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缘起和目的

本书的缘起和目的

本书的创作计划始于1996年春季我和吉安—卡洛·罗塔的一次谈话。他当时作为数学和哲学客座教授在美国天主教大学讲学。

罗塔常常注意到数学家和哲学家的差别。他说数学家往往是把他们前辈的作品直接吸收到自己的工作中来，而不是去评注以前的数学家的作品，尽管他们深受其影响。他们只是利用他们在读到的作者那里发现的材料。当数学取得进展的时候，后来的数学家就把新的发现加以浓缩，然后继续前进。很少有数学家研究过去几百年的著作;在他们看来，与当代数学相比，这些古老的作品简直就像孩子们干的活儿。

在哲学那里的情况却恰好相反，经典作品常常作为注解的对象被供奉起来，而不是作为可以利用的资源。罗塔观察到，哲学家很少追问:“我们要从这里向何处发展?”相反，他们告诉我们的是重要思想家的有关学说。他们倾向于评注而不是意释(paraphrase)先前的作品。罗塔认可评注的价值，但是认为哲学家应该做得更多。除了提供讲解，哲学家们还应该精简先前的作品，直接针对问题，用自己的声音表达前辈们已经完成的东西，并将其纳入到自己的研究之中。他们在进行评注的同时，还应该提炼精粹。

正是基于这种背景，罗塔对我说——当时我上完了课，我们一起在天主教大学哥伦布法学院(Columbus School of Law)的自助餐厅喝咖啡——“你应该写一本现象学导论。就写这个。不要说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思考过什么，只告诉人们现象学是什么。不要花哨的题目，就叫它现象学导论好了。”

这个出色的建议打动了我。已经有了很多评注胡塞尔的书籍和文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效仿胡塞尔本人撰写的那几本导论呢?而且这样的做法似乎是正确的，因为现象学能够继续对当今的哲学做出重要贡献。它的智力资本远远没有耗尽，它的哲学能量还有很大的利用空间。

现象学致力于研究人类的经验以及事物如何在这样的经验中并通过这样的经验向我们呈现。它试图恢复人们在柏拉图那里看到的哲学意韵。然而，它不是像研究古董般地复原古代思想，而是要面对现代思想所提出的问题。它超越古代人和现代人，并力图在我们当前的境遇中重新激发哲学生活。因此，我撰写的这本书不仅仅是要向读者讲述一场特殊的哲学运动，而且是要在哲学遭到严重质疑或者普遍忽视的时代，提供哲学思考的可能性。

因为这本书是一本现象学导论，我使用了在现象学传统中发展出来的哲学词汇。我用到诸如“意向性”、“明见性”^[1]、“构造”、“范畴直观”、“生活世界”和“本质直观”等等词语。不过，我没有评注这些词项，好像它们都外在于我自己的思考;我使用它们。我认为它们命名了重要的现象，而我想要让这些现象能够为本书的读者所了解。我在这本书里没有追溯这些词项和其他的词项以怎样的方式出现在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其他现象学家的作品当中;我直接就使用这些语词，因为它们身上仍然存在着生命力。比如说，我按照这种方式来谈论明见性，而不仅仅是讲述胡塞尔关于明见性说了什么——这样做是合法的。不必非得通过表明其他人如何使用这些词项来对它们进行说明。我们没有必要把它们束缚在僵死的文本意义上以便从中获益。

我把关于现象学的历史纵览留给本书的附录。此刻我们只须记住埃德蒙德·胡塞尔(1859—1938)是现象学的创始人，他的著作《逻辑研究》可以被正当地看作现象学运动的创始宣言。《逻辑研究》分两部分，出版于1900年和1901年，所以现象学是伴随着新世纪的曙光而诞生的。我们今天站在这个世纪的末尾，因而可以回顾几乎刚好100年的现象学运动的历史。胡塞尔的学生、同事以及后来的对手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是德国现象学的另一个主要人物。现象学运动还在法国蓬勃开展，其代表人物有埃马纽埃尔·勒维纳斯(1906—1995)、让—保罗·萨特(1905—1980)、莫里斯·梅洛—庞蒂(1907—1960)以及保罗·利科(生于1913年^[2])。在革命前的俄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波兰、英国和美国，现象学也都取得了重大发展。现象学影响了许多其他的哲学与文化运动，例如诠释学、结构主义、文学形式主义(literary formalism)和解构。在整个20世纪，现象学一直都是所谓“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典型的“分析”传统相对立——的主要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