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与杜威的关系

四、社会与道德

与杜威相似，米德也十分关注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而且，在他那里，社会哲学和道德哲学是紧密相联的。米德把进化论观点引入他的社会哲学和道德哲学之中，强调无论社会制度或者道德规范都是不断进化的，没有一种始终能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绝对完善的社会制度，也没有一种永恒不变、尽善尽美的道德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演变，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也必然随之演变。在《自然权利和政治制度理论》(1910)一文中，他强调自然权利的社会性，认为自然权利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吸取其内容，社会关系中发生的种种变化在权利学说中有其反映，促使权利学说中的物质要求发生变化，没有任何权利是永恒不变的。他承认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在社会发展和道德进步中起重大作用，同时也强调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道德观念的演变而不断改变其内涵。他说：“进化观点对于哲学思想来说具有多种重要结果。关于进化观念的进化是其中一个并非最不重要的结果。我们不仅能够在思想史上追溯进化观念的进化，而且我们发现自己具有一种进化的意识。”^[134]

米德主张采用科学方法进行社会改革，他把一切社会改革方案都看作一些需要通过社会实践加以检验的科学假设。由于各种社会的情况千差万别，而且不断发展和变化，因此不可能有一种适用于一切社会改革的万应灵丹，不可能有一种尽善尽美能以不变应万变的社会改革方案。社会改革家应像科学家那样以科学态度对待社会改革，针对当时社会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提出能够取得实效的改革方案，并需要通过实践不断加以修正和补充。他说：一个科学家或社会改革家，“必须承认，每种方案至多只是一种能起作用的假设，也就是说，他知道进一步的研究将表明他原先对世界的陈述仅仅暂时是真实的，从更加丰富的知识的观点看来则必定是错误的，正如每个局部的真理相对于后来获得的更加丰富的知识而言必定是错误的一样”^[135]。他也承认社会发展有一定规律性，正如自然界的演变有它的规律性那样。他说：“我们假定人类社会受一些与其团结性相关的规律的支配，我们力图发现这些规律并加以利用。正如自然科学家假定整个世界受一些与其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相关的规律所支配。只要科学家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他就可能发现这些规律，并利用它们来进一步组织世界。”^[136]

与杜威相似，米德也往往从考察人性着手来考察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在他看来，在人的本性中，一方面，理智是人据以进行评价的基本因素，另方面，本能、冲动以及习惯等等非认识因素在人作出选择和追求道德价值中也起着重大作用。理智不能取代这些非认识因素，但能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使它们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他特别注意考察某些敌对性的本能，认为这种本能既在对待其他部落或者集团方面表现出敌对性、侵略性和残酷性，同时又在自己的部落和集团中起一种凝聚的作用。在反对外敌侵犯的战争中，人性中的这种敌对情绪正是爱国主义这种公民美德的基础，人们正是由于怀有对侵略者的敌对情绪而同仇敌忾地共同抵抗敌人的侵略。不过，这种敌对情绪也往往在社会内部引起人们之间的不和与纠纷，造成社会混乱。为了排除这种不幸的后果，需要使人们在共同利益的约束下团结起来，用共同的利益取代个人之间的敌对情绪。他说：“只有当我们的共同生活使个人把他是其中一部分的那个共同体的目标和目的看作他自己的目标或目的时，我们才能摆脱战争的机制。”^[137]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纠纷与战争，也不能单纯依靠国际协定、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法规加以解决，还要依靠国家与国家之间具有共同的利益。只有当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被共同利益的纽带连接在一起时，才能排除他们之间的敌对情绪，避免战争与维护和平。

与杜威相似，米德也特别强调教育在社会改造中的巨大作用，并在改进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实际工作。他认为当时美国的教育制度已落后，课程安排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改革课程安排，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自觉性，使课程内容适应社会需要。他强调教育的适用性，主张加强职业教育，以培养众多的具有实用技能的人材，满足国内工商业发展的需要。他积极参与杜威创办的芝加哥实验学校的教学活动，并经常为《学校评论》等杂志撰稿，发表许多关于教育理论的文章。