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网络分析

角色—网络的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是社会建构主义有影响的分析工具之一。^〔403〕比杰克等人在1992年出版的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 Society一书中指出：“这种理论在于用一种中性的语言来描述那些称之为‘异质的工程师’的行为。这个思想认为，异质工程师所建构的这个技术网络包含技术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等各种因素。乍看起来，角色网络理论与休斯的系统理论很相像。但与休斯的系统理论不同的是，卡隆和他的合作者强调构成角色网络理论的要素（包括企业家）在构成网络的同时，也在这个网络中被建构和被生成。这就意味着，卡隆及其合作者避免对社会的、经济的或技术的要素的背景做假设：这些背景本身也在建构网络的过程中被建构，这也是劳和卡隆贡献给这个论文集的观点。它也意味着他们对于人、企业或机器等自然出现的范畴不做一般性的假设。……但如何界定机械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这种研究的问题。”^〔404〕

我们知道，现代主义的科学哲学的一个重要难题就在于“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之间的隔阂。因此，角色—网络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在“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而实现内外沟通。在这个问题上，拉图尔的分析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他说，“技术科学之所以有一个内部，是因为它有一个外部。在这个不起眼的定义当中存在着一个正反馈循环：科学的内部越大、越硬、越纯粹，其他科学家就必须处于（科学的）更远的外部。如果你处于实验室的内部，正是由于这种反馈作用，你看不到公共关系，看不到政治，看不到伦理问题，看不到阶级斗争，看不到律师；你将看到科学孤立于社会之外。但是这种孤立状态只有在另外一些科学家坚持不懈地忙于招徕投资者、唤起人们的兴趣并说服他们的时候才能存在。纯粹的科学家犹如无助的雏鸟，而成鸟正忙于筑巢和喂养他们。正是因为韦斯特或者老板在科学外部的积极活动，那些小家伙或者合作者才能如此安然地工作于纯粹科学的内部。如果我们把内外两方面分开，那么我们根本不可能完成我们穿越技术科学的旅程。在每个交叉路口，我们都将不知道应该去追随谁。”^〔405〕当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在创造一个巨大的内部世界上取得了成功之时，这就意味着其他人或多或少也在朝着同一个目标工作；如果他们没有成功，这就意味着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在形单影只地沿着他们自己的方向前行。这听起来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当科学家以完全独立的面目出现，仅仅与那些专心致志地琢磨科学问题的同事为伍时，这意味着他们完全不独立，而是与更多的人的兴趣联系在一起；相反，当他们真正独立时，他们得不到资源来装备他们的实验室、谋生或者征募其他同僚。因此，“这种双重运动（double move）的结果，是在唤起外部兴趣的力度和内部工作的力度之间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局面”^〔406〕。

拉图尔研究了法国巴斯德微生物学实验室扩展与法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之间的共变关系，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拉图尔展示了“行动者网络”是如何被成功地建立的过程。在巴斯德的案例中，拉图尔探讨的是一种“社会背景”与科学的“内容”尚未分化的场域。巴斯德在1881年之前几年，利用他的微生物实验室成功地介入了炭疽病的研究，并拯救了法国的牛、羊和农民。巴斯德首先把引起牲畜大量死亡的疾病定义为一种细菌传染病，并从农场把细菌病原体带到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实验室，通过控制温度成功地培养出了炭疽疫苗。这时，人和炭疽杆菌之间的力量平衡发生了转移，巴斯德的实验室成为更有力的一方。他的实验室成了那些要驱除炭疽病灾难的潜在盟友的必经点（obligatory point of passage）。“如果你们想解决你们的炭疽病问题，你们必须首先通过我的实验室”，因为，“炭疽病现在就在高等师范学院”。同时，为了招募更多的盟员，使他的炭疽疫苗得到农民的承认，即扩张他的“网络”，他必须和农民的代表协商把农场转变成实验室。1881年5月他和这次“农场实验”的组织者达成妥协，把农场的足够多的特征改变成类似于实验室的条件，以便在原先已取得的力量平衡的状态下进行这次公开的实验。他们获得了“奇迹般的成功”。在巴斯德的“网络”里，炭疽杆菌，农民、兽医、内科医生，都是“行动者”，这些“行动者”联合在一起，共同建构了炭疽疫苗这样的技术。由此可见，科学的“与境”（context）和“内容”（content）不再被明确地区分开来，知识和技术随一个行动网络而出现、扩展和加强；社会结构也不再是构造科学家行动的原因，而是先前存在的各种社会网络（包括非科学网络）及其在一个论争场中的冲突关联的结果。拉图尔所使用的“行动者”是广义的，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非人（nonhuman）的存在和力量：“我使用‘actor’，‘agent’，或‘actant’并不对他们可能是谁和他们有什么特征做任何假定……他们可以是任何东西——个人的（‘彼特’）或集体的（‘民众’），比喻的（拟人或拟兽）或非比喻的（‘灾难’）。”^〔407〕

卡隆在《行动者—网络的社会学》一文中提供了另一个著名案例，即电车案例（The Case of The Electric Vehicle）。1973年，EDF（Electricite de France）筹划开发新型电车（VEL：electric vehicle），该计划不仅规定了新型汽车纯粹技术上的特征，而且界定了这种汽车在其中运营的社会场域。首先，EDF界定了新社会运动中的城市消费者。这场新社会运动把矛头指向内燃汽车。内燃机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产生空气污染和噪音等副产品；私车还是社会地位的标志，此乃受批判的工业社会的消费模式。新型电车能拥有更优的性能/价格比，进而成为普通消费品。它还能改善城市公交。EDF在提出计划时已经考虑了开发电化学电池的技术可能性：首先，公交系统能装配改进过的铅蓄电池；其次，蓄电池和燃料电池能使电力汽车的时速达到90公里进而开拓更广阔的私车市场。EDF不仅界定了后工业社会取代工业社会的社会史和技术史，而且也对制造商做了界定。在EDF的项目规划里，雷诺汽车公司只负责装配底盘并制造车身。而雷诺汽车公司一直雄心勃勃地想成为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EDF还寻求政府各部门提供支持：制定有利于电车的法规，为对电车感兴趣的市政当局提供资助，还要求公交公司同研究中心和科学家们合作。EDF的电车计划还不可避免地包括了蓄电池、燃料电池、电极、电子、催化剂和电解液等非人类实体，与人类实体同等重要。蓄电池开发的失败同消费者的不合作一样对于电车的存亡是决定性的。电车的构成实际上包括了电子、消费者、政府部门、雷诺汽车、铅蓄电池、后工业社会等社会的和非社会的要素。该项目在最初几年里并未受到挑战，雷诺汽车公司似乎默认了这场新社会运动的不可阻挡性。但雷诺汽车在1976年对自己的利益做了新的定位，对开发高性能电池的可能性、消费者的需求做了新界定，挑战EDF的安排。在1973年时，VEL存在，而到1976年就瓦解了。

有的学者指出，EDF实际上在建构一个世界，卡隆称之为“行动者—世界”或“行动者—网络”。所谓的技术对象VEL隶属于EDF正在建构的行动者—世界，可以说，VEL本身的构造就是这个特定的行动者—世界的构造。“行动者—世界”的概念使得理解社会和技术对象如何同时被型塑成为可能。我们现在对行动者—世界做一说明。首先，行动者—世界的构成是异质的，既包括社会行动者，又包括非社会行动者。消费者、政府部门、制造商、蓄电池、电子等社会和非社会行动者共同构成了VEL，决定了它的技术内容。在卡隆看来，“不描述型塑技术对象的异质的和规模更大的行动者—世界就不可能描述技术对象”。“社会的”不再意味着“外部的”，科学技术的内容渗透着社会因素，区分科学的内部与外部不再有意义。其次，行动者—世界是通过转译过程而被建构的。行动者—世界并非外部世界中的预定的行动者的简单组合。这些行动者的利益、身份、角色、功能和位置都在新的行动者世界中加以重新界定。比如说，雷诺汽车公司在EDF构造的世界里不得不服从新社会运动而降格为制造底盘和车身的厂商。在转译过程中，“社会的”和“非社会的”要素都发生改变。不过转译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转译者的转译能力和被转译者的抵抗力。在上述案例中，雷诺汽车公司不甘于它在EDF所构造的世界中的位置，它努力建构自己的行动者—世界，进而瓦解了EDF的行动者世界，VEL也随之死亡了。技术对象的坚固性对应于行动者—世界的坚固性。再次，转译过程表明，科学技术的力量已体现在建构过程之中，因为科学技术的建构过程就是型塑社会和自然的过程，科学技术的成功建构就是社会和自然成功型塑。同时，行动者—世界囊括了众多社会的和自然的要素，这些要素构成科学的力量源，足以解释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力量。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社会的准实验室化”，科学的力量不再神秘。要言之，在科学活动的行动者—网络中已区分不出纯粹的“科学的”、“技术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内容，因为科学活动本身已经把它们结成无缝之网，“自然”和“社会”在这张无缝之网中被共同建构。

作为社会建构主义的分析工具，角色建构网络理论不仅规定了角色建构网络的路径，而且还规定了ANT的思想工作者的理论责任。具体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强调对建构活动的“跟随”，但又鼓励参与社会建构。以往的哲学/社会学理论大多是描述性的，即对现存社会进行描述，其实是一种事后解释。但角色建构网络理论并不做这样的描述。“ANT的口号就是，你必须跟随角色本身，这就是试图抓住它们那些通常的任意的创新，以便学习它们当下的集体存在方式，学习它们可以很好共处的方法；学习它们业已确定的最适合于建立它们之间联系的解释。”^〔408〕从这个角度看，“社会领域的规则也许存在，但对这种规则的理解完全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看法。这些规则并不在社会场景的背后，也不在我们的头顶之上，更不在我们的行动之前，而是追随着我们的活动，追随着社会角色，在前进的道路上探索着。这些规则不是覆盖的，不是包容的，不是积聚的，更不是解释性的。这些规则在形成中，在格式化，在标准化，在整合中，这些规则必须被解释。本来就不存在什么社会，社会也不是一个领域的名称。我们总是在重新开始，总是在寻求宽阔的视野，在这个视野中社会科学总是在建构几个很小的桥头堡。”（Bruno Latour，2005，p.246）

第二，强调角色对网络的“建构”，但并不拒绝唯物主义。以往的思想误区是，我们往往把角色建构网络理论理解为在没有角色网络的地方发现角色建构网络，或者在已经存在角色建构网络的地方来解释角色网络。拉图尔告诫我们：“你可以描述一种网络，地铁、排污和电话，等等，这些都不能说成是ANT。ANT是一个方法，而且很可能是一种否定性的方法，ANT所诉说的是上述网络的形成，而不是网络本身。”（Bruno Latour，2005，p.142）对此，拉图尔刻意强调角色是在建构网络中才有意义，网络只有在角色的建构中才值得研究。拉图尔指出，ANT完全取决于某种从某地到另一地点的活动，就像网络这个词就由网（net）和工作（work）组成的一样。实际上我们应该说建构网络（worknet）来代替网络本身（network）。正是这种建构（work）活动或流动以及改变，等等，才是值得强调的。ANT更像铅笔或刷子，而不是它们画出来的某个具体作品。角色建构网络理论强调角色对网络的建构，但并不否认事实性或事实的客观性。相反，正是这种建构活动，使得活动的主体把某种主观的意向转化为公认的客观实在。“ANT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理论。科学和技术研究就是将物质的活动和力量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科学的表述就是物质控制的结果，科学的表述是思想的固定化以及这些表述可以被程序化。问题的关键在于转换的固化作用。”（Sergio Sismondo，2004，p.66）

第三，强调研究视角的“转换”，但又反对相对主义的“解构战略”。角色建构网络理论不是一个具有严格定义的理论体系，也不是若干理论的折中，甚至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理解角色建构网络理论的企图都是有问题的。角色建构网络理论是一种在多个理论视野之间不断转换的方法论。“ANT的解决方案严肃地认为我们的思想不可能长时间地停留在一个地方，而是我们就像是一群勤奋的蚂蚁，也许像个傻瓜，像个自由主义者，像个实证主义者，像个相对主义者等不一而足。如果不存在什么地方可以长期停留，这就意味着这些地方是达不到的，或者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类地方，或者是因为这些地方存在但社会学所提供的工具是达不到的。”（Bruno Latour，2005，p.170）这是因为：“如果我想成为一个探索客观性的科学家，我就必须从一个框架转向另一个框架，从一种视野转向另一个视野。没有这些转换，我就将局限在某种狭窄的眼界之内。”（Bruno Latour，2005，p.146）但是，这种转换并不意味着走向相对主义，而是发现科学真理的必由之路。“科学和技术必须通过转换物质活动而起作用，必须形成某种从一种物质形式转换为另一种物质形式的力量。广泛适用的科学知识就是控制地方性数据的产物，这种产物能够被转换到更宽泛的各种新的当地环境之中。科学知识的可应用性，就是通过一系列新的控制，这种控制一旦采纳就可以推进到那些当地的环境。”^〔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