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传播网络分析

一种新的视野:社会传播网络分析⁽¹⁾

吴　飞⁽²⁾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杭州　310028)

［摘　要］人类传播结构就像一张张网。不同的人和组织，其编织传播网络的能力、利用传播网络的能力是不同的，这会导致他们在社会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影响力。只有那些长于利用多种不同传播网络的个人或者组织，才会拥有更多的信息资源，因而他们也就有了更多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

［关键词］传播　传播网络　社会权力

查尔斯·霍顿·库利在《社会过程》一书里写道，当我们说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我们的意思是说，它是一个由形式或过程构成的复合体，其中每个形式或过程都在与其他形式或过程的互动过程中生存和成长。这些形式或过程一起结合为一个非常紧密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一个部分发生的变化将会对所有其他部分产生影响。它是一个巨大的互惠性活动的组织，已经分化出无数的系统，它们中有一些非常独特，有一些则比较容易把握。它们全都混杂在一起，以致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系统(查尔斯·霍顿·库利，1999a:22)。库利的观察是敏锐的，不过在这本著作中，他没有讲清楚这一个互惠的有机体的互动过程与传播的关系。但在另一本著作中，他明确指出:“人的社会生命起源于与他人的交流。首先通过他对触摸、音调、手势和脸部表情的感受，而后又通过他逐渐掌握的语言来达到交流。他在家庭成员和玩耍的伙伴那里学到了语言，而他们也都是从他们的长辈那里学到的。所以这就可以追溯到最早的人类历史，更远一些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类人猿祖先口齿不清的嗥叫。工具的使用、音乐、艺术、宗教、商业以及其他任何他可能学着去想和做的事情都同样具有历史。一切都是不胜追忆的历史的社会遗传。”(查尔斯·霍顿·库利，1999b:6)库利在此已然说明了传播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美国学者麦克尔·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提醒我们说，从人类学角度而言，大众传媒的重要性愈来愈不容置疑。要理解这一点，你只需要——例如，观察一组克里特岛山区妇女看电视连续剧的情形就知道了。该剧讲述的是一个美国男孩、一个与他十分要好的同龄印度男孩和一头驯化大象玛雅(Maya)的冒险经历。那些观看电视的妇女们动情地与电视剧中的人物产生了共鸣(甚至给他们提出建议)。毫无疑问，这个故事由于当地社会参与者的社会经历而产生了“折射”。但正是这样的折射才使此类遭遇具有人类学研究的旨趣:它揭示了实践与结构的相互作用。并且，传媒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日常经历的发展而延续的，它们塑造了日常经历，也反过来被日常经历所阐释(赫兹菲尔德，2005:324)。

关于传播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在《经验与自然》一书中，杜威指出:“在一切的事物中，沟通(即传播——笔者注)是最为奇特的了。”他还写道:“在有相互沟通的地方，事物就有了意义，因而也就有了代表、代理、记号和含义，而后者较之在原始状态中的事情就更加无限量地服从于人类的管理，更加持久和更加适用了。”(杜威，2005:108)在《民主与教育》一书中，杜威更是明确指出:“社会不仅通过传递(transmission)、通过沟通(communication)而继续生存，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传递中、在沟通中生存。在共同、共同体和沟通这几个词之间，不仅字面上有联系，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而且沟通乃是他们达到共同占有东西的方法。为了形成一个共同体或社会，他们必须共同具备的是目的、信仰、期望、知识——共同的了解——和社会学家所谓的志趣相投。这些东西不能像砖块那样，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也不能像人们用切成小块分享一个馅饼的办法分享。保证人们共同参与、共同了解的沟通，可以促成相同的情绪和理智倾向——对期望和要求做出反应的相同的方法。”(杜威，2001:9)。因为杜威认为，“沟通既具有圆满终结的性质，也具有工具的作用。它是建立合作、统治和秩序的一个手段”(杜威，2005:130)。

当代世界一直处于剧烈变动中，只是在这个时代它的变动是由媒介与信息技术共同造成的，这两者带来的变化体现在政治(全球化政治的出现与地方主义、区域主义的复苏)、经济(大众消费品的重组与消费者权力的激增)与文化(大众传媒占据了主导地位，幻想与现实的坚固防线也溶解开来:这就是超现实)中(罗杰·西尔弗斯通，2004:3)。国内学者马戎在其著作《民族社会学》中也写道:“大众传媒对精英分子和民众族群意识和族群关系变化的影响(媒体因素):在广播、报纸和电视迅速普及的时代，传媒的作用不可低估。如果媒体参与甚至带头进行民族主义思潮的鼓吹与宣传，利用电视画面对于族群冲突场面进行感情化渲染，这些节目无论是对于各族群的知识分子、精英人物还是普通民众，都会具有强烈的影响。所以对于当地媒体节目内容的调查与收视效果的分析也应当引起研究者的关注。”(马戎，2004:30)

不过，人类学家们和社会学家们并没有普遍地认识到传媒的重要性，如麦克尔·赫兹菲尔德所言:“尽管最近几十年来大众传媒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事实上人类学家才刚刚开始把注意力和研究方法转向这一领域。”(赫兹菲尔德，2005:321)他不明白人类学界在过去为何对传媒缄口不谈。因此，他认为思考传媒再现方式在建构当代想象、身份和权力关系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力量，思考在这些过程中人类学家已经开始展示出的洞察力，并思考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必要的。

也许正因为如此，王铭铭提醒说，社会人类学需要面对的问题，实际上与传媒文化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致的。传媒文化研究者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其研究中引进生活方式的概念，视传媒文化为现代生活过程的一部分。社会人类学者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生活方式的体验和分析中包容传媒文化的成分(王铭铭，2005:170)。

当然，传媒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传统的小型、一体化的分立群域或社区被大型的全球化、国家化、多元化的力量渗透与连接。在传媒时代，部落和社区文化可能被传媒表述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个别案例。不过，尽管如此，它们再也不是分立的群域和文化了。因此，当社会人类学者到一个远离世界文化体系核心区位的地带去考察，所发现的不再是“野蛮人的风俗”和“西方文化的替代品”，而可能发现“土著”与“现代人”一样透过各种媒体观望世界的变动，与西方人一样用传媒建构着超地方的民族—国家(即“想象性的社区”)，用传媒表述着对人和社会的观察。甚至，在南太平洋和非洲的部落社会中，社会人类学者可以找到大量的与“土著”共享好莱坞影片、《泰晤士报》的机会，他们也可以有许多机会发现被他们列为研究对象的“土著”竟知道如何获得和解读有关自己文化的人类学影视和文本报道(王铭铭，2005:165—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