769）秋，大雨，京师米斗八百文，官出太仓米贱粜以救饥人。[247]贞元时期战祸连绵，饥馑荐至，常于灾年粜米与饥民。贞元十四年（798）六月，诏以米价稍贵，令度支出官米10万石，于两街贱粜。九月，又以岁饥，出太仓粟30万出粜。十二月，河南府谷贵人流，令以含嘉仓7万石出粜。[248]次年二月，以久旱岁饥，出太仓粟18万石，于诸县贱粜。[249]据《旧唐书》卷13，官方粜米采用的是场粜的形式。元和十二年（817）正月，以京畿及陈许饥，“诏郑、滑观察使以估粜官粟救之”。[250]五月，旱，谷贵，出太仓粟70万石，开六场粜以惠饥民。[251]长庆二年（822）闰十月，诏：“江淮诸州旱损多，所在米价不免踊贵，……委淮南、浙西东、宣歙、江西、福建等道观察使，各于当道有水旱处，取常平义仓斛斗，据时估减半价出粜，以惠贫民。”[252]广明初，萧廪以谏议大夫知制诰，请出太仓粟贱估以济贫民。[253]由上可知，政府灾年平粜常以低于时价十文的价钱粜与贫民，有时则据时估半价出粜。盐等生活必需品有时也会出粜。永贞元年（805）十月，久雨，京师盐贵，出库盐2万石，粜以惠民。[254]为保证有粮可粜，需有和籴之资。大和四年（830）八月，鄜州水，溺居民三百余家。文宗即令“内出绫绢三十万匹，付户部充和籴”。[255]
灾年平粜作为一种救灾恤民政策，有助于缓解饥民的困境。信州（今江西上饶市）刺史孙成，“岁大旱，发仓以贱直售民，故饥而不亡。再期增户五千，诏书褒美”。[256]白居易认为常平仓乃利民之举，“岁丰则贵籴以利农，岁歉则贱粜以恤下。若水旱作沴，则资为九年之蓄；若兵革或动，则馈为三军之粮，可以均天时之丰俭，权生物之盈缩：修而行之，实百代不易之道也。虞灾救弊，利物宁邦，莫斯甚焉”。[257]贱粜尤其对打击一些贪图财势的地主富商的囤积居奇行为颇有效果，使得商贾流通，赀物益饶，此点后文将加以详论。
观上述平粜实践，可知它多实行于相对有限的区域，主要是两京地区，京畿出太仓，东都出含嘉仓，这可能是由于两京作为唐代政治、经济重心，地位重要，灾荒之年两京的稳定至关重要，即便如此，平粜粮食数目也是有限的。再者，唐代农业虽有所发展，但历经战乱，粮食储备也有限，无法保证经常性大规模的使用。
（四）漕运救饥
唐初期遭灾，常转运北方粮食至灾区。从广义上讲，此亦属移粟就民的范围。咸亨三年（672），关中饥，监察御史王师顺奏请运晋、绛州仓粟，高宗委以运职。自此，河、渭之间，舟楫相继，会于渭南。[258]随着时间发展、人口增长，皇室逐渐淫逸，[259]北方粮食不足以满足所需，而南方经济发展速度超过北方，遂开始漕运江淮粮食至北方灾区。漕运产生及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即遏制社会不安定因素，赈济灾荒。[260]《新唐书·食货志》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261]在此背景下，景龙三年（709），关中饥，米斗百钱。中宗命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262]乾元二年（759）天下饥馑，二月，“转饷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车相继”。[263]开元十五年（727）秋，63州水，17州霜旱；河北饥，转江淮之南租米百万石赈给。[264]
由于朝廷仰赖江淮粮运，漕运粮大增，运力不足。开元二十一年（733），京兆尹裴耀卿向玄宗建议改革、扩充漕运，“于河阴置河阴仓，河清置柏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西置盐仓；凿山十八里以陆运，以避湍险。自江、淮漕者，皆输河阴仓，自河阴西置太原仓，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渭以实关中”。[265]裴耀卿充当江淮转运使，“益漕晋、绛、魏、濮、邢、贝、济、博之租输诸仓，转而入渭。凡三岁，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266]改革后漕运状况逐渐好转。但裴耀卿罢相后，北运颇艰，米岁至京师才百万石。开元二十五年，崔希逸为河南陕运使，岁运180万石。其后以太仓积粟有余，岁减漕数十万石。肃宗末，淮运阻绝，“繇襄、汉越商于以输京师”，[267]至大历四年（769），户部尚书刘晏又奏置汴口仓，[268]“凡岁致四十万斛，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269]
唐后期漕运，“每年以江河淮运至京水陆脚钱，斗计七百，京国米斗价四十”。[270]其时漕运量相当大，江淮粮食为京师所仰赖。德宗在位前期，灾害与战乱交织，漕运的重要性尤其明显。顾况言建中时期“连岁蝗灾，仰在转运”，[271]江淮转运使备受重视。江淮转运使、检校左仆射韩滉，因“漕挽资储，千里相继，事无
素，人不告劳，拯于凶灾，厥有成绩”，进封晋国公。[272]其后，由于东南漕运屡因藩镇叛乱而被阻断，关中仓廪窘竭。兴元元年（784）秋螟蝗，冬旱，次年正月，大风雪，民饥冻死者踣于路。[273]鉴于“稼穑不稔，谷麦翻贵，蒸黎困穷，仓廪空虚”，德宗只得“令度支取江西、湖南见运到襄州米一十五万石，设法搬赴上都，以救荒馑”。[274]“设法”二字体现出当时漕运不便，但又不得不依靠东南粮食解困的窘境。贞元二年（786），在平定李希烈之乱后，右丞判度支元琇以关辅旱俭，请运江淮租米西给京师，德宗特加左仆射、同平章事、晋国公韩滉江淮转运使称号，欲使之专督运。[275]当漕米又运到陕州时，六军军士兴奋异常，德宗“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276]可知漕运东南粮食对维持唐朝政府运行的意义极大。但到杜亚、李吉甫任淮南节度使，“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桥者才二十万斛”。[277]元和初，有官员以漕运费用不菲而主张罢漕运，针对议者欲“罢漕运于江淮，请和籴于关辅”以省费便人，白居易提出此非“长久之法”，对漕运政策表示支持。因“夫赍敛籴之资，省漕运之费，非无利也；盖利小而害大矣，故久而不胜其害。挽江淮之租，赡关辅之食，非无害也，盖害小而利大矣，故久而不胜其利”。[278]说明漕运对于唐朝利大弊小，不可废弃。至大和后，岁漕江、淮米40万斛，至渭河仓者才十三，舟楫偾败，吏乘为奸，冒没百端，刘晏之法尽废。户部侍郎裴休分遣官询按其弊，以河濒县令董漕事，“居三年，粟至渭仓者百二十万斛，无留壅”。[279]
虽然漕运粮米如宪宗时李绛所指出的往来转徙，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不救急切[280]，但毕竟功不可没。正如有学者所说：“在唐代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上，漕运与政治盛衰和经济盈缩关系极大，在各个时期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281]漕运在唐后期成为朝廷的生命线，藩镇割据严重时漕运不时受阻，甚至关系唐朝廷的生死存亡。漕运终因王仙芝、黄巢起义而中断，漕运断绝，唐朝亦趋于灭亡。
（五）和籴平价
和籴指官方通过交易向民间征集谷物，原为供给西北边区军粮，其后实施地区向关中及江淮一带扩散，功能也延伸向京畿官用及平价、备荒的民用。[282]《汉书》载战国时李悝就曾在魏国实行此法：“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283]唐武德中，即欲置常平仓以籴粜粮食，置常平监官以均天下之货，市肆腾踊则减价而出，田啬丰羡则增籴而收。后省监置常平署，令一人，常平粮管钥出纳粜籴。
贞观、开元后，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于是初有和籴。后牛仙客为相，彭果献策广关辅之籴，京师粮禀益羡，玄宗不复幸东都。[284]天宝八载（749），通计天下仓粮屯收并和籴等见数凡196，062，220石。[285]陈寅恪认为和籴渊源于唐开元中和籴盛行是西北化，和籴原存于西北一隅，牛仙客因彭果而推广至内地。[286]卢向前在其基础上，指出和籴主要行于西北，开元二十五年后才成为中央政策。开元以前西北和籴与常平仓的布局有关，开元二十五年和籴政策的转变与裴耀卿漕运改革不成功有关。[287]岑仲勉认为：和籴“早行于北魏，实由常平、均输演变而来，原以均贷利民，但政府需要某种物品时，亦得适用其法。贞观在开元前百年，京师已设许多和籴专官，开元十六年又令所在和籴，足证其绝非‘河西地方化’”。[288]陈、岑两种看法并不完全矛盾，前者指出唐时和籴推行的特点，后者指出了和籴的历史继承性。天宝中，岁以钱60万缗赋诸道和籴，斗增三钱，每岁短递输京仓者百余万斛。米贱则少府加估而籴，贵则贱价而粜。和籴与常平仓收籴粮食有相同之处，但并非一事，常平仓主要用于平衡物价，杜佑所说“和籴者为常平仓”，仅是政府收购粮食的用途之一；和籴则以边军用粮为主，同时起着调节粮价、储粮备荒的用途。以和籴粮备灾、赈灾之例如：贞元十四年（798）十二月，以河南府贵人流，令出含嘉仓粟七万石，开仓粜，以惠河南饥民。[289]长庆四年（824）八月，诏于关内、关东折籴和籴一百五十万石，陈许蔡郓曹濮等州水害秋稼。[290]宝历元年（825）八月，敕以两京、河西大稔，委度支和籴二百万斛，以备灾沴。[291]同时，官员和籴非实还有相应惩罚。唐后期罗立言改度支河阴留后，就曾坐平籴非实，没万九千缗，盐铁使惜其才干，奏削兼侍御史。[292]
但和籴本身也有很大缺陷，到后期性质发生转变，成为百姓重负。史载，睿宗时“和市颛刻剥，名为和而实夺之”。[293]玄宗时，“长安旧有配户和市之法，百姓苦之”。长安令裴耀卿“一切责豪门坐贾，豫给以直，绝僦欺之敝”。[294]其时，李林甫、牛仙客知玄宗惮幸东都，而京师漕不给，乃以赋粟助漕，及用和籴法数年，国用稍充。高力士谓玄宗：“林甫用变造之谋，仙客肆和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长行。正、义〔仓〕俱尽，国无旬月之蓄，人怀饥馑之忧。和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门，天下之人，皆无私蓄，弃本逐末，其远乎哉？”[295]开元十六年（728）十月敕“：令所在以常平本钱及当处物，各于时价上量加三钱，百姓有粜易者，为收籴。事须两和，不得限数。”[296]说明此时已出现强制和籴现象。宪宗初则情况更为严重，“有司以岁丰熟，请畿内和籴。当时府、县配户督限，有稽违，则迫蹙鞭挞，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民”。[297]可见，和籴由官府掌管，缺乏监督，逐渐导致其性质发生了变化。不管闭籴还是配籴，人民都是直接受伤害者。所以，也不宜对和籴评价过高。有学者将唐代粮食政策视为一个整体，考察和籴特色与常平义仓兴衰的关系，指出：“当常平主要在关内中原实施时，和籴在西北进行；当常平义仓不准移用时，和籴便成为中央的政策；当常平法废弃时，和籴也具有了赈济的功能；当和籴逐渐消亡，横征暴敛充斥时，常平义仓便也不再存在了。”[298]不可否认，唐代和籴是一项关系民生的经济举措，其功能之一是储粮备荒。
唐后期政论家陆贽论漕运与和籴的利弊得失曰：只重视漕运，认为其为“国之大事，不计费损，故承前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言，虽知劳烦，不可废也”之人乃“习闻见而不达时宜者”，而视认为“每至秋成之时，但令畿内和籴，既易集事，又足劝农，何必转输，徒耗财赋”之人为“习近利而不防远患者”。他主张漕运与和籴“互有短长”，漕运“散有余而备所乏”，是富有远见之举，虽费无害，两者均不可偏废，[299]实乃远见卓识。
（六）其他
唐宪宗时曾实行入粟受官，这种能够做法从秦朝就有了，经济学上称之为位置消费，“是一种依赖国家掌握的专有品官爵来鼓励百姓进行位置消费的行为”，入粟者“期求的是社会的声望、名声的赞誉”[300]，是通过获取名声而维护与攫取实际利益。《旧唐书》载宪宗元和十二年（817）七月，“诏以定州饥，募人入粟受官及减选、超资”。[301]而据《唐会要》，该年六月，诏以淮西河北用兵，募人入粟受官，及咸选超资。[302]《新唐书》载：是时，河北兵讨王承宗，于是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度支盐铁与诸道贡献尤甚，号“助军钱”。[303]可知宪宗时曾分别在河北、淮西两地入粟受官。《册府元龟》载该年七月诏：“入粟助边，古今通制。如闻定州侧近秋稼多登，属以军府虚贫，未任收籴，将设权宜之制，以成储备之资。念切救人，不同常例，有人能于定州纳粟五百石，放同承优出身，仍减三选听集；纳粟一千石者，使受解褐官，有官者依资授官；纳粟二千石者超两资授官。如先有出身及官，情愿减选者，每纳三百石以减一选。”[304]由于定州饥、朝廷财赋不充而又有用兵之举，此举可暂时权宜解决河北军队士兵的粮食问题，虽然明显具有弊端。但按唐例，藩镇用兵不出本境，朝廷不出供给而由地方承担，这样间接有助于解决河北饥民的粮食问题。唐代留下的此种记录并不多，应是作为一种应急措施实行的。
唐代还以百官职田禄米以备水旱，这是户部负有赈贷水旱职能的表现之一。开元二十九年（741），属荒旱，人多莩馁，岳州刺史欧阳琟以禄奉职田并率官吏食饿者千余人，凡月余，遂多全活。[305]贞元中，王绍为仓部员外郎，兵革旱蝗后，令户部收阙官俸等以为水旱之备。[306]元和六年（811）八月，从户部侍郎李绛所奏，诸州阙官职田禄米，及见任官抽一分职田，所在收贮，以备水旱赈贷。[307]大和时，庾敬休建言：“蜀道米价腾踊，百姓流亡，请以本道阙官职田赈贫民。”[308]诏可。另外，永州“负岭，转饷艰险，每饥，人辄莩死”，韦宙为永州刺史时，值灾歉，“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余万钱，为市粮饷”。[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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