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数学的崇高
数学的崇高相对于力学的崇高而言更接近于对自然界的认识，因为它是对自然界大小的估量，力图从整体上把握无限的自然。康德首先对一般的“大”这种判断作了界定，指出它固然可以以对象的某个量的数学规定为前提，但本身并不真正是数学判断，而是审美判断，只是着眼于别人的同意，而不是着眼于对象的实际存在（对象实际的“大”总是相对的）。所以有些根本不能用数学作定量规定的对象（如精神事物、道德等）我们也可以评定为“大”。然而，虽然对事物的一切“大”的评量（不是测量）都属于审美判断，却并不都是崇高判断，崇高总是涉及“无限大”的对象，“与之相比一切别的东西都是小的”，[5]这就要求理性提供一个绝对整体的实在的（Reell）理念并唤起对某种超感性能力的情感。“因而必须被称之为崇高的，是由某种使反思判断力活动起来的表象所带来的精神情调，而不是那个客体”（§25）。[6]在“数学的崇高”中，康德所着力探讨的恰好是这种崇高与数学判断的区别，其次是它与一般对于“大”的审美判断的区别。他举例说，对一个并非无限的东西的“大”的评量，如对一个大金字塔，若能在适当距离上对它进行整体的把握和综观，这时可以说这金字塔美（如说它“雄伟”、“壮美”），但还不能说它崇高；只有当走得很近时，人的直观想像力已经完全无法整体地把握它了，这时才有“崇高”。当然，真正的、纯粹的崇高的例子只能到“粗糙的自然”里去找，而不能在人工制品或某个具体自然物身上找。因为只有在原始的大自然中，人们才根本无法从足够远的地方对它进行整体的把握。
那么，在这种崇高的评判中，什么是它的主观合目的性，又是什么使它成为崇高的普遍快感的标准呢？为此，康德探讨了其中的动力机制。他认为，想像力在表象“大”时，本来就有一种趋于“无限”的自然倾向，但在数学里，知性总是用一定量的概念来引导着大的表象。虽然想像力原则上说可以无限地为此提供“图型”，但事实上数学测量总是以某个客观目的为限，而不考虑也不鼓励想像力的这种推进到自己能力之极限的倾向；它甚至可以在十进位或四进位的基础上撇开想像力的感性统握（comprehensio aesthetica），而单凭数目概念中的逻辑的统握（comprehensio logica）使“逻辑的大小估量都无阻碍地进向无限”。[7]相反，在崇高的评判中，对于那些不再能被把握的对象的大也要求一个全体的感性统握（直观），即把无限当做一个“整体”来思考，这就涉及理性的一种超感性机能，即把对象不是仅仅看做无数的现象，而是看做“物自体”或“本体”，凭借该“本体”的理念去总和那个在现象中无限的“大”。“就连一种可以把超感性的直观的无限性思考为（在其理知的基底中）已被给予的能力，本身就超越了感性的一切尺度，并且是大到超过甚至与数学估量能力的一切比较的”。[8]在这里，想像力在评定一对象为崇高时和理性的理念相协调，因而“产生出一种内心情调，这种情调和确定的理念（实践的理念）对情感施加影响将会导致的那种内心情调是相称的和与之相贴近的”。[9]所以“真正的崇高必须只在判断者的内心中、而不是在自然客体中去寻找，对后者的评判是由判断者的这种情调引起的”。[10]无序的大自然本身无所谓崇高，它不过是促使人返诸内心的一个引子，在对它的欣赏评判中心意被无限地提高了，感到自己“有能力在别的（即实践的）意图中超越感性的局限性”。[11]这样，崇高就把在美那里借一个对象形式来显示自身这种绝对必要性排除了，它直接由主观情感的性质来规定（§26）。这就从“量”的契机进到了崇高的第二契机，即“质”，性质。
康德在§27中指出，崇高的愉快和美（优美）的愉快不同，它本身带有某种不愉快，就是说，崇高首先是由对于对象的“不合目的性”、不可把握的判断而引起的不愉快感；但由于这种不合目的性最后还是归于某种更高的合目的性、即理念的合规律性之下，又成为了一种愉快感。这两种对立情感的交替和不断助长形成心情的激动（Rührung），先使想像力感到自己无能，然后才意识到人心具有一种把握无限的超感性能力，从而由痛苦瞬间转为对自身的自豪和崇敬的快感。“所以自然中的崇高情感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使命的敬重，这种敬重我们通过某种偷换而向一个自然客体表示出来（用对于客体的敬重替换了对我们主体中人性理念的敬重），这就仿佛把我们诸认识能力的理性使命对于感性的最大能力的优越性向我们直观地呈现出来了。”[12]
但总的来说，“数学的崇高”虽然比美的鉴赏更直接触及到了人的理性理念的道德使命，但毕竟是通过某种“偷换”（Subreption），即通过某种心理上的移情或“自居作用”而在自然上直观到的，此时理性的理念还并不直接是实践性的，而是借助于“世界整体”这个思辨理性的调节性理念来体现的。只有“力学的崇高”才进一步显露了崇高快感本身的实践性和道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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