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的缘起和主题

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有一个有点哗众取宠的论题：20世纪“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贝尔承认，这本著作是“因其书名而非内容才更加出名的”^[6]。这本书一出版就遭到了来自左翼批评家们的批判。他们认为激进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的高涨反驳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主题。其他批评家则把它看做是替“技术治国论”或美国资本主义“现状”所作的一次“意识形态”辩护。对于这些批判和指责，贝尔进行了自我辩护和反驳。那么，《意识形态的终结》究竟算一部什么样的著作呢？

首先，作为一部“警世录”，《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当时正发生在知识分子中间的，尤其是正发生在欧洲知识分子中间的，关于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前景所展开的一场观念论战的一部分。那场论战的一方是萨特、梅洛庞蒂、贝尔托特·布莱希特、恩斯特·布洛赫和卢卡奇。他们是共产主义苏联的同情者。另一方是伽缪、雷蒙·阿隆、亚瑟·柯斯特勒、伊尼佐埃·西罗尼、乔治·奥威尔、C.米尔斯等人。他们是共产主义苏联的批判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莫斯科审判对几乎是整个老布尔什维克领导班子，诸如日诺维也夫、戈米涅夫、布哈林以及数以百计的其他领导人的可怕处决，由于斯大林大肃反的披露，再加上纳粹和苏联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所有这一切都打消了西方知识分子对苏联的迷恋。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所作出的顽强抵抗和巨大牺牲，对于由苏维埃政权所带来的新气象的种种希望，使人们重新萌发了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向往。于是，梅洛庞蒂写了一部小册子《人道主义和恐怖》，论证了压迫是辩证的螺旋式进步的逻辑。布洛赫则发表了《希望原理》，提出了一种包含着对人类启示的乌托邦原理作出揭示的历史哲学。萨特则声称，历史将选择苏联或者美国作为通向未来的继承人；并且，苏联比美国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因为前者是工人阶级这个普遍阶级的化身。而后者是粗俗的资产阶级世界的化身。于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场围绕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未来，进而围绕整个人类的未来而展开的争论便在整个西方知识界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其次，随着冷战的展开，有人提出了“意识形态是否应该终结？”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敏感的西方知识分子开始来探讨人类的未来问题，随着东西方越来越多的著名知识分子介入这场论战，一场规模浩大的冷战便在世界范围里开展了起来。于是，文化和思想领域便变成了它的一个主战场。在这场论战中，第一个使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语的人是伽缪。他在1946年就提出“意识形态已经走向了自我毁灭”。

在伽缪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骗人的把戏。这个论题在西方右翼知识分子那里得到了重大发展。由克罗兹曼主编的《失败的上帝》（1949年）一书收集了西方右翼学者对苏联社会中存在的虚假性的各种证明。在《被囚的心灵》（1953年）一书中，米尔斯证明了苏联知识分子教条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导致的一些消极后果。由于意识形态高度同一于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导致了人们对权力的极度迷恋。于是，一些西方学者明确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斯大林和苏联，他们把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德国纳粹的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冷战时代的到来，西方一些右翼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向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全面发难。而恰恰在这时，赫鲁晓夫1956年对斯大林重大错误的披露，随之而来的波兰十月事件，1956—1957年的匈牙利革命，进一步印证了西方右翼知识分子的预想，使得他们的反共势力更加嚣张。

第三，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邪片》的最后一章中提出了“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的问题。并且，那个问题变成了由当时的一个主要由西方右翼知识分子组成的国际文化自由协会发起的1955年在米兰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的主题。在递交那次大会的论文中，阿隆、米歇尔·波拉尼伊、爱德华·希尔斯、克罗斯兰、利普彻特和丹尼尔·贝尔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即都认为19世纪的传统意识形态行将过时，马克思主义也已经被新的历史事实和社会条件所否证。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虽然侧重点和论题各有不同，但是这个核心思想在各种研讨会和著作中得到了精心的探讨。

第四，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从1950年起，丹尼尔·贝尔开始了围绕“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主题而开展的写作。经过十年之后，它终于以《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书名出版。

按照贝尔自己的说法，《意识形态的终结》不是一部前后连贯的研究专著，而是由一些共同线索连结起来的一个论文集。这些线索是：对从事观念论战的知识分子的角色作一番社会学的考察；考察在其历史背景中的意识形态观念，对它与宗教的早期角色，即作为一个信念体系，宗教在变更情感和信仰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比较。对美国社会作一些社会学的研究，以期证明来自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分析范畴，尤其是关于“阶级”的概念，已经无力处理美国社会极其鲜明的复杂问题。对下一代知识分子提出“忠告”。^[7]

因此，《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一部属于实证社会学性质的著作。不过，贝尔还是在书的最后部分作出了一些预测。在考查了青年左翼知识分子一再地表现出来的对意识形态的渴望之后，贝尔指出，新的启示、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证明将来自于第三世界。他写道：

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是，正当旧的19世纪意识形态和思想争论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正在崛起的亚非国家却正在形成着新的意识形态以满足本国人民的不同需要。这些意识形态是工业化、现代化、泛阿拉伯主义、有色人种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明显差异中存在着20世纪后50年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19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普世性的、人道主义的，并且由知识分子来倡导和推行的意识形态。亚洲和非洲的大众意识形态则是地区性的、工具主义的，并且由政治领袖创造出来的意识形态。旧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为了达到社会平等和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新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则是为了发展经济和增强民族力量。^[8]

在1961年增补的结语的最后几页中，贝尔以一种忧虑的语气写下了这样几段话：

意识形态的终结结束了本书。从政治思想上讲，这是一部讨论一个时代的著作，一部由于社会的变化而使其论断易于被推翻的著作。但是，结束本书不是想要人们对它置之不理。现在，鉴于对过去不甚了了的某个“新左派”正在出现，这一点就显得更加重要啦……

在对待古巴和非洲新兴国家的态度上，思想成熟的意义和意识形态的终结将受到检验。因为在“新左派”中间，有人时刻准备着以一颗纯洁的心灵，去把“革命”作为暴行的托辞来接受……简言之，以某种可怖的激情，去抹掉最近四十年的教训。^[9]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贝尔对于20世纪后半世纪世界格局的基本发展有一个正确的估价。他看到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运动将在亚洲、非洲各地兴起，预见到了地区性的意识形态的兴起。他预见到这些新式的意识形态将同本地区、本民族的经济发展密切地结合起来。或者说，发展经济和增强本民族或本国的实力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主题。“经济建设”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题，而“革命”、“阶级斗争”等等意识形态将成为过去。这是由意识形态终结之后所带来的话题。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意识形态不仅没有终结，反而有日益激化的趋势。这种激化构成了冷战的另一个方面，即思想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精神斗争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